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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应该归还敦煌的珍宝？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进行深入分析。伯希和是谁？他的目的何在？他一生中经历了怎样的收集整理和研究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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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找到问题的答案，我联系了伯希和的后人，发现他们对他知之甚少。我查阅了伯希的朋友、同事以及同时代人对他的记述，发现他们虽然知道他的著作和研究成果，但对其生平经历却不甚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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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越深入研究，越发现伯希和具有多面性，正如在印度和中国经常见到的多头神仙或多头魔鬼那样。伯希和不仅是学者、强盗，还是军人、政客、旅行家、赌徒、特务和殖民者。此人恰似佛陀和大黑天神，收集的不仅仅是书卷，更是生命，而这一切当然打着为了法兰西帝国荣誉和科学研究的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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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否应该归还？发言权在法国权威汉学家伯希和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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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传 第一章 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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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迹前的文人，正如潜龙在渊，等待着甘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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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10月23日，马赛若列特港（bassin de la Joliette），“大洋洲人”号（L’Océanien）邮轮收锚离港。它长长的白色船体映衬在法兰西火轮船公司（CMM）灰色的办公楼上。一缕缕黑烟从并排着的两个烟囱中冒出，嗡嗡的汽笛声在港口上空回荡。人们挥动着手帕。伯希和紧紧抓着船栏杆，不用向任何人说再见。在此之前，他怀着解脱的心情在巴黎与家人拥抱告别，然后坐上了夜间的火车。终于自由了！远方独自一人的生活吸引着这个穿着讲究的年轻人。他的目的地是印度支那西贡，那里是法国殖民地，是远东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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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人用四十年时间占领了交趾支那[1]、柬埔寨、安南[2]和老挝，势力范围扩展到中国南部省份云南、广西、广东和海南岛。法国在上海、天津和北京设有租界。1860年以来，法国和俄国、英国、日本一起跻身在远东的列强之列。1897年时的印度支那总督保罗·杜美[3]认为安南和东京[4]已经实现和平。加利埃尼将军[5]和利奥泰将军[6]推崇的“油点政策”（politique de la tache d’huile），即对反抗地区实施政治和军事分区控制，并有选择地进行镇压，取得了成效，至少暂时如此。1885年越南“勤王运动”引发了大规模民众反抗，战争幸存者和未被法国人关进监狱的人躲藏起来。从皇室到中央和地方大小官员，要么遭到排挤，要么变得服服帖帖。各地仍有零星抵抗，但一时不会对强力的殖民主义秩序产生较大影响。从此以后，殖民者开始“改造当地社会”。按照法国在柬埔寨的驻扎官阿德玛·勒克莱尔（Adhémar Leclère）的观点，“土著必须向法国宗主学习，就像儿子向父亲学习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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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比喻……也就是说，被殖民者是小孩，是必须加以管教和约束的儿子，而教育过程将持续一段时期。由此可知，“大洋洲人”号邮轮1899年的航行将不会是最后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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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轮是个小社会，登上船的法国“宗主”们代表着宗主国的不同社会阶层。最上层的头等舱有九十个位子，高级官员、行政人员、法官、银行家、种植园主、教士，当然还有军官等社会精英在那里享受着单间和客厅。他们的政治理念不尽相同，有激进社会主义、法国行动党等极右翼、天主教派、共济会派等。在法国本土，世俗与宗教之争正如火如荼，两种势力水火不容，但在维护法兰西帝国伟大荣誉上却立场一致，很少有人企图质疑殖民主义的“合理性”。二等舱有四十四个位子，乘客身上散发着外省人辛勤而又贫微、吝啬而又狡黠的气质。这些科西嘉人、奥弗涅人、布列塔尼人希望找到一份收入丰厚的稳定工作，比如当警察，做小买卖或在咖啡馆当服务生；头脑灵活一点的想到了农业加工，比如生产橡胶、咖啡或茶。对这些人而言，印度支那是一片可以大干一场的乐土，他们梦想着在那里成为声名显赫的殖民者，然后衣锦还乡，落叶归根。三等舱有七十五个位子，挤满了贫苦农民、无业游民、小流氓和刑满释放的人。这是一帮无产阶级冒险者，为的是逃避在本国的悲惨命运。用不了多久，他们也能把自己当成上等人，当然，仅仅是在面对殖民地原住民时……这是一种全新的体验，他们一定会好好享受。殖民地真是好地方，不仅可以让殖民者快速提升社会地位，还充满神秘的异国情调和各种情色诱惑，让人浑身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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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有职位，有生意，有大大小小的利益可以捞取。有人变成百万富翁，比如西贡安全局长白朗（Belland）就靠橡胶发了财。但想成为英雄却不那么容易，不能再像杜达尔·德·拉格雷（Doudart de Lagrée）海军中校那样在1860年代率舰征服湄公河流域，也不能再像他的副手弗朗西斯·安邺[7]那样效仿拿破仑时期的将军，没有接到上级命令就擅自占领河内，更不能像里维埃（Rivière）船长和伯比奥（Bobillot）中士那样为征服东京付出生命的代价，成为烈士。如果对女人感兴趣，可以娶个妻子，建立个家庭，中国人、越南人或柬埔寨人都行。在“大洋洲人”号上的乘客中，一部分人脑子里只想着如何逍遥自在，但另一部分白人殖民者怀揣着所谓的理想，希望把文明带给他们眼中落后、野蛮、原始的民众（还不能称之为人民）。他们自认为是信仰的传播者、战士和导师，到殖民地进行反对暴君统治的战争，一举改变当地的落后和无知。这些人以解放者自居。在这一点上，他们无所顾忌，因为法国宗教势力和世俗政权都对他们给予支持。他们还要守卫印度支那，防止这片和平的港湾遭到周围的野蛮侵袭，抵御可怕的“黄祸”——人口众多的中国，甚至还要统治中国，否则它将闯入欧洲的大门。而在欧洲人脑海中，历史上大规模的入侵仍然历历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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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5年3月28日，令人生畏的李鸿章大人麾下的中国军队在谅山击败法军，布里叶·德·利斯勒（Brière de l’Isle）发回巴黎的电报唤醒了藏在人们记忆深处的恐惧：“不管发生什么，我都希望保卫整个（湄公河）三角洲。”巴黎街头开始骚动，1870年战败的阴影重新浮现，仿佛阿提拉[8]的幽灵。“中国军队似乎已经开始准备包围巴黎城了。”莱昂·都德（Léon Daudet）这样写道[9]。当天下午，克列孟梭[10]在众议院对茹费里[11]怒吼道：“我们再也不认识您了，我们不想再认识您了！”茹费里政府随即垮台。征服远方的印度支那，让那里的人们臣服，成为法国人的一种报复。丢掉阿尔萨斯和洛林十五年之后，在法兰西帝国的意识形态中，除德国之外又产生一个新的野蛮形象——应该趁早征服这些“黄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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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棉、老挝、越南都有上千年历史，殖民者却统统不屑一顾地称之为“土著”。两千多年以来，印度婆罗门教和中国儒教在这里交融，孕育出灿烂的文明，才有了东山文化铜鼓的独特纹饰和音质，才有了吴哥窟雄伟华丽的建筑，才有了顺化古城中的水族公园。法兰西第二帝国的探险者们似乎通过它们看到了整个印度支那曾经的辉煌。是啊，顺化古城高大的城墙矗立于无边的大海和广袤的稻田之间，吴哥古城的岗哨背靠着陡峭的扁担山脉，倒映在辽阔的洞里萨湖中。在印度支那半岛上，一切都显得那么宏伟。茂密的森林如教堂钟楼般高耸入云，滔滔的洪水可以淹没整片村庄，高低起伏的山脉间经常有狗熊、老虎和大象出没。就在这崇山峻岭之中有一群人，他们是过着半游牧生活的山民，也擅长农耕，在越南语中被称为“野蛮人”。这种叫法将上百个不同起源、不同文化和不同语言的民族混为一谈，这是对他们的侮辱，也充分显示了法国人对被征服者的无知。新来的殖民者对越南知识阶层了解多少？对高棉或老挝的僧侣和苦行者了解多少？对那里的经文、碑刻、典籍又了解多少？这些文字构成当地公法和私法的基础，即使仅为处理当地势力和西方列强的关系，也应该对略知一二。太平天国时期兴起的黑旗军在1885年中法战争中给予中国朝廷军队强大支持，法国真的了解这支军队吗？总的来说，法国人都知之甚少。此外，“法国宗主”受到当地或明或暗的抵抗，对原住民的看法自然不会太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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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官员都是狡猾的骗子，商人都是小偷，农民都愚昧无知，苦力是最好吃懒做的贱民，反抗者都是疯狂的暴徒。法国殖民者提到被他们统治的人民时，总喜欢使用与昆虫有关的词汇，例如他们会用“蚁穴”、“爬满”之类的词描述人山人海。被统治者的历史和文化一文不值，他们只有完全融入法国文化，掌握法国语言，才能实现自我救赎。也只有这样，他们才有存在的价值，否则即使身处自己的国家，也不会得到殖民者承认。被统治者已经开始全面了解统治者，尽管他们并不情愿成为统治者的学生。这样看来，在东京北部地区、安南山脉[12]之间，在湄公河谷、扁担山和豆蔻山之间的这对冤家，倒是作为“师傅”的统治者显得更加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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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目自大和恐惧交织在一起，结果只能是悲剧。1885年，顾思（de Courcy）将军因嘲弄越南皇帝而引发“勤王运动”，这是法国在越南殖民时期第一起全国性动乱。1894年，出于同样原因，驻扎官汤姆逊在柬埔寨引发起义。法国人对印度支那历史、传统、文学、宗教和风俗的了解还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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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时代仍在发展。1897年，保罗·杜美出任首任印度支那总督。他是一个现代派。殖民征服时期已经过去，殖民统治时期到来了。杜美希望在刚刚成立的印度支那联邦建立强有力的国家机构。他仿照法兰西共和国政治体制组建中央政府部门和地方行政机构。然而印度支那并非一个民族，而是一个半岛，上面生活着三个民族：高棉人、老挝人和越南人。他们生活在各自的区域，操着澳亚语（austro-asiatiques）、南岛语（austro-nésiennes）或藏缅语，如今被统称为“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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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统治好和管理好，而不是被排斥在外，就要听懂多种语言，认识多种字母，了解当地不同的文明、历史以及传统。为实现长久统治，必须深入了解统治对象。正因为如此，荷兰人于1778年在巴达维亚[13]成立东方学会，英国人于1784年在加尔各答成立皇家亚洲学会，拿破仑时期的法国学者们于1809年前后撰写了《埃及志》（Description de l’Egyp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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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印度支那，这方面工作尚未展开。1873年，法国在西贡设立殖民管理培训学校，培养出菲拉斯特（Philastre）、拉格雷、安邺、德拉波特（Delaporte）等不少人才，这些人的足迹虽遍布印度支那，但他们只是探险者。从1883年起，法国印度支那研究学会开始致力于研究当地农业、工业和商业问题，但取得的成果只是撰写了一些报告而已。只有运用科学手段，才能更好地了解印度支那，也才能使印度支那更加现代化，而当时所缺乏的正是科学手段。在法兰西公学，东方学学者雅克·达梅斯特泰（Jacques Darmesteter）在高高的讲台上宣布，应该将当代东方（即从埃及到中国之间的地区）视为“科学研究对象”。以杜美总督为首的殖民当局所需要的任何科学领域，都可以放在殖民主义这个大实验室中。1898年，杜美在印度支那成立地质所、巴斯特学院、医学院和隶属于法兰西学院的考古队。法兰西公学梵文教授西尔万·列维（Sylvain Lévi）认为，学习研究的时候已经到来，“耻辱的局面”已经改变，对刚刚臣服的殖民地居民和当地现状一无所知的时代已经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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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美任命三十五岁的路易·菲诺（Louis Finot）为考古队队长。此人是法兰西学院院士、法兰西公学梵文教授，他的学识必将促进高棉研究，特别是占婆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菲诺的助手有路易·卡巴东（Louis Cabaton），三十六岁，伊斯兰学学者，马来西亚和荷属印度地区问题专家，负责研究中国南部和柬埔寨穆斯林人口；另一位助手是个军人，埃田·吕耐·德拉戎基埃尔（Etienne Lunet de la Jonquière）上尉，三十八岁，他在个人著作《东京考古学和人种学图册》（Atlas archéologique et ethnographique du Tonkin）中列举了印度支那的历史古迹。一支新的殖民精英队伍就这样诞生了，其使命不仅仅是统治，还包括考察、研究和提供建议。撰写印度支那各民族历史，研究当地语言、风俗习惯和社会结构的任务也落在它肩上。所有这些工作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更好地管理被殖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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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菲诺的队伍来说，现在只缺少一位汉语专家。但为什么是汉语专家，而不是越南语专家？后者毕竟是印度支那的第一语言。也许是因为长久以来，越南人在文学、历史和法律领域使用汉字，而欧洲传教士在17世纪根据拉丁字母创建的拉丁化越南语并未广泛普及；也许是因为中华文明是越南文明的起源，从研究角度讲，法兰西帝国对其更感兴趣。此外，法国拥有世界一流的汉学院，院长是大名鼎鼎的爱德华·沙畹（Edouard Chavannes）。人们也许会以为，加入菲诺队伍的将是一位满腹经纶、白发苍苍的老学究，但最终的幸运儿不是别人，正是年轻的伯希和，他将有幸成为印度支那考古队中第一个接受国家资助的队员，法国科学界的希望和雄心也寄托在他这位汉学家身上，国家甚至为他支付了去印度支那的头等舱船票。这样一个人物肯定出生在北京、上海或天津？根本不是，他于1878年5月28日出生在巴黎。那他肯定是著名汉学家雷慕沙（Abel Rémusat）或儒莲（Stanislas Julien）之流的子辈？也不是，他的父亲是企业家、商人，情况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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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伯希和到底何许人也？可以肯定的是，他出生于传统天主教家庭，家境殷实，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伯希和祖上有光荣的历史，祖先斯蒂芬·伯希和（Stephen Pelliot）来自苏格兰，曾追随圣女贞德抗击英格兰人。由于立场亲法，伯希和祖上在诺曼底鲁昂定居，后迁至巴黎。伯希和的父亲在巴黎东讷伊的圣蒙德拥有几家工厂，而小伯希和是在巴黎玛莱区长大的。他在圣·保罗教堂领圣体，做祷告。这座教堂由耶稣会会士建造，黎塞留主持的第一次弥撒和博絮埃为国王做的精彩布道都是在这里。他在马西隆学校（collège Massillon）司铎祈祷会教徒的严格管教下学习拉丁语、希腊语，以及历史和地理。他的同学大多出身老牌资产阶级家庭，父辈多在位于塞维尼大街、法兰克—布若瓦大街或沃日广场的旧行政部门中任职。这样的家庭博闻广识，但气氛严肃。马西隆学校位于塞纳河畔，前身是菲耶贝堡，由路易十四的建筑师蒙萨建造。学校周围花草成茵，氛围庄重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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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学生时期的伯希和并非家长们喜爱的乖孩子，而是个倔强任性、蛮横无理的好斗分子。伯希和在班里担任班长，却给全班起了坏的带头作用，学校自然无法容忍。四年级[14]期末，他被迫从马西隆学校退学。家长将他转至另一个大资产阶级创办的天主教学校斯坦尼斯拉斯中学（Collège Stanislas）。这个孩子性格狂妄乖张，总喜欢给自己树敌。在新学校里，他不仅因性格好斗出名，也因为有过人的天赋而为人所知。他在玩耍间轻松取得优异成绩，同时也因为性格顽劣被老师处罚。十六岁时，他顺利通过中学毕业会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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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的理想是成为外交官，所以报考了巴黎自由政治和东方语言学院（Ecole libr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 et aux Langues orientales）[15]，该学院以擅长培养外交官闻名。与此同时，伯希和还在文学院学习英语。老师们发现他记忆力惊人。大学时期的伯希和只读一遍就能记住整本书内容。他用了两年时间，而不是三年，就拿到汉语专业文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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