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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年里，她的眼里就只有小说了。她几乎不出门。她写作，重新阅读，然后再继续修改；晚上她就打电话给朋友，如果因为弄错时间，这个朋友刚好在意大利，那她就会将他吵醒。大主教里诺·费斯切拉是为数不多的能够直接拨通她电话的人之一。那时他是莱特神学院的校长。他们之间于一次偶然的情况下见面，认识不久后便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二○○五年六月，在读了一篇费斯切拉为她辩护的文章之后，她主动联系了他。“您让我感动。”她开门见山地写道。和之前一样，一旦有人打动了她，她就会立即做好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友谊。“这就是我了，我的眼睛几乎已经半瞎，我也瘦得像根木棍儿了，但是我还活着。”她跟他分享自己的一切想法，特别是关于忠诚的观点，他们的联系也变得频繁起来。奥莉娅娜并不向他掩饰自己消极的一面，这也是由疾病带来的：“我也有十分消沉、十分低落的时侯，这是真的。特别是晚上，我睡不着，呆呆地待在那里，回想着我应该做但却没有做的事情，回想着我应该拥有，但却没得到的东西的时候。”她跟他谈论自己没有完成的小说：“那本书还原封不动地放在四楼蓝色房间的大抽屉里。九月十一日，伊斯兰教发生的意外，也是我的意外。”她邀请他到自己的家中找她：“这个家让人温暖，令人快乐。可能有点过时，但是对于我这种不追求潮流的人来说刚好合适。这个家也有一个优势，那就是能够确保我的隐私。事实上，没有人知道我住在哪里，连邮差都经常将信件寄错。附近的邻居也没人知道我是谁，我也没有向他们中的任何人寻求过帮助，他们也都没来找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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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欣赏费斯切拉的慷慨、乐观和修养。她同他交流得越多，就越觉得梵蒂冈的建筑看起来就像是“未开化时代里的文明绿洲”。她惊讶地发现在那个神权至上的小国中，人们还保留着以前的生活方式和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传统仪式，这些都打动了她。她自称是一位“基督教无神论者”，因为她欣赏基督教的文化，并且所有对她意义重大的事物指引她走向那个宗教。“在我长大的地方，有教堂、修道院，有基督、圣母、圣父。我来到这个世上后，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就是教堂的钟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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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总是十分自豪，自己是伴着圣玛利亚德菲奥莱大教堂——佛罗伦萨的主教堂——的钟声而出生的，这个细节也在她的作品和采访中反复出现。另外，她也承认，基督传来的音信吸引着她。“基督教确实是一种召唤，一个人们同自身的赌博。”但是在忠诚上，她一直坚持着自己的观点。在她看来，在自己生命最后的时光里，改变这些观点是一种懦弱的行为。“生存十分困难，死亡总是一种遗憾，存在上帝的这个概念帮助着人们去面对这两件事，并且也可以给出一种无穷的安慰：这一点我十分明白。事实上，我嫉妒相信上帝的人，有的时候我真的是十分嫉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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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费斯切拉的帮助下，她得以和教皇本笃十六世见面，对于这位教皇，她一直怀有崇高的敬意。“我敬慕拉辛格，不仅仅因为他是一个有教养有文化的人，也是因为他是一个有担当的人。能同时拥有这两种优点的，世上也仅此一人。比如，他坚决反对美国的恋童癖教士，立场十分坚定；他也是唯一的一个捍卫西方国家的人。事实上，我喜欢他的一切，包括他的脸和他滑稽的口音——他听上去就像是一个慈祥的老奶奶，但实际上他已经随时做好出击的准备了。”长久以来，她都在读他的讲话稿和书籍，也梦想有一天能够同他见面。但她从来没有想过要对他进行一次采访，因为那太累了。她想的就是一次私人的会面。在一封信中，她向一位朋友袒露：“要想采访拉辛格，我们至少需要获得十个哲学类的学位证书和十一个神学学位证书。除了这些，我们还必须做漫长而细致的研究。所以我只是想和他进行一次私人的会面，我仅仅是想要向他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和我对他的喜爱，然后告诉他，他让我感觉不再那么孤单。这样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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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年八月二十七日，她终于和本笃十六世在教会夏季的避暑胜地——冈多菲堡见面了。这里被笼罩在一片神秘中，也被精心布置了一番。出于安全考虑，特别是出于身体的原因，奥莉娅娜几乎不再旅行。她写信给费斯切拉：“我可能会提前几天到，因为旅行会消耗我的精力。这八个月以来，也就是说从我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起，除了去离我的房子五个街区远的医院外，我哪儿都不去。即便这样，每次从医院回到家中的时候，我的身体还是会摇摇晃晃地站不稳，就像是一根枯萎的小草。在八个小时的飞行之后，我将至少需要四十八个小时来让自己恢复。这个时间其实还是太少了。但幸运的是，我从来都不是一个慵懒的人，我是一头凶猛的野兽，我可以忍受苦痛和遵循斯多葛主义而导致的身体上的痛苦。在医院，他们都称我为‘苦行者’。”他们见面的这则消息在三天之后才被传了出去，之后便登上了意大利各大报纸的版面。这位女作家已经成为伊斯兰论争的对手，她是一位无神论者、一位精神向导，教皇则是仁爱宗教的对手；各大报纸对这则消息所持的态度迥然不同，有的报纸的标题则流露出惊讶之情，而有的则直接引起争议。至于这次会谈的内容，则没有透露出任何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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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她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准备自己的后事上：她将自己的小说尽可能地往后写，并且交代了关于她死后书籍出版的准确安排事宜。对于《一顶装满樱桃的帽子》这个题目，她坚持里面的樱桃这个单词不加字母“i”（译者注：樱桃，意大利语为ciliege，不加i，即为clege），因为在托斯卡纳的家中，母亲用来装自家做的果酱的瓶瓶罐罐上就是这么写的。她也安排好了财产的继承问题，在遗嘱中，她指定自己的外甥爱德华多为继承人。她将自己收藏的古籍赠予莱特神学院——费斯切拉是这里的校长。她对自己的葬礼也做好了安排，她想以私人的方式举办一个世俗的葬礼。至于埋葬地点，她想被埋在靠近她父母安息之处的位置，即安葬在阿洛里的新教会福音派公墓里。这座公墓是热爱佛罗伦萨的外国人的公墓，位于城市外的一个山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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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将一切细节都安排好。她想要负责葬礼的人给她穿上指定的衣服，在她胸前别上一枚拿破仑时期的胸针。从年轻的时候起，一旦她要采访国家领导人的时候，她就会戴着那枚胸针。“这么做是为了让他们感到畏惧。”她这样说道，露出一丝狡黠的笑容。她特别地重复说，她想要在佛罗伦萨死去，在一间透过窗户能够看到布鲁内莱斯基大穹顶和乔托钟楼的房间里。她梦想着教堂的钟声能够为她送别。因为她喜欢钟声，喜欢听欢快的钟鸣在空中徐徐回荡。在给费斯切拉的信中，她写道：“我爱复活节的钟声。如果我是一位国王，我会下令每天都鸣钟庆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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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都没有弄清楚死亡。我不理解那些一直说死亡是正常的，死亡是符合逻辑的人。所有的一切都会结束，因此我也会结束。我总是觉得死亡是不正确的，死亡是不符合逻辑的，从我们生下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就不应该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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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年九月四日，飞机在一大早便降落在了佛罗伦萨。在飞行的过程中，陪同她的人都来到她的周围，但奥莉娅娜已经没有力量支撑自己从座位上站起来了。她慢慢地转过头，透过舷窗望着外面。她的眼皮跳动着。最近的一段时间里，她的视线模糊，总是感觉自己的眼前蒙着一层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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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看到飞机跑道上驶过一辆救护车。她还记得那辆吉普，因为多年之前在西贡的机场，她曾看到它在军用货仓和沙包之间来回穿梭着。她害怕飞行，一直以来都害怕。她也害怕死亡。但是面对危险，她从来没有退缩过。她听到飞机的舱门打开，她准备出去。她又要去参加战争了，但这却是最后一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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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十四日晚，她在佛罗伦萨圣基娅拉医院的一间病房内与世长辞。从房间的窗中，可以看到整座城市。当她的棺材被抬出这座建筑的时候，主教堂则敲响了节日般的钟声——为她送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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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妥协（法拉奇传） 出处和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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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没有授权，也永远不会授权我的个人传记。我跟你说过上千次了。我的律师总是会拦住那些想写一本我的个人传记，也就是我的生活和我的家庭史的人。你明白这些道理的。其中一个道理，是我不可能委托另外一个人去写我自己生命中的故事；另外，传记就像是翻译一样，是一种背叛，不管是出于好意还是恶意，它们总是错的；还有就是，我十分在意自己的隐私。”在九十年代，对一位想要写一本关于她的传记的美国学者，奥莉娅娜这样答复。很明显，她不同意这本书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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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刚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她几乎是在对我宣战，即便她已经不在现实这个世界上了。她拜访了我的夜晚，我从未想过会在这几年的时间里做那恐怖的噩梦，其中有一个梦反复出现。奥莉娅娜咒骂我，向我叫喊着，说我什么也不懂，然后向我展示她的日记。但是，当我靠近准备去阅读的时候，单词却褪色了，就像是沉入水中一样。白天，事情进展也并不顺利。从她私人文件中找出的材料证明，有的是空白的。很多人都不想见我，因为围绕在奥莉娅娜身边的满是争吵、嫉妒和怨恨。而那些愿意见我的人，也因为他们上了年纪，记忆变得模糊，说的话也常常自相矛盾。这个女人一生中有大量的时间都是在谈论自己，但关于她的记录还是出现了一段空白。我试着了解到，原来奥莉娅娜总是讲述着自己人生中某个特定的阶段发生的事，而将真正的自己藏在用语言构筑的高高的围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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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决定从她那众所周知的刚毅中摄取灵感。我低下头前行了数年，一步接着一步，对照着书信和见证者们的讲述，将各种信息相互穿插在一起，重新将那空档期构建出来。我应该紧紧抓住那些已经暴露出来的关于她人生的诸多秘密。我知道我应该在她的私人生活中寻找这种秘密，从她隐藏起的那部分之中。我推想出了一些她可能存在的弱点：卑微的出身，和母亲的关系，内心的脆弱和外部的侵略之间的自相矛盾，探讨事情时刨根问底的习惯，还有生活和作品之间的相互映射等。最终，在某个晚上，我做了一个十分美好的梦，梦中的她再也不是怒气冲冲的。或许她仅仅是太过虚弱，当然也因为年龄太大的缘故。我将她抱在自己的怀中，我感觉她几乎没有重量。我趴在她的一只耳朵旁边，低声对她说：奥莉娅娜，如果你发誓再也不对我叫喊了，我将会好好照顾你的。从那一刻起，我的写作才正式开始进行，后来事实也证明这次写作的速度快到令人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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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没有同她见过面，只能从她的作品中寻找她的身影。我阅读了所有奥莉娅娜已经发表的作品，她的文章、她的书。我反复地阅读，因为她的身影就在她写的作品里，读她写的，就仿佛是在读她本人一样。感谢她的继承人提供的大量的尚未出版的文件，我查阅了她的备忘录，也看了她的相册，阅读了她的诗集，还有她的通信集和笔记。我采访了很多人，从每个人那里都能获取些许片段，这些片段不管是被直接还是间接使用，都为文章的讲述作出了贡献。很多人都要求不要提及他们，我也听取了建议，尽可能少地使用人名，为的也是让对这个所有人都熟知的女人的生活，仅仅处于讲述她自身的层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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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能准确地选择素材，我没有采访任何一位意大利记者。关于奥莉娅娜和她的祖国记者界之间关系的讨论总是丰富且复杂的，光是这个论题，就足够写一本书了。每一个传记作者都会使用自己手头的材料，重新创造自己的人物。出现错误也是可能的，如果我在这里犯了错误，我想向发现错误的人和读者表示自己的歉意。我已尽可能地严肃、严密、审慎，适度地去书写：我尽可能地去发现真相且聆听真相。或许有一天，有人将做得比我更好。一些现在还未被发现的且我无法触及的材料，在未来终将被人们所知。当然，奥莉娅娜的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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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感谢爱德华多·佩拉齐，奥莉娅娜的继承人，还有他的妻子，亚历山德拉·里奇，他们给予了我信任；罗伯托·桑塔基亚拉，我的代理人，一直以来她都在支持我，鼓励我；保罗·扎尼诺尼，作为里佐利出版社的经理，他是这个项目的发起人；吉尔吉奥·博阿蒂，我的朋友，也是一位作家。当很晚的时候，在经过了几个小时的写作后，当我饥肠辘辘地到达他家中的时候，他总是用美味佳肴招待我，特别要提的是他十分细心地检查了这本传记中的所有内容。我还要特别感谢加布里埃拉·贾科梅拉和萨拉·加里内托，这两位非凡的合作伙伴分别帮我在美国和意大利进行调查研究，她们也成了我的朋友。我认为还要提一下丹尼埃拉·迪帕切，她是奥莉娅娜的助手也是朋友。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她坐在家中的沙发上，十分慷慨地接待了我：我也明白了奥莉娅娜和所有的人都争吵过，却从未和她争吵过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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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要感谢很多人，他们都曾帮助过我，并且和我分享关于奥莉娅娜的相关信息和回忆：里诺·费斯切拉，弗朗索瓦·佩鲁，尚塔尔·克雷皮尔，伊莎贝拉·罗西里尼，简·德雷福思，莫妮卡·福尼耶，保罗·克伦，米莱拉·福洛丽塔，亚历山大·卡纳沃，强纳森·伯恩罕，凯瑟琳·贝雯·奎恩，雪莉·麦克雷恩，维塔·帕拉迪诺，弗兰切斯卡·特拉玛，艾莱诺拉·瓦罗内，法比奥拉·罗卡，吉尔吉奥·波克拉里，芭芭拉·扎克切克，本·布拉德利，布鲁诺·科皮，克里斯琴·阿曼普尔，丹尼尔·皮佩斯，多利·波尔吉亚，多米尼克·迪·弗里斯克，弗兰切斯卡·福尔切拉，霍华德·莫德林，詹妮特·莱维，吉姆·洛威尔，尤拉特·卡齐卡斯，玛利亚·坎贝尔，玛丽斯特拉·洛奇，玛尔塔·罗蒂，马丁·佩雷兹，马乌罗·卢琴蒂尼，梅根·卡斯沃尔，南·塔雷斯，诺曼·亚历山德罗夫，帕特里奇亚·维奥兰特，罗伯特·斯班赛，桑德罗和安娜·菲奥里提，斯科特·曼宁，托尼·德安杰洛，团齐·瓦拉达拉詹，阿尔贝托·维塔莱，阿迪娜，娜奥米和米歇尔·科汉，西里奥·马乔尼，阿尔伯托·瓦基，阿里戈·布兰迪尼，托马索·马洛奇尼，宝拉·肯尼利，莱娜塔·布拉斯卡，皮尔洛·杰里，保拉·洛奇，乔瓦娜·戈沃尼·萨尔瓦托雷，安德莱阿·萨尔瓦托雷，弗兰切斯卡·德拉·莫妮卡，玛利亚·路易莎·马尔科林，西莫内拉·孔德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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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向我打开大门，开放他们的档案的教育机构中，我想特别提及的是RCS MEDIAGROUP。在十年多的时间里，这里都是奥莉娅娜的家，机构经理和《晚邮报》基金会，都保存了大量奥莉娅娜的专业资料。除此之外，我还要感谢波士顿大学的霍华德戈特利布档案研究中心，艾米利亚·帕尼其迪莱吉奥图书馆的塞萨·柴伐蒂尼档案馆，佛罗伦萨大学的历史档案馆，佛罗伦萨尼可罗·马基亚维利高等教育公立学会，托斯卡纳抵抗运动历史学会，托斯卡纳记者同业行会，佛罗伦萨加布内托G. P.维休克斯·亚历山大·波恩桑迪当代档案馆，佛罗伦萨中心图书馆，罗马第一大学二十世纪档案馆，佛罗伦萨户籍登记办公室，托斯卡纳附属档案馆卡尔洛·卡索拉基金会，佛罗伦萨桑德罗·佩尔蒂尼基金会，罗马彼得罗·南尼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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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后，我要感谢帕维亚卡的诺提艾力提奇诺花园的栎树，它是我位于河流旁的运动俱乐部，在意大利那三个漫长的夏季，我在此处进行写作。这棵大树慷慨地赠予我阴凉，它那总是在摆动的枝叶也发出奇妙的声响。有一天，我不顾恶劣天气，固执地坚持在这里写作，它还在我的头上落下一根树枝，或许是想告诉我些什么。我仅仅是将树枝藏起来，因为我害怕园丁想要带走它，就像人们做的那样，阻止树枝疯长，仿佛只有他们才懂得应该如何做：它们总是秘密地沿着最美丽的线条生长。我十分痴迷于树木，就像奥莉娅娜一样。在发现我们的共同特征时，我十分激动。我们并没有多少共同的特点。在她的眼里，所有的事都是与政治挂钩的，她笑着说：“我从来没有写过一本要在厨房中使用的食谱，但我很确定，如果我写的话，我会把它写成一本政治书。”相反，我是一个完全不关心政治的人。就这个层面来说，我唯一的一次经历就是在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我加入了抗议的人群中，阻止我所在小区的居民砍伐树木。可惜的是，这一点用处都没有。我梦想着，在某个地方，有某个人为了纪念奥莉娅娜种植了一棵树，或者，为了纪念奥莉娅娜，保护了一棵正处于危险的树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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