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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也是导致她最后几年一直处于孤独中的原因之一。“和别人约会让我很烦乱，因为我不知道，也无法预测那一天我的身体舒不舒服。”在一封信中，她袒露，她独自一人住在纽约的家中，甚至都不想要雇一位女佣。尽管如此，她的很多朋友还是试着给她找了一位女佣。但即便他们给她找的女佣十分值得信赖，既不懂英语也不懂意大利语，她也还是不想要。她之所以这么坚决，只是为了保守有关她工作的秘密。她也不想让别人看到在饱受疾病的折磨后，自己虚弱的一面。有一天，一位意大利记者说服了她，让她接待了自己。他带着一位年轻的同事前去拜访了她。他还记得在看到奥莉娅娜因疾病而变得瘦削的身体后，自己惊讶的神情。“门锁转动了两下后，这位身材瘦小的女士出现在了我们面前，她穿着没过膝盖的裙子、蓝色的毛衣和肉色的袜子。她的小脚和脚上穿的毛毡便鞋尤其令我印象深刻，因为它们让我想起了在托斯卡纳的乡下，那些年老妇女在中世纪的小镇相遇后，坐在家门外谈天说地时的情景。她用一根指头指着我，对我严肃地说道：‘出了这个屋子后，如果你跟别人说你来过这里，我会把你的头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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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妥协（法拉奇传） 23 愤怒与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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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rabbia e l’orgogl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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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年九月十一日，她当时正在自己纽约的家中。和往常一样，她在继续创作着自己的小说。突然，有种东西让她感到惊恐。时间就像静止了一般，空气也仿佛沉默了。她打开了电视，因为电视出了故障而没有声音，但是她可以看到屏幕上的人在独自讲述时的口形。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的其中一座在被飞机撞击后，此时正在燃烧着。当电视记者们正在向一名见证人提问时，第二架飞机撞击了另一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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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发生后，美国举国震惊。恐怖主义第一次把目标锁定在了美国，而且是以一种最为轰动的方式——两架被他们劫持的飞机撞击了纽约的标志性建筑物——摩天大楼，而第三架飞机落在了五角大楼的一侧，第四架被他们劫持的飞机正在飞向国会所在地的途中，由于机上乘客们的反抗，最后落入了一片树林中。基地组织以一种前所未有之势攻击了美国。奥莉娅娜当时就在世贸中心附近，距离不过几个街区。她给自己的一位警长朋友打电话，因为她想去看看现场的情况。“她请求我帮助她，她想进入已经被封锁了的世贸中心周围，到附近去看看。她试着获得一份官方许可证。她说自己是一位作家、一位战地记者，但她最后还是没能获准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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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不能到事发现场，她就只能不停地留意着电视里播放的双塔燃烧的镜头，尤其是为了逃生的人们，从着火的摩天大厦上纵身跳下，从几百米的空中垂直落下的画面。“上帝啊，我以为我看到的是一场战争。我觉得战争对我来说已经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了，我已经有所免疫，事实上也确实是这样。战争令我生气，让我感到愤怒，我一直觉得现实中再没有什么能够比战争更让我惊讶的事了。在战争中，我看到的总是人们被杀死。但是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人们自己去自杀——他们没有降落伞，却纵身从八十层、九十层、一百层的楼上往下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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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给她打电话以确认她是否安全。那些没有联系上她的，就会给她传一份电报。为了让他们放心，她给所有的人都回复了一遍，但是此刻她不想见任何人。因为她觉得对话着实是一件令人心烦的事。她给一位法国女性朋友写道：“尽管在战争中我已看到过太多恐怖的画面，但这件事还是让我十分震惊。我愤怒得就像是一头野兽那样。整座城市都变成了一座坟墓。纽约城里原来令人无法忍受的、如地狱般的嘈杂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冰冷的沉默。或者，还是说墓地里的那般沉默更好。这里的一切都不再正常运转了——桥梁、隧道、办公室。只有医院还开着，当然还有停尸房。”她觉得这座立体的、疯狂的城市遭受的痛苦，就像自己遭受了创伤一样——这里是她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家啊。一九六二年在《战争中的佩内洛普》中，她还赞颂过这里。在那部小说中——带着作家某些时候特有的先见之明——她几乎预测了这次谋杀。主人公和自己深爱的男人在晚上登上帝国大厦，他给她指着一个最低的点：“你能看到我们下面的那个平台吗？有一次从上面掠过一架飞机。”“噢，上帝啊！那这座大厦没被撞毁吗？”“没有，飞机被撞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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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天的时间，她都在家里转来转去，无法做任何事情。她知道自己应该继续工作，继续小说的创作。她病了，她所剩的时间不多了，如果她被当前的这次恐怖袭击分散了注意力，她将无法继续写作。最后，她无法平息自己，做了一件她之前从来不会做的事情：她拨通了意大利《晚邮报》的经理费鲁乔·博尔托利的电话。在电话中听完她的宣泄之后，他给她提了一个建议：“我们可以进行一次采访，你觉得这个提议怎么样？”奥莉娅娜接受了这个提议，但条件是必须由她亲自进行这次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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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重新开放了领空后，费鲁乔·博尔托利乘坐了一班最早飞往纽约的飞机。九月十五日，他到达了她的家中。他甚至都不需要对她做采访，因为奥莉娅娜在等待他的时候已经写好了采访内容、问题和答案。当他建议在社论下方加上她的名字时，奥莉娅娜同意了，但是提出了很多问题：她想知道这个采访会占据多大的版面，是不是在第一页，他们会为这篇文章配上哪张图片。她选择了一张背景为世贸中心的照片。她也自己定好了题目：《愤怒与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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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于九月二十九日发表在《晚邮报》的四张插页上。文中，她阐述了自己对意大利公众的观点，这产生了新的爆炸性效果。和她以前的文章一样，她在这次报道中所使用的语调还是那样热情。但不同的是，这一次更加庄重，几乎是一次训话。报道的主题就是这次纽约的恐怖袭击事件，她特别谴责了欧洲在面对宗教激进主义分子时所表现出来的怯懦。奥莉娅娜特别赞扬美国人在逆境中所表现出的团结一致和爱国主义精神，这种精神是她在意大利人中所感受不到的。文章最后以这句话结束：“我那时候想要说的我都已经说了。我的愤怒与骄傲支配着我，我未受外界污染的思想和年龄也同意我这么做。现在我需要重新开始我的工作，我再也不希望被别人打扰。一切都到此为止，就这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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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想继续投入到自己的小说创作中去，但事实上这次采访只是一个开始。她的文章所引发的冲击已足以启动一架机器了，她也将自己人生中最后几年的时间投入其中。报纸在几小时内售罄。采访一经发表，便引发了社会激烈争论。许多评论家在随后的几天内，陆陆续续地在《晚邮报》和其他的意大利报纸上回击她。不久之后，这场争论的战场也转移到了海外的主流报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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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月之后的十二月，奥莉娅娜在自己的一本书中插入了这篇文章，其题目也成了这本书的书名。她还在书中收录了之前她发表在日报上的关于太空问题的剪报。这本书一经出版便遭到哄抢，两周之内，仅在意大利销量就达七十万本，不久之后，这个数字就到了一百万。这本书还被翻译成十六种语言在全球发行。奥莉娅娜会亲自翻看每一个译本，有的时候她还会将翻译的句子扩展开来。总之，她密切关注着翻译的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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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控诉她“煽动种族和宗教仇恨”，为了反击这个控诉，她只能重新开始她的采访。多年之前，她曾经给一位国外同事写道：“做一名记者，对我来说，意味着做一个不听话的人；而做一个不听话的人，对我来说，又意味着站在了主流观点的对立面。要想站在其对立面，我就必须要讲述真相，因为真相往往站在主流观点的对立面。”宗教激进主义分子对她的威胁让她确信，她更应该毫无畏惧地，坚持说出自己所想的东西。多年前有人问她，从事记者职业时，她随身会带些什么。她是这样回答的：“我希望首先是勇气，因为勇气是我为数不多的美德之一，这一点没人能够否认。我为勇气所痴迷，不管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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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被卷入到争论之中，之后又写了另外两本书。这两本书都在二○○四年出版——一本为《理性的力量》，这本书聚焦于伊斯兰教和欧洲百多年历史的碰撞；另一本为《奥莉娅娜自我访谈录》，她称之为《启示录》——这两本书同《愤怒与骄傲》组成了三部曲。这些书是写给欧洲人的，她想要唤醒他们的意识，想要激励他们捍卫自己的地位和价值。她就像一位中世纪的布道士。事实上，她有自己另外的一种比喻，她把自己的评论和意大利历史学家加埃塔诺·萨尔韦米尼的讲话做对比。这位历史学家流亡到纽约，于一九三三年召开会议说服了美国人，让他们相信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正让美国处于极度的危险之中。那次讲话是于五月七日在位于纽约伊尔维广场宾馆举行的正义与自由反法西斯会议上发表的。奥莉娅娜将这份声明装裱，放在了自己的起居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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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争论占用了她大量的时间，为了查阅相关资料，她的书架上也堆满了新书。她带着类似病态的谨慎和细致去研究伊斯兰教和欧洲之间百年的渊源。就像是几个月前，她在研究十八世纪托斯卡纳的地籍册或者十九世纪美国公共马车的价格时一样。她看了所有伊斯兰领导人在电视上的访谈，阅读了所有相关的文件，从欧洲革命到伊斯兰会议条约无一不看；她也关注着在意大利由地方伊斯兰团体引发的争议和讨论。她对这个争论十分感兴趣，尽管疾病让她变得越来越瘦削，但她还是被那纯粹的感情引导着，将自己最后的力量投入到这次知识分子之间的争论之中。她在一封信中写道：“从头到脚，我就是一场灾难。我身体的所有零件，除了大脑，其余的都不再运转了。我觉得，就像红酒随着时间会愈加浓香一样，我的大脑也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更加灵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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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部曲中，她描述了自己的记者生涯里所经历的事情，而这些事是她在之前的文章中从未提及的。如在三部曲中，她讲述了她在库姆的情景：她去库姆采访霍梅尼时，为了不让自己和毛拉单独住在一个房间，她不得不和自己的司机签署了一份临时婚约的文件，这让毛拉很惊讶。她还讲述了巴基斯坦总理阿里·布托流泪的情景；在一次访谈结束后，他向她秘密讲述了自己在十三岁时和一个成年女性的强制婚姻。还有巴勒斯坦游击队员们对她开的那些令她毛骨悚然的玩笑：在一次进攻中，他们躲在一处防空掩体中，但是他们不想和她在一起，因为她是女人。于是他们强迫她自己单独待在一间棚屋中，后来她才发现这间棚屋其实是炸药的存放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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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更为私人的内容是有关移民问题的争论，这些移民在佛罗伦萨的古城中心当起了流动商贩。奥莉娅娜一直将自己的出生城市视为欧洲的文明中心，所以当她看它沦为一处低端货物的小市场时，她感到十分愤怒。“一九七八年，我记得十分清楚，他们占据了佛罗伦萨的古城中心。‘但他们是什么时候来的？！’有一天，我问共和国广场的一位烟草店老板这个问题时，他摊了一下手，深吸了一口气：‘唉！有一天早晨，当我打开店门的时候，他们就都在这里了。’”奥莉娅娜多次号召当地人民阻止佛罗伦萨成为示威游行的中心，因为这样会有损这座城市的美好形象。她就曾试着阻止在这里举办的探讨社会问题的论坛，因为这会吸引数以万计的游行示威者；或是试着移走一些索马里移民在市中心扎起的帐篷。这座城市的居民对这些行为的熟视无睹，使她向一位佛罗伦萨的朋友讲述了那令自己恶心的事：“你去因菲尔诺和普加托里奥的小胡同，或是博姆巴达的小胡同里看看，那里都已经变成露天公共厕所了，但是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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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确信，就像自己在三部曲中写的那样，“人们不能逃避战争，因为战争是生活的一部分”，于是她就去报道战争。尽管由于疾病，她已经变得十分虚弱了，但她还是很少休息。矛盾的是，尽管她很虚弱，但她的精神力量依旧存在，仿佛只有这种力量在支撑着她站起来。在经过了马拉松般的反复校订之后，她终于结束了《愤怒与骄傲》在美国的出版事宜。彼时，她在一封信中说道：“为了这本书的校订工作而特地来到纽约的那位出版商，年轻而又强壮，由于长时间辛苦的工作，他终于在结束前的最后一天晚上，晕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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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一直忙于写文章，写公开信，发表公开讲话。在意大利，她被右派奉为圣人，他们的报纸上也满是她的消息。似乎现在距离她在美国被当作共产党人对待的日子已经很远了，但她在一次访谈中说道：“我是以前人们口中的左派人士。实际上，我到今天都不知道这些愚蠢的词语代表什么意思——左派、右派，全都跟屎一样——但是有一点我很确定，那就是——自由对我来说尤为重要。”事实上，她捍卫自己的观点，特别是捍卫表达自己想法的权利。她一直相信，阻止一个人说话是法西斯的行径。“法西斯主义不是一种思想意识，是一种行为。”她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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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自己三部曲的写作和翻译之后，她重新开始创作那本有关她家族的小说，这个计划已经被推迟很久了。“为什么你从来不离开桌子，一直在更缓慢地驾驶着这条逆风航行的帆船前行？我十分害怕在没有结束小说之前就死去了。我是一名拖沓且太过苛求的作家。”即便癌细胞已经转移到眼睛，导致她看不清打字机的键盘，她还是接连数日地工作着。因为她明白，她已时日不多，所以更加疯狂地工作。一位女性朋友还记得她因为害怕不能完成这本书，就把自己关在家里再也没出来过。“她有时候会打电话给我，我问她：‘我们能见一面吗？’她回答说：‘不，我不能。我正在写作，我正在写作，不要让我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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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谁也无法进入她家中。一方面是因为她不想让别人打断她的工作，另一方面是因为她的坏脾气。“我不接电话，如果有人找我，我会责备他。”她给一位要她家庭电话号码的记者写道。现在，她给自己贴上了“性格中带有侵略性且难以相处的女人”的标签。尽管这样，每一次在她想起一幕荒唐的画面时，她都会觉得很受伤。几年前，她在一次采访中说：“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和爸爸一起看电视，电视上正在直播科斯坦佐采访安布罗吉·福格尔的片段。‘福格尔先生，你更希望和谁一块儿在你的帆船中环游世界？’‘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奥莉娅娜·法拉奇。’福格尔做好准备后回答道。‘为什么呢？’科斯坦佐继续问道。‘因为她勇敢。’福格尔说。‘但是法拉奇十分恐怖！你看她是多么的恐怖！’科斯坦佐评论道。听到这话后，爸爸十分愤怒，我也感到非常惊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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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否认自己确实有很多不足之处：“我太喜欢与人争吵了，我性格中带有侵略性，从来不会原谅他人，也不懂得如何去原谅。从来不！我也不懂得遗忘。从来不！这十分不好。有的时候，我还喜欢复仇以一雪前耻。我会那样做的。尽管我是以公开的方式进行，但这还是极其不好的：就像狗一样，在咬人之前，总是会先吠叫。”还有：“只有我想笑的时候我才会笑，只有我想说话的时候我才会说话，而且我在说话的时候只会说我的所思所想。”这是她第一次承认，她其实并不太喜欢自己，但是她说她尊敬自己：“即便我有这些缺陷和不足，但我确实还是一个正经规矩的人。这一点十分重要。我从来不会先开枪，从来不会。我总是会伸出援手帮助有需要的人，并且会是第一个伸出援手的人。如果别人攻击我，我会将他们杀死：是的。这样不人性。我没有什么要隐藏的，一点也没有。也没有什么能够让我感到羞耻，一点也没有。我从来没有出卖过自己，不管是精神上，还是肉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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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少认识像我这样坚毅的人。”在一次采访笔记中她这样写道。在她的文章中、她的书中和她的采访中，她总是这样描述，总是选择把自己描述成一个坚毅的女人。她像一名士兵一样成长，她向世界展示她刚强的一面，而拒绝展示她脆弱柔软的那一面。那些和她最为亲密的人也承认她内心其实十分复杂。“她是我见过最简单同时也是最复杂的人，最开放最透明同时也是最神秘的人。”对于她，妹妹保拉这样写道。她比其他所有的人都更恰当地解释了奥莉娅娜是如何在掩饰自己的同时表现自己的。她用了一个十分恰当的比喻：自己的这位世界闻名的姐姐是一本书，任何人都能翻阅，但不是所有人都能懂，因为这本书是用中文写成的。奥莉娅娜说话说得很多，看上去她似乎是一个外向的人。但事实上，她在自己的言语中将自己隐藏起来。她仅仅会向别人讲述她想说的那一部分，而她说的通常又都是同样的事。她为自己搭建了一面墙，阻挡了他人好奇的窥探。“我说得越多，实质的内容就越少。我用钥匙把真实的自己锁在了内心中。”她向一位美国的女采访家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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