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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5年3月28日，令人生畏的李鸿章大人麾下的中国军队在谅山击败法军，布里叶·德·利斯勒（Brière de l’Isle）发回巴黎的电报唤醒了藏在人们记忆深处的恐惧：“不管发生什么，我都希望保卫整个（湄公河）三角洲。”巴黎街头开始骚动，1870年战败的阴影重新浮现，仿佛阿提拉[8]的幽灵。“中国军队似乎已经开始准备包围巴黎城了。”莱昂·都德（Léon Daudet）这样写道[9]。当天下午，克列孟梭[10]在众议院对茹费里[11]怒吼道：“我们再也不认识您了，我们不想再认识您了！”茹费里政府随即垮台。征服远方的印度支那，让那里的人们臣服，成为法国人的一种报复。丢掉阿尔萨斯和洛林十五年之后，在法兰西帝国的意识形态中，除德国之外又产生一个新的野蛮形象——应该趁早征服这些“黄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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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棉、老挝、越南都有上千年历史，殖民者却统统不屑一顾地称之为“土著”。两千多年以来，印度婆罗门教和中国儒教在这里交融，孕育出灿烂的文明，才有了东山文化铜鼓的独特纹饰和音质，才有了吴哥窟雄伟华丽的建筑，才有了顺化古城中的水族公园。法兰西第二帝国的探险者们似乎通过它们看到了整个印度支那曾经的辉煌。是啊，顺化古城高大的城墙矗立于无边的大海和广袤的稻田之间，吴哥古城的岗哨背靠着陡峭的扁担山脉，倒映在辽阔的洞里萨湖中。在印度支那半岛上，一切都显得那么宏伟。茂密的森林如教堂钟楼般高耸入云，滔滔的洪水可以淹没整片村庄，高低起伏的山脉间经常有狗熊、老虎和大象出没。就在这崇山峻岭之中有一群人，他们是过着半游牧生活的山民，也擅长农耕，在越南语中被称为“野蛮人”。这种叫法将上百个不同起源、不同文化和不同语言的民族混为一谈，这是对他们的侮辱，也充分显示了法国人对被征服者的无知。新来的殖民者对越南知识阶层了解多少？对高棉或老挝的僧侣和苦行者了解多少？对那里的经文、碑刻、典籍又了解多少？这些文字构成当地公法和私法的基础，即使仅为处理当地势力和西方列强的关系，也应该对略知一二。太平天国时期兴起的黑旗军在1885年中法战争中给予中国朝廷军队强大支持，法国真的了解这支军队吗？总的来说，法国人都知之甚少。此外，“法国宗主”受到当地或明或暗的抵抗，对原住民的看法自然不会太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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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官员都是狡猾的骗子，商人都是小偷，农民都愚昧无知，苦力是最好吃懒做的贱民，反抗者都是疯狂的暴徒。法国殖民者提到被他们统治的人民时，总喜欢使用与昆虫有关的词汇，例如他们会用“蚁穴”、“爬满”之类的词描述人山人海。被统治者的历史和文化一文不值，他们只有完全融入法国文化，掌握法国语言，才能实现自我救赎。也只有这样，他们才有存在的价值，否则即使身处自己的国家，也不会得到殖民者承认。被统治者已经开始全面了解统治者，尽管他们并不情愿成为统治者的学生。这样看来，在东京北部地区、安南山脉[12]之间，在湄公河谷、扁担山和豆蔻山之间的这对冤家，倒是作为“师傅”的统治者显得更加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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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目自大和恐惧交织在一起，结果只能是悲剧。1885年，顾思（de Courcy）将军因嘲弄越南皇帝而引发“勤王运动”，这是法国在越南殖民时期第一起全国性动乱。1894年，出于同样原因，驻扎官汤姆逊在柬埔寨引发起义。法国人对印度支那历史、传统、文学、宗教和风俗的了解还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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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时代仍在发展。1897年，保罗·杜美出任首任印度支那总督。他是一个现代派。殖民征服时期已经过去，殖民统治时期到来了。杜美希望在刚刚成立的印度支那联邦建立强有力的国家机构。他仿照法兰西共和国政治体制组建中央政府部门和地方行政机构。然而印度支那并非一个民族，而是一个半岛，上面生活着三个民族：高棉人、老挝人和越南人。他们生活在各自的区域，操着澳亚语（austro-asiatiques）、南岛语（austro-nésiennes）或藏缅语，如今被统称为“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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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统治好和管理好，而不是被排斥在外，就要听懂多种语言，认识多种字母，了解当地不同的文明、历史以及传统。为实现长久统治，必须深入了解统治对象。正因为如此，荷兰人于1778年在巴达维亚[13]成立东方学会，英国人于1784年在加尔各答成立皇家亚洲学会，拿破仑时期的法国学者们于1809年前后撰写了《埃及志》（Description de l’Egyp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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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印度支那，这方面工作尚未展开。1873年，法国在西贡设立殖民管理培训学校，培养出菲拉斯特（Philastre）、拉格雷、安邺、德拉波特（Delaporte）等不少人才，这些人的足迹虽遍布印度支那，但他们只是探险者。从1883年起，法国印度支那研究学会开始致力于研究当地农业、工业和商业问题，但取得的成果只是撰写了一些报告而已。只有运用科学手段，才能更好地了解印度支那，也才能使印度支那更加现代化，而当时所缺乏的正是科学手段。在法兰西公学，东方学学者雅克·达梅斯特泰（Jacques Darmesteter）在高高的讲台上宣布，应该将当代东方（即从埃及到中国之间的地区）视为“科学研究对象”。以杜美总督为首的殖民当局所需要的任何科学领域，都可以放在殖民主义这个大实验室中。1898年，杜美在印度支那成立地质所、巴斯特学院、医学院和隶属于法兰西学院的考古队。法兰西公学梵文教授西尔万·列维（Sylvain Lévi）认为，学习研究的时候已经到来，“耻辱的局面”已经改变，对刚刚臣服的殖民地居民和当地现状一无所知的时代已经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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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美任命三十五岁的路易·菲诺（Louis Finot）为考古队队长。此人是法兰西学院院士、法兰西公学梵文教授，他的学识必将促进高棉研究，特别是占婆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菲诺的助手有路易·卡巴东（Louis Cabaton），三十六岁，伊斯兰学学者，马来西亚和荷属印度地区问题专家，负责研究中国南部和柬埔寨穆斯林人口；另一位助手是个军人，埃田·吕耐·德拉戎基埃尔（Etienne Lunet de la Jonquière）上尉，三十八岁，他在个人著作《东京考古学和人种学图册》（Atlas archéologique et ethnographique du Tonkin）中列举了印度支那的历史古迹。一支新的殖民精英队伍就这样诞生了，其使命不仅仅是统治，还包括考察、研究和提供建议。撰写印度支那各民族历史，研究当地语言、风俗习惯和社会结构的任务也落在它肩上。所有这些工作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更好地管理被殖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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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菲诺的队伍来说，现在只缺少一位汉语专家。但为什么是汉语专家，而不是越南语专家？后者毕竟是印度支那的第一语言。也许是因为长久以来，越南人在文学、历史和法律领域使用汉字，而欧洲传教士在17世纪根据拉丁字母创建的拉丁化越南语并未广泛普及；也许是因为中华文明是越南文明的起源，从研究角度讲，法兰西帝国对其更感兴趣。此外，法国拥有世界一流的汉学院，院长是大名鼎鼎的爱德华·沙畹（Edouard Chavannes）。人们也许会以为，加入菲诺队伍的将是一位满腹经纶、白发苍苍的老学究，但最终的幸运儿不是别人，正是年轻的伯希和，他将有幸成为印度支那考古队中第一个接受国家资助的队员，法国科学界的希望和雄心也寄托在他这位汉学家身上，国家甚至为他支付了去印度支那的头等舱船票。这样一个人物肯定出生在北京、上海或天津？根本不是，他于1878年5月28日出生在巴黎。那他肯定是著名汉学家雷慕沙（Abel Rémusat）或儒莲（Stanislas Julien）之流的子辈？也不是，他的父亲是企业家、商人，情况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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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伯希和到底何许人也？可以肯定的是，他出生于传统天主教家庭，家境殷实，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伯希和祖上有光荣的历史，祖先斯蒂芬·伯希和（Stephen Pelliot）来自苏格兰，曾追随圣女贞德抗击英格兰人。由于立场亲法，伯希和祖上在诺曼底鲁昂定居，后迁至巴黎。伯希和的父亲在巴黎东讷伊的圣蒙德拥有几家工厂，而小伯希和是在巴黎玛莱区长大的。他在圣·保罗教堂领圣体，做祷告。这座教堂由耶稣会会士建造，黎塞留主持的第一次弥撒和博絮埃为国王做的精彩布道都是在这里。他在马西隆学校（collège Massillon）司铎祈祷会教徒的严格管教下学习拉丁语、希腊语，以及历史和地理。他的同学大多出身老牌资产阶级家庭，父辈多在位于塞维尼大街、法兰克—布若瓦大街或沃日广场的旧行政部门中任职。这样的家庭博闻广识，但气氛严肃。马西隆学校位于塞纳河畔，前身是菲耶贝堡，由路易十四的建筑师蒙萨建造。学校周围花草成茵，氛围庄重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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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学生时期的伯希和并非家长们喜爱的乖孩子，而是个倔强任性、蛮横无理的好斗分子。伯希和在班里担任班长，却给全班起了坏的带头作用，学校自然无法容忍。四年级[14]期末，他被迫从马西隆学校退学。家长将他转至另一个大资产阶级创办的天主教学校斯坦尼斯拉斯中学（Collège Stanislas）。这个孩子性格狂妄乖张，总喜欢给自己树敌。在新学校里，他不仅因性格好斗出名，也因为有过人的天赋而为人所知。他在玩耍间轻松取得优异成绩，同时也因为性格顽劣被老师处罚。十六岁时，他顺利通过中学毕业会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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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的理想是成为外交官，所以报考了巴黎自由政治和东方语言学院（Ecole libr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 et aux Langues orientales）[15]，该学院以擅长培养外交官闻名。与此同时，伯希和还在文学院学习英语。老师们发现他记忆力惊人。大学时期的伯希和只读一遍就能记住整本书内容。他用了两年时间，而不是三年，就拿到汉语专业文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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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大学者、大旅行家在这位天才少年的成长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是他的汉语老师沙畹，此人生于1865年，拥有哲学教师资格，1889—1893年在法国驻华使馆工作五年，其间翻译了司马迁的《史记》（成书于公元前2世纪）。沙畹认为司马迁是历史之父，是中国的希罗多德。沙畹也研究大旅行家、高僧义净的著作。义净曾在8世纪游历锡兰和印度，搜集佛经，研究佛法。沙畹是那个时代最著名的汉学家之一。伯希和还师从列维——梵文专家和法国毫无争议的印度学大师，熟知汉语和藏语，泰戈尔的朋友，被学生们戏称为“教主”。列维遍访亚洲的印度、中国和日本各地，痴迷于佛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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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还是考狄（Henri Cordier）的学生，他向伯希和教授亚洲历史和地理。考狄是大学者、精明的商人，十分了解中国，对亚洲情有独钟，但却像皇帝对妃子那样对亚洲充满戒心。1890年，考狄创办学术季刊《通报》（T’oung Pao），该刊同时刊登用法语、英语、德语还有汉语撰写的论文，在荷兰莱顿发行。这份刊物敢于突破禁忌，发表各种文献、碑刻、法律文书和文学作品，其中包括对远东地区形势的分析和评论。考狄会用务实又略带兴奋的笔调向读者提出建议，以防卢梭的作品对他们影响太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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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中国人，应该清醒地认识到，除了和欧洲人打交道以获得经济利益的商人外，所有中国人都对外国人怀有戒心，有的甚至发自内心地厌恶外国人。中国文人尤其对外国人抱有敌意，因为他们知道，西方文明的传入将导致中华帝国政治体制的崩溃，而这触动了他们飞黄腾达的根基。来西方国家学习法律和军事的中国人（我可以列举出一些重要人物），往往是我们最可怕的敌人。当今中国眼界最开阔的两个人——两广总督李鸿章和湖广总督张之洞虽老于世故，避免公开与外国人发生冲突，但内心的想法却和其他中国人没有区别……但凡相信中国人的花言巧语，随之而来的就是灾难性后果，这足见中国人的虚伪性。蒲安臣[16]曾代表中国出使美国和欧洲，并发表精彩演讲，但中国人做出的回应却是在天津屠杀外国人。[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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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狄心中并不抱有幻想，他知道殖民者不可能赢得爱戴，而只能引发仇恨，因此应该树立权威，让被殖民者产生敬畏。殖民者对此应始终保持清醒。年轻的伯希和牢牢记住了这一点：不能有个人感情！他才华出众，但导师们推荐给他的研究方向却并非他的最初选择：汉语和东方学。1898年，伯希和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东方学大会。会议决定参照罗马法国学校和开罗法国东方考古学院的模式，在远东地区也成立一所法国学校，其目的是通过对过去和现在的研究而更好地指导未来。这项任务需要由年轻人来完成，因为他们的职业生涯可以持续到20世纪中期。伯希和显然很符合要求。他不仅拥有学识，还擅长骑马和击剑，身体条件也无可挑剔。他不仅能成为学者，还将成为行动家，成为世间少有的杰出人物。此外，他还像外交官一样善于交际。总之，他前途远大，这一点可以肯定。在“大洋洲人”号邮轮上，伯希和广交朋友，绅士们很欣赏他的谈吐。他留着时下在年轻人中流行的细细的小胡子，而不是络腮胡，魅力十足。他知道如何讨女人欢心，女士们也觉得他很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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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擅长打桥牌。不打牌时，他就回到自己的单间里学习汉语。沿途经过的地方，如苏伊士、马六甲、新加坡等，在他看来都不值得记录。他在“大洋洲人”号邮轮上度过了五周的旅行时间，但只写下这么几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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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10月22日，在马赛登上“大洋洲人”号，船长是史密兹（Schmitz）上尉。1899年11月17日，抵达西贡。[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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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过往的回忆和沿途的风景都见鬼去吧！伯希和的注意力都在一门语言上。他研究的这门语言并非自己的母语法语，而是另一种自成体系的语言：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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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贡，伯希和看到大批苦力，也看到头戴殖民帽、西装笔挺的老爷们。那个时候，老爷们身边还很少有漂亮女士陪伴。西贡是交趾支那首府，是五大城市中唯一被正式殖民化的城市，也是新印度支那的大都市。西贡位于湄公河南海入海口处，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多元的文化底蕴造就了其重要的地位。长久以来，西贡港及相连的内陆地区是柬埔寨王国的一部分。17世纪被越南人占领后，中国移民大量涌入西贡，城市发展取得巨大飞跃。中国西南部的商人为躲避新统治者满族人的统治来到这里。法国人于19世纪占领交趾支那后开始在西贡定居。那时候，他们幻想着把西贡建设成能够与英国人一手打造的新加坡和香港相媲美的大型国际港口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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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贡是国际化城市，汇集着多个东方种族。中国人聚集的堤岸（Cholon）位于西贡河一侧，紧邻欧洲人聚居的西贡。西贡以卡迪纳街和市政剧院广场（位于大陆酒店对面）为中心向四周延伸。当时那里的交通工具主要有双轮马车、人力车和有轨小电车。欧洲人的西贡气氛安静，与堤岸的喧嚣形成鲜明对比。两个城区彼此相邻（后合并为一个城市），但在伯希和看来，两者截然不同。西贡是欧洲式的海外省会，那里的商店、酒吧、别墅、教堂，以及各种习俗都是法国本土的缩影。西贡的邮戳显示它的身份是法国地方省份，法国邮政公司像脐带一样把它与宗主国联系在一起。堤岸是个独立的世界，集贸易、工业和金融于一身。小伙计们在堤岸街头穿梭着，手里经常拿着纸条，上面写着大米期货的最新价格。在堤岸，熙熙攘攘的人群都说汉语，读汉语。伯希和最喜欢在那里闲逛，因为这对他而言也是一种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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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越南人，伯希和看到的倒比较少。应该说，西贡和堤岸都算不上他们真正的家园，他们更喜欢湄公河三角洲，喜欢那里的水渠、小河和稻田。他们话不多，和中国人很像，等待着自己的时运。那时候，他们被法国人叫做安南人，但他们没有忘记自己的国家曾自称大越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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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发现考古队的任务正在发生变化，几乎刚刚成立就改变了初衷。1900年1月20日，法国远东学院（EFEO）成立。该学院涉及多门学科，涵盖的领域不仅局限在印度支那考古，整个亚洲都成为它研究的对象。没过多久，建筑师亨利·帕门蒂尔（Henri Parmentier）和考古学家让·高玛伊（Jean Commailles）也加入菲诺、德拉戎基埃尔、卡巴东和伯希和的行列中，但此二人之后去了柬埔寨。另外还有印度学家阿尔弗雷德·福歇（Alfred Foucher），他日后在阿富汗创建了法国考古团。再有就是汉学家、语言学家马伯乐（Henri Maspero），其父是埃及古物研究所所长加斯东·马伯乐（Gaston Maspero），真可谓虎父无犬子。这些人个个都是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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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们一刻也闲不住。1900年1月4日，伯希和登上“海防”号，踏上法兰西火轮船公司承运的从西贡到红河入海口海防港的航线。海防是东京地区港口城市，居民仅万余，其中法国人占了不到一成，三成是中国人，六成是越南人。这里是进入“东亚病夫”——中国大门的前哨，航线连接广东、香港和上海。1月10日，伯希和在这里转乘自第二帝国以来一直在服役的“老虎”号，次日抵达河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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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人占领东京（即现在的河内）已经快有十五年了。19世纪初，昔日的大越国都城开始逐渐衰败，因为皇帝们更加偏爱顺化。年轻的伯希和来到这里时，当地居民只有八万人，其中百分之九十五是越南人，另有两千中国人和区区一千法国人。1888年，安南国政权放弃对东京的主权，该地沦为租界。法国人计划将那里设为印度支那首府，已经在城市周围修建四十六公里公路，并按照奥斯曼男爵的建筑风格修建了新城。伯希和在冬季阴冷的天气里到访那里，满眼所及都是工地。居斯塔夫·艾菲尔（Gustave Eiffel）设计的金属桥取名“保罗·杜美桥”，全长一千六百八十米，当时正在修建中。贯穿印度支那的铁路将从桥上跨过红河，直达老街、谅山，最后通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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