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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音频的开始和结束处，她插入了自己最喜欢的音乐片段——《绿袖子》。“每个人都有自己最钟爱的一段音乐，这种音乐是任何其他的音乐所无法比拟的。它直达我们的内心，深植于我们的大脑中。对于我来说，这种音乐就是‘绿袖子’。我们所有人对《绿袖子》这段音乐都一无所知：是谁写的，什么时候写的，在哪里写的。一些人认为，这首歌是一首古老的爱尔兰催眠曲，但我觉得它就像是一首抒情诗，一首中世纪的抒情诗，一首创作于阿尔图国王时期的爱情歌曲。就像人们说的那样，它的甜蜜和它的忧郁的确能够让我对它毫无免疫力：‘我死后，请不要将时间浪费在我的葬礼上。即便将我扔在一棵橄榄树下，我也会心满意足。若你们在将我扔下的时候能够唱着《绿袖子》，那我更会感激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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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老并不会让她感到烦恼，因为她并不过分在意外表。“皱纹是我的奖牌，是我赢得的奖章。”她这样说道，“衰老是极其美丽的。因为，就像人们说的那样，衰老能让我们获得年轻时从未有过的自由——绝对的自由。”但是她也知道，留给她完成这部家庭小说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在结束音频书的录制后，她又重新回到纽约，再一次将自己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这部小说的创作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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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之前一样，当她沉浸在写作中时，其他的任何事情仿佛都不存在了：“我一大早便开始工作，一直到晚上六点或者七点，其间从不间断，不吃饭也不休息。我比以前抽更多的烟，一天大概要抽五十支。我晚上的睡眠质量很差。创作期间，我谁也不见，什么电话都不接，哪儿都不去。我甚至忽略了周末，忽略了任何节日，包括圣诞节、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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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这部小说时，她总是持续地追忆起有关她父母的点点滴滴，她的父母是她唯一感觉没有背叛她的人：“似乎所有的人都需要同某个人保持一种稳定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我也曾拥有过：我的爸爸和妈妈组建了一个家庭。在这个家庭里，我从未感受到压迫。他们不会以父母身份去逼迫我做些什么。这个家庭允许我自由地来来去去，允许我逃离。”她和父亲之间更多是冲突，因为他们两个人的脾气都十分暴躁；而和母亲之间更多的是坦诚相待，她们发自内心地善待对方。“我的爸爸在战争年代是一位英雄，但是在和平年代，他只是一个普通男人。相反，我的妈妈则是一个神话般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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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斯卡的性格十分温和。在这个时有争吵的家庭里，她始终能平息一切的争论，缓和所有的紧张气氛。她十分美丽。她比自己的丈夫还要高，为了不让他感到难堪，她从不穿高跟鞋。回忆起这一特殊的情节时，奥莉娅娜总是带着一丝微笑。在她的一生中，她始终都对母亲怀有一种由衷的尊敬。一九七三年，她变得举世闻名。在一次采访中她对一位美国记者说道：“我觉得对我来说，像我妈妈这样的女人在我的心里是无可取代的——一个具有天分，却无法表现出来的女人——但她却不得不做了家庭主妇。而她曾经的梦想是研究天文学，并四处旅行。”在她一生中，她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提起自己的母亲——一个才华横溢但是却因自己女性的身份而无从施展的女人，通常这种女人都会因为人生失意而变得蛮横无理，但托斯卡恰恰就是一个相反的例子。奥莉娅娜也一直将自己同这个例子对照，从未停止过。“不要告诉我：‘奥莉娅娜你美妙极了。’”她向一位采访她的同事抗议道，“我只是在做我的工作，而且我有义务去做好它。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好一些事情，每天都该如此。我的妈妈是一位绝妙的厨师，但是‘时间’不会因为她做了一次上等美味的烤肉而给她永不衰老的脸庞和精致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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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奥莉娅娜因工作奔走各处时，她会仅仅为了听一下托斯卡在听筒中的声音而想方设法地拨打越洋电话，即便在偏远的地区她也会这么做。听筒内，托斯卡的声音十分清楚：“你好！你在哪里？”她还会给托斯卡写包含大量奇闻逸事的信件，收到信后，母亲将会把这些信件大声念给别人听。托斯卡给奥莉娅娜写信的次数不多，她给在这个星球时刻找寻自己的女儿写道：“我这是第四次徒劳地给你写信，因为我往西贡写信，你却在印度，把信件寄往印度时，你却在西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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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所有的母亲一样，托斯卡也会特别嘱咐自己的女儿要注意身体健康：“我希望你一切都好，希望你不会有任何的危险。当然，我也知道，即便是遇到危险，你也从不逃避。”和母亲托斯卡之间的通信透露了奥莉娅娜内心脆弱的一面，而这一面是其他人从未见过的。只有对自己的母亲，奥莉娅娜才会说出自己的疲惫，露出自己已经被撕碎的神经。她同她讲述自己身体虚弱时期的情景——那时她甚至都无法从床上爬起来。她讲述自己的失眠、偏头痛、突如其来的感冒、恐怖的牙疼。但托斯卡对她的嘱咐是毫无用处的。即便她抽烟抽得少了，但是吃得却更多了。奥莉娅娜继续走着自己的路，诅咒着自己糟糕的命运，但不会改变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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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时，同母亲之间的关系也会加重她的负担，特别是在七十年代。当时她的记者活动非常频繁，她也逐渐成为一位全球明星。“请相信，不仅是你，我也总是会感到难过——你知道的，每当我离开时，看到你这么伤心，我总会感到难过。如果你能够明白，这就是我的人生，不可能改变，或者你试着站在我的位置上考虑一下，那对我来说可能会更加简单。我要疯了。”不管怎样，在她的地图上，卡索来总是她的一个固定的目的地：每一次奥莉娅娜乘坐飞机到达意大利后，她都会来到这里。她的飞行路线是错综复杂的。“如果需要去越南，那我就会从欧洲启程；如果需要去中国，我就会经过华沙，也就是说我还是要去欧洲。如果我既不能去这儿，又不能去那儿，那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我必定又会重新回到意大利。所以你看……从另一方面来说，我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将所有的东西都带到美国，因为那样的话，我辛辛苦苦所建立的一切都会坍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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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她的其他作品一样，这本家族小说也是以对话的形式展开的——同一个已经离世的人的对话。在《战争中的佩内洛普》中，她向阿尔弗雷德讲述了自己浪漫的梦想；在《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一封信》中，她倾诉的对象是自己失去的孩子们；在《男人》中，她诉说的对象是被强权杀死的阿莱克斯；在《印沙安拉》中，她讲述的对象是为了他自己而离开她的保罗。在这部小说中——虽然书中很少提及他们的姓名，但是他们正是小说的中心人物——倾诉对象则是爱德华多和托斯卡，而他们已永远地离开了人世。“我以与之前同样的方式挖掘出了录有我父母声音的音频和他们的相片，这些东西被埋在满是玫瑰香味的花坛中已经很多年了，而我曾经到处都能听到这样的声音，看到这样的身影。当我更多考虑的是孩子们而不是父母的时候，有一次我抱起爸爸，将他放在躺椅上，我感觉到他是如此的轻，如此的瘦小，如此的脆弱。当我看着他的头轻轻摇晃，放心地将双手缠在我的脖子上时，我感觉怀里抱着的是一个八十岁的孩子。时间让人衰老。年轻的时候，是他们抱着我，将我抱在怀里。那时候的他们强壮、美丽而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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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会通过几乎两个世纪的逸事来讲述父母的祖先们，现在这已经成为她的一个特点。通过真实发生的事件，重新串起所有的一切。法拉奇家族的祖先是基安蒂地区的分益佃农、劳动者和忠诚的天主教徒，祖父安东尼奥是这个家族的后辈——她对卡尔洛·法拉奇和卡特里娜·扎尼记忆尤深，她十分喜欢他们两人：他们一头红色的头发，外表俊美。他们不屈不挠——他们骑在教堂之上，辱骂教会，蔑视教堂；他们的一位祖先还曾经被当作异端教徒而被教会烧死在火刑柱上。伊德布兰达的嫁妆箱还存放在佛罗伦萨的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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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父亲的母系家族——费列里家族中，她尤其欣赏安娜斯塔西亚。安娜斯塔西亚十分美丽，充满冒险精神。她也是都灵一位贵族青年的爱人，他们两人唯一的女儿就是奥莉娅娜的祖母贾科莫。在家中，每当家人们谈起自己祖先的时候，总是不提及这位来自贵族的祖先的姓名，他们低声嘟囔说这位祖先可能十分有名，甚至就是国王本人。贾科莫在临死前将这个祖先的名字告诉了奥莉娅娜，但是让她发誓不能告诉任何人。奥莉娅娜一直忠守自己的这个誓言。就算是在她的小说中，这个祖先也只是个无名氏。只有在谈起家中的一张画像时，她才会微笑——当她独自一人时，她会时不时地会将画像拿出来，并对着它自言自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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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祖先们也有很多的冒险故事，母亲托斯卡·坎提尼源于坎提尼家族。在那里，坎提尼家族的后代——这些穷苦的人们总是同强权斗争并和拉乌那罗的后代——海员和冒险家们混在一起。特别能激发奥莉娅娜想象力的是弗朗西斯科·劳纳罗——一位爱好争吵的海员。他的妻子蒙特塞拉特·格里马尔迪是西班牙一位要人的私生女，因为亲眼目睹了自己的四个孩子死于海难的全过程，她精神崩溃，最后进了疯人院。“那对不幸的夫妇，不幸运也不幸福。他们的悲惨遭遇如重物一样压在我的心上，他们是我的内心不愿意接待的客人。每一次遇到不顺心的事时，我都会想：这是弗朗西斯科带来的厄运，这是蒙特塞拉特带来的厄运。他们两人的故事让我害怕。”她十分确信她的肿瘤就是从他们那里遗传来的，而这种肿瘤也伤害了家中众多的人。罪魁祸首应该是蒙特塞拉特，卡塔拉诺地区的祖先，他们随身携带着疾病，那里的方言称之为恶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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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计划从十七世纪开始写起，一直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以一九四四年（那时候奥莉娅娜还是个孩子），法拉奇家的房子被炸而收尾：“最后的一幕描述了一次巨大的灾难：房子燃着熊熊烈火，一切都淹没在火焰之中。”不幸的是，奥莉娅娜在完成这部小说之前就去世了。小说在写到一八八九年的情景时就中断了，而这一年，祖父安东尼奥·法拉奇和祖母贾科莫举行了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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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妥协（法拉奇传） 22 伟大的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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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 grande silenz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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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里，奥莉娅娜几乎再也没有离开过纽约，因为她需要专心投入到小说的创作中去。写作时，她不希望有任何令她分心的事情。她现在已经六十多岁了，她也确信肿瘤在不久后会复发，所以她无法忍受自己白白地浪费时间。此外，她喜欢自己一个人待着。对她来说，只有在一个人时，她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我是在孤独学院毕业的。”有一天，她曾这么说道，“我爱孤独。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从来都不会感到厌烦，但当我和其他人在一块儿的时候，我反倒经常感到厌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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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几乎全部时间都将自己关在纽约的家中。她在纽约的家位于六十一大道，是一座美丽的、有些年头的三层小建筑。这座建筑是她用自己作品的著作权版税购得的，因此她对这座建筑感到十分骄傲。她说——用古老的托斯卡纳话来说——为了购买它，她几乎被剥去了一层皮。不论在家中的哪个地方，人们都能看到各种书籍的踪影。对于这些书，奥莉娅娜有一种绝对的热爱，这种热爱几乎是来自骨子里。一直以来，她始终痴迷于那些有些年头的书籍。她收集各种作品的原版书，如莎士比亚的作品，经典的希腊和拉丁书籍以及伏尔泰等伟大思想家的作品。在每个她定期去的城市里，都有一些古籍书商，他们为她提供古籍，也都与她熟识。她会在书架间度过好几个小时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每当有新发现时，她都激动不已。“我不知道自己该如何适应待在一间没有书的房间里的日子。在一间没有书的房间里，我感觉就像待在了一座空荡荡的屋子里。在我的家里，没有一间房间里是没有书的：不管是在佛罗伦萨的家中还是在纽约的家中。我的书甚至还放在厨房里、走廊里，当然还有起居室里。在我的卧室里，书架占据了我床前的整面墙壁。这样，我在睡觉前和起床后就都能看到它们，就像我小时候那样。我爱书爱到骨子里，它们对我来说是弥足珍贵的东西。我喜欢看着它们，触摸它们，将手轻轻地从它们身上掠过。我永远不可能将它们扔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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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几年里，她用自己从意大利运来的家具和旅行中收获的物件来装饰自己的家。旅行中收获的这些物件在各个房间堆积，尽管看上去乱糟糟的，但是令她十分愉悦，房间装得满满的，的确需要好好打扫一番了。在墙上，她挂着东方的印刷品和各种类型的画作。“我对画作毫无免疫力，这是我的一种病症。有的时候，我会为了一幅画作花很多的钱。从俄国的东正教圣像到海地的原始画作，这其中无一不是花高价买来的。”她在一封信中这样写道。她喜欢有历史的家具、法贝热彩蛋、彩色的灯饰、军用地图。尽管只有很少的人才有她的直接联系方式，她还是在各个楼层都安装了电话。若有人打电话给她，首先接过电话的必然是她在纽约的里佐利办公室的女秘书，而这个女秘书的任务就是回答所有的人：“奥莉娅娜·法拉奇不在，她目前在中国。”在家中，她彩色的便利贴贴得到处都是——小说手稿上、小玩意儿上、墙上。在家中的门铃上，她也会经常贴着一张带有“你们走吧”字样的字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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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脾气不但没有变好，反而越来越糟糕，久而久之，甚至变成了一种妄想症。她和所有的人争吵：她在常去的餐厅里，和坐在自己旁边桌子上大声说话的人争吵；和把垃圾放在走道上的邻居争吵；和把乘客送到附近后，坐在车上边听收音机边等客人的司机争吵。有的时候，她甚至会从家中怒吼着冲出来制止他们。她隔段时间便会和自己在意大利的出版商争吵，也经常同国外的出版商争吵。纽约里佐利办公室给她安排的女秘书都被她以疯狂的节奏更换掉，每一次她都用各种可怕的借口将其赶走。要出版她的图书的意大利出版商给她发的邮件每一次都被退回。有的出版商，如果想要继续同奥莉娅娜合作，在邮件上甚至要使用假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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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邮报》的经理催促她交稿时，她愤怒了：“你们所有的人都一样，你们最后就是想要这个，我看透你们了。”她再也不想为报社工作了。她认为自己是一名作家，这样就足够了。那本伟大的有关她家族的小说是她的最后一部作品。在她看来，为这部作品所倾注的所有精力和努力都是值得的，即便她牺牲了所有的休息时间，她也丝毫不会抱怨。有一天她说：“写作会偷走你一生的时间。要是我在写一本书的话，我睡觉的时候都会带着这本书。我们一块儿睡觉，我还会梦到它。我在梦中还会看到打字机的键盘，看到我正在写的章节，看到我之前没有组织好的情节。我既不是疯子也不是一个受虐狂，每写完一本书，我都会对自己发誓：‘这是最后一本了，我再也不写了。’然后我就会陷入类似强直性昏厥的状态中，这种状态会持续三四年，甚至五年。对于出版商们和读者们的抗议——‘什么时候出新书，什么时候’——我也是充耳不闻。我一动不动，就像是冬天在积雪下面冬眠的乌龟一样。我再也不会写作。但是，积雪总是会消融，冬天也总会结束，而那时我就会苏醒过来，忘记我当初的誓言，重新如痴如狂地投入另一本书的创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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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一直用一台奥利维蒂打字机工作，即便是在出现了电脑之后。她狂热地工作时，因使用打印机而在身上留下不少痕迹。“脚夫们的手掌上都会生出老茧，我在指尖上也有。我喜欢它们。它们十分坚硬，十分美丽。即便用针去扎这些老茧，我也不会有什么感觉。”当她敲击键盘的时候，她需要听到敲击时所发出的那种噪声。她的键盘由于使用时间太长，已经有了破损；她还经常将点燃的香烟靠在打字机的边上，导致打字机上布满了烧灼的痕迹。随着时间的推移，购买条带，进行机器维护等已变得越发困难，但她也从来没有更换打字机的型号。一位男性朋友还记得：“有一天夜里，她给我打电话，断断续续地说：‘我这里来了一个傻子，一个白痴……他无法给我修理打字机。现在我怎么做？都结束了，我不会使用任何别的打字机。’幸好我这里有一台一模一样的打字机。她说：‘你真是一个天才。你帮我解决了所有的问题。上帝啊，你是多么善良……’第二天一大早，我就给她送去了打字机。回到家中刚半个小时，她又给我打来电话，带着一种灾难般的语调：‘你的打字机按键上没有凹槽。我几乎要哭了。你要明白，我不适应。我再也没法写作了……’而那一次我的态度十分强硬：‘你自己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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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时，她喜欢用笨重的深色眼镜和硕大的帽子来遮住自己的脸。她希望自己能安静地独处，也后悔以前过多地将自己暴露在公众面前。“一位作家应该永远不让他的读者看到自己的样子。他应该将自己藏起来，不让别人从近处看到自己。但问题是，我发现这一点的时候已经太晚了，那时候路上的行人都已经认识我了，他们在路上将我拦住——这种行为也让我十分焦虑和苦闷。多年前，当我同意摄影师将我的照片放在我作品封面上的时候，我就应该想到这一点了。如果能回到过去，我绝对不会同意他那么做的。”她和成功之间有着一种矛盾关系。她喜欢成功，因为成功带给她机会，让她接触到无数的人；但同时她又感觉成功对于她来说像是囚笼：“我从来没有追求过成功。是成功一直尾随着我”。 多年之前，她就开始拒绝阅读任何给自己的来信，她收到过太多的来信。“我收到了成百上千的信件，您大概对这个数字没有什么概念。”一九七九年时，她这样对一位美国记者说道，“我甚至都无法将它们一一拆开，更无法阅读它们。我的一位女博士还是学生朋友对我说：‘好吧，我把这些信件读给你听。’但是她很快就投降了，她对我说：‘我做不到，它们实在是太多了。’”那些年里，世界各地的人们都会给她写信：喜欢她作品的读者们、为了自己的事业而寻求她支持的委员会、邀请她演讲的教育机构和想要让她去上课的大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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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的私人文件中，还有一封美国院校邀请她去讲课的信件。她在回复的时候表示了自己的歉意，因为当她回复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两年半的时间。还有霍华德·戈特利布，他建议在波士顿大学以她的名字命名一份奖学金，她也没有立刻回复他，但这次是由于另外一种原因。“我当时觉得这个男人是在逗我玩儿，所以我没有回复他的来信。但是他后来又给我写了一封信，问我收没收到第一封信。于是我就给他打电话，问他是不是真的想要设立一份‘奥莉娅娜·法拉奇收藏奖学金’。他回答说是。我当时感到十分尴尬。”一九七七年，芝加哥哥伦比亚大学联系她，想要授予她名誉文学博士学位。但不幸的是，他们的来信也受到了同样的待遇。那些年里，她正在写《男人》这部作品，当她打开学院的来信时，已经过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当时我正在准备晚饭——我喜欢做饭，这让我感到放松。哥伦比亚大学的这封来信到达后，我几乎是心不在焉地打开了它。我望向窗外，把正在花园中修剪玫瑰的父亲喊到身边。我跟他说：‘看，爸爸，他们想要在美国给我一个毕业证书，让我穿上长袍，戴上博士帽。’我的父亲抬起头：‘他们做得很好。’然后他就回去修剪自己的玫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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