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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争论占用了她大量的时间，为了查阅相关资料，她的书架上也堆满了新书。她带着类似病态的谨慎和细致去研究伊斯兰教和欧洲之间百年的渊源。就像是几个月前，她在研究十八世纪托斯卡纳的地籍册或者十九世纪美国公共马车的价格时一样。她看了所有伊斯兰领导人在电视上的访谈，阅读了所有相关的文件，从欧洲革命到伊斯兰会议条约无一不看；她也关注着在意大利由地方伊斯兰团体引发的争议和讨论。她对这个争论十分感兴趣，尽管疾病让她变得越来越瘦削，但她还是被那纯粹的感情引导着，将自己最后的力量投入到这次知识分子之间的争论之中。她在一封信中写道：“从头到脚，我就是一场灾难。我身体的所有零件，除了大脑，其余的都不再运转了。我觉得，就像红酒随着时间会愈加浓香一样，我的大脑也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更加灵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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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部曲中，她描述了自己的记者生涯里所经历的事情，而这些事是她在之前的文章中从未提及的。如在三部曲中，她讲述了她在库姆的情景：她去库姆采访霍梅尼时，为了不让自己和毛拉单独住在一个房间，她不得不和自己的司机签署了一份临时婚约的文件，这让毛拉很惊讶。她还讲述了巴基斯坦总理阿里·布托流泪的情景；在一次访谈结束后，他向她秘密讲述了自己在十三岁时和一个成年女性的强制婚姻。还有巴勒斯坦游击队员们对她开的那些令她毛骨悚然的玩笑：在一次进攻中，他们躲在一处防空掩体中，但是他们不想和她在一起，因为她是女人。于是他们强迫她自己单独待在一间棚屋中，后来她才发现这间棚屋其实是炸药的存放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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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更为私人的内容是有关移民问题的争论，这些移民在佛罗伦萨的古城中心当起了流动商贩。奥莉娅娜一直将自己的出生城市视为欧洲的文明中心，所以当她看它沦为一处低端货物的小市场时，她感到十分愤怒。“一九七八年，我记得十分清楚，他们占据了佛罗伦萨的古城中心。‘但他们是什么时候来的？！’有一天，我问共和国广场的一位烟草店老板这个问题时，他摊了一下手，深吸了一口气：‘唉！有一天早晨，当我打开店门的时候，他们就都在这里了。’”奥莉娅娜多次号召当地人民阻止佛罗伦萨成为示威游行的中心，因为这样会有损这座城市的美好形象。她就曾试着阻止在这里举办的探讨社会问题的论坛，因为这会吸引数以万计的游行示威者；或是试着移走一些索马里移民在市中心扎起的帐篷。这座城市的居民对这些行为的熟视无睹，使她向一位佛罗伦萨的朋友讲述了那令自己恶心的事：“你去因菲尔诺和普加托里奥的小胡同，或是博姆巴达的小胡同里看看，那里都已经变成露天公共厕所了，但是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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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确信，就像自己在三部曲中写的那样，“人们不能逃避战争，因为战争是生活的一部分”，于是她就去报道战争。尽管由于疾病，她已经变得十分虚弱了，但她还是很少休息。矛盾的是，尽管她很虚弱，但她的精神力量依旧存在，仿佛只有这种力量在支撑着她站起来。在经过了马拉松般的反复校订之后，她终于结束了《愤怒与骄傲》在美国的出版事宜。彼时，她在一封信中说道：“为了这本书的校订工作而特地来到纽约的那位出版商，年轻而又强壮，由于长时间辛苦的工作，他终于在结束前的最后一天晚上，晕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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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一直忙于写文章，写公开信，发表公开讲话。在意大利，她被右派奉为圣人，他们的报纸上也满是她的消息。似乎现在距离她在美国被当作共产党人对待的日子已经很远了，但她在一次访谈中说道：“我是以前人们口中的左派人士。实际上，我到今天都不知道这些愚蠢的词语代表什么意思——左派、右派，全都跟屎一样——但是有一点我很确定，那就是——自由对我来说尤为重要。”事实上，她捍卫自己的观点，特别是捍卫表达自己想法的权利。她一直相信，阻止一个人说话是法西斯的行径。“法西斯主义不是一种思想意识，是一种行为。”她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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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自己三部曲的写作和翻译之后，她重新开始创作那本有关她家族的小说，这个计划已经被推迟很久了。“为什么你从来不离开桌子，一直在更缓慢地驾驶着这条逆风航行的帆船前行？我十分害怕在没有结束小说之前就死去了。我是一名拖沓且太过苛求的作家。”即便癌细胞已经转移到眼睛，导致她看不清打字机的键盘，她还是接连数日地工作着。因为她明白，她已时日不多，所以更加疯狂地工作。一位女性朋友还记得她因为害怕不能完成这本书，就把自己关在家里再也没出来过。“她有时候会打电话给我，我问她：‘我们能见一面吗？’她回答说：‘不，我不能。我正在写作，我正在写作，不要让我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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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谁也无法进入她家中。一方面是因为她不想让别人打断她的工作，另一方面是因为她的坏脾气。“我不接电话，如果有人找我，我会责备他。”她给一位要她家庭电话号码的记者写道。现在，她给自己贴上了“性格中带有侵略性且难以相处的女人”的标签。尽管这样，每一次在她想起一幕荒唐的画面时，她都会觉得很受伤。几年前，她在一次采访中说：“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和爸爸一起看电视，电视上正在直播科斯坦佐采访安布罗吉·福格尔的片段。‘福格尔先生，你更希望和谁一块儿在你的帆船中环游世界？’‘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奥莉娅娜·法拉奇。’福格尔做好准备后回答道。‘为什么呢？’科斯坦佐继续问道。‘因为她勇敢。’福格尔说。‘但是法拉奇十分恐怖！你看她是多么的恐怖！’科斯坦佐评论道。听到这话后，爸爸十分愤怒，我也感到非常惊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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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否认自己确实有很多不足之处：“我太喜欢与人争吵了，我性格中带有侵略性，从来不会原谅他人，也不懂得如何去原谅。从来不！我也不懂得遗忘。从来不！这十分不好。有的时候，我还喜欢复仇以一雪前耻。我会那样做的。尽管我是以公开的方式进行，但这还是极其不好的：就像狗一样，在咬人之前，总是会先吠叫。”还有：“只有我想笑的时候我才会笑，只有我想说话的时候我才会说话，而且我在说话的时候只会说我的所思所想。”这是她第一次承认，她其实并不太喜欢自己，但是她说她尊敬自己：“即便我有这些缺陷和不足，但我确实还是一个正经规矩的人。这一点十分重要。我从来不会先开枪，从来不会。我总是会伸出援手帮助有需要的人，并且会是第一个伸出援手的人。如果别人攻击我，我会将他们杀死：是的。这样不人性。我没有什么要隐藏的，一点也没有。也没有什么能够让我感到羞耻，一点也没有。我从来没有出卖过自己，不管是精神上，还是肉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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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少认识像我这样坚毅的人。”在一次采访笔记中她这样写道。在她的文章中、她的书中和她的采访中，她总是这样描述，总是选择把自己描述成一个坚毅的女人。她像一名士兵一样成长，她向世界展示她刚强的一面，而拒绝展示她脆弱柔软的那一面。那些和她最为亲密的人也承认她内心其实十分复杂。“她是我见过最简单同时也是最复杂的人，最开放最透明同时也是最神秘的人。”对于她，妹妹保拉这样写道。她比其他所有的人都更恰当地解释了奥莉娅娜是如何在掩饰自己的同时表现自己的。她用了一个十分恰当的比喻：自己的这位世界闻名的姐姐是一本书，任何人都能翻阅，但不是所有人都能懂，因为这本书是用中文写成的。奥莉娅娜说话说得很多，看上去她似乎是一个外向的人。但事实上，她在自己的言语中将自己隐藏起来。她仅仅会向别人讲述她想说的那一部分，而她说的通常又都是同样的事。她为自己搭建了一面墙，阻挡了他人好奇的窥探。“我说得越多，实质的内容就越少。我用钥匙把真实的自己锁在了内心中。”她向一位美国的女采访家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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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的报纸，有时，甚至连意大利的讽刺漫画，都会给她贴上“性情暴躁、难以相处”的标签。这或许并不是偶然，就像在她死后她的一位同事注意到的那样：“不管在她生前还是死后，人们予以她的赞扬也和他们予以记者界的其他‘伟人’们的赞扬不同。对于奥莉娅娜，除了她的性格，人们还赞扬她的特殊性，她的个性，她的无可预测性。但是没有人，就算是她最公开的推崇者，也都没有承认她在行业里的权威性。她明白这一点，这也让她感到十分难受。奥莉娅娜是意大利记者界最具有英雄气概的人，她勇于揭露真相。她闻名于世，《华盛顿邮报》还曾经请求她为他们在美国做独家报道。但在意大利，她被描述成一个疯子，一个不能适应现实生活的人，在最后的几年里，她还被描绘成一个卖身投靠了右派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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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莉娅娜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接受世界上最著名的意大利记者竟然是女人的事实。“几年前，他们授予我一份奖励，但是我没法亲自去领取，因为我那时在孟加拉国报道战争。因此，我委托一位男性同事替我去领取这份奖励。当他站起身来准备走向领奖台时，一个刻毒女人的声音响起：‘我就说过，法拉奇是个男人！’但是当我知道这件事的时候，我并没有笑出来。相反，我感觉自己受到了冒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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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年里，她的眼里就只有小说了。她几乎不出门。她写作，重新阅读，然后再继续修改；晚上她就打电话给朋友，如果因为弄错时间，这个朋友刚好在意大利，那她就会将他吵醒。大主教里诺·费斯切拉是为数不多的能够直接拨通她电话的人之一。那时他是莱特神学院的校长。他们之间于一次偶然的情况下见面，认识不久后便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二○○五年六月，在读了一篇费斯切拉为她辩护的文章之后，她主动联系了他。“您让我感动。”她开门见山地写道。和之前一样，一旦有人打动了她，她就会立即做好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友谊。“这就是我了，我的眼睛几乎已经半瞎，我也瘦得像根木棍儿了，但是我还活着。”她跟他分享自己的一切想法，特别是关于忠诚的观点，他们的联系也变得频繁起来。奥莉娅娜并不向他掩饰自己消极的一面，这也是由疾病带来的：“我也有十分消沉、十分低落的时侯，这是真的。特别是晚上，我睡不着，呆呆地待在那里，回想着我应该做但却没有做的事情，回想着我应该拥有，但却没得到的东西的时候。”她跟他谈论自己没有完成的小说：“那本书还原封不动地放在四楼蓝色房间的大抽屉里。九月十一日，伊斯兰教发生的意外，也是我的意外。”她邀请他到自己的家中找她：“这个家让人温暖，令人快乐。可能有点过时，但是对于我这种不追求潮流的人来说刚好合适。这个家也有一个优势，那就是能够确保我的隐私。事实上，没有人知道我住在哪里，连邮差都经常将信件寄错。附近的邻居也没人知道我是谁，我也没有向他们中的任何人寻求过帮助，他们也都没来找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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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欣赏费斯切拉的慷慨、乐观和修养。她同他交流得越多，就越觉得梵蒂冈的建筑看起来就像是“未开化时代里的文明绿洲”。她惊讶地发现在那个神权至上的小国中，人们还保留着以前的生活方式和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传统仪式，这些都打动了她。她自称是一位“基督教无神论者”，因为她欣赏基督教的文化，并且所有对她意义重大的事物指引她走向那个宗教。“在我长大的地方，有教堂、修道院，有基督、圣母、圣父。我来到这个世上后，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就是教堂的钟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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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总是十分自豪，自己是伴着圣玛利亚德菲奥莱大教堂——佛罗伦萨的主教堂——的钟声而出生的，这个细节也在她的作品和采访中反复出现。另外，她也承认，基督传来的音信吸引着她。“基督教确实是一种召唤，一个人们同自身的赌博。”但是在忠诚上，她一直坚持着自己的观点。在她看来，在自己生命最后的时光里，改变这些观点是一种懦弱的行为。“生存十分困难，死亡总是一种遗憾，存在上帝的这个概念帮助着人们去面对这两件事，并且也可以给出一种无穷的安慰：这一点我十分明白。事实上，我嫉妒相信上帝的人，有的时候我真的是十分嫉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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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费斯切拉的帮助下，她得以和教皇本笃十六世见面，对于这位教皇，她一直怀有崇高的敬意。“我敬慕拉辛格，不仅仅因为他是一个有教养有文化的人，也是因为他是一个有担当的人。能同时拥有这两种优点的，世上也仅此一人。比如，他坚决反对美国的恋童癖教士，立场十分坚定；他也是唯一的一个捍卫西方国家的人。事实上，我喜欢他的一切，包括他的脸和他滑稽的口音——他听上去就像是一个慈祥的老奶奶，但实际上他已经随时做好出击的准备了。”长久以来，她都在读他的讲话稿和书籍，也梦想有一天能够同他见面。但她从来没有想过要对他进行一次采访，因为那太累了。她想的就是一次私人的会面。在一封信中，她向一位朋友袒露：“要想采访拉辛格，我们至少需要获得十个哲学类的学位证书和十一个神学学位证书。除了这些，我们还必须做漫长而细致的研究。所以我只是想和他进行一次私人的会面，我仅仅是想要向他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和我对他的喜爱，然后告诉他，他让我感觉不再那么孤单。这样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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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年八月二十七日，她终于和本笃十六世在教会夏季的避暑胜地——冈多菲堡见面了。这里被笼罩在一片神秘中，也被精心布置了一番。出于安全考虑，特别是出于身体的原因，奥莉娅娜几乎不再旅行。她写信给费斯切拉：“我可能会提前几天到，因为旅行会消耗我的精力。这八个月以来，也就是说从我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起，除了去离我的房子五个街区远的医院外，我哪儿都不去。即便这样，每次从医院回到家中的时候，我的身体还是会摇摇晃晃地站不稳，就像是一根枯萎的小草。在八个小时的飞行之后，我将至少需要四十八个小时来让自己恢复。这个时间其实还是太少了。但幸运的是，我从来都不是一个慵懒的人，我是一头凶猛的野兽，我可以忍受苦痛和遵循斯多葛主义而导致的身体上的痛苦。在医院，他们都称我为‘苦行者’。”他们见面的这则消息在三天之后才被传了出去，之后便登上了意大利各大报纸的版面。这位女作家已经成为伊斯兰论争的对手，她是一位无神论者、一位精神向导，教皇则是仁爱宗教的对手；各大报纸对这则消息所持的态度迥然不同，有的报纸的标题则流露出惊讶之情，而有的则直接引起争议。至于这次会谈的内容，则没有透露出任何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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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她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准备自己的后事上：她将自己的小说尽可能地往后写，并且交代了关于她死后书籍出版的准确安排事宜。对于《一顶装满樱桃的帽子》这个题目，她坚持里面的樱桃这个单词不加字母“i”（译者注：樱桃，意大利语为ciliege，不加i，即为clege），因为在托斯卡纳的家中，母亲用来装自家做的果酱的瓶瓶罐罐上就是这么写的。她也安排好了财产的继承问题，在遗嘱中，她指定自己的外甥爱德华多为继承人。她将自己收藏的古籍赠予莱特神学院——费斯切拉是这里的校长。她对自己的葬礼也做好了安排，她想以私人的方式举办一个世俗的葬礼。至于埋葬地点，她想被埋在靠近她父母安息之处的位置，即安葬在阿洛里的新教会福音派公墓里。这座公墓是热爱佛罗伦萨的外国人的公墓，位于城市外的一个山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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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将一切细节都安排好。她想要负责葬礼的人给她穿上指定的衣服，在她胸前别上一枚拿破仑时期的胸针。从年轻的时候起，一旦她要采访国家领导人的时候，她就会戴着那枚胸针。“这么做是为了让他们感到畏惧。”她这样说道，露出一丝狡黠的笑容。她特别地重复说，她想要在佛罗伦萨死去，在一间透过窗户能够看到布鲁内莱斯基大穹顶和乔托钟楼的房间里。她梦想着教堂的钟声能够为她送别。因为她喜欢钟声，喜欢听欢快的钟鸣在空中徐徐回荡。在给费斯切拉的信中，她写道：“我爱复活节的钟声。如果我是一位国王，我会下令每天都鸣钟庆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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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都没有弄清楚死亡。我不理解那些一直说死亡是正常的，死亡是符合逻辑的人。所有的一切都会结束，因此我也会结束。我总是觉得死亡是不正确的，死亡是不符合逻辑的，从我们生下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就不应该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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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年九月四日，飞机在一大早便降落在了佛罗伦萨。在飞行的过程中，陪同她的人都来到她的周围，但奥莉娅娜已经没有力量支撑自己从座位上站起来了。她慢慢地转过头，透过舷窗望着外面。她的眼皮跳动着。最近的一段时间里，她的视线模糊，总是感觉自己的眼前蒙着一层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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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看到飞机跑道上驶过一辆救护车。她还记得那辆吉普，因为多年之前在西贡的机场，她曾看到它在军用货仓和沙包之间来回穿梭着。她害怕飞行，一直以来都害怕。她也害怕死亡。但是面对危险，她从来没有退缩过。她听到飞机的舱门打开，她准备出去。她又要去参加战争了，但这却是最后一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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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十四日晚，她在佛罗伦萨圣基娅拉医院的一间病房内与世长辞。从房间的窗中，可以看到整座城市。当她的棺材被抬出这座建筑的时候，主教堂则敲响了节日般的钟声——为她送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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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妥协（法拉奇传） 出处和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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