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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的理想是成为外交官，所以报考了巴黎自由政治和东方语言学院（Ecole libr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 et aux Langues orientales）[15]，该学院以擅长培养外交官闻名。与此同时，伯希和还在文学院学习英语。老师们发现他记忆力惊人。大学时期的伯希和只读一遍就能记住整本书内容。他用了两年时间，而不是三年，就拿到汉语专业文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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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大学者、大旅行家在这位天才少年的成长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是他的汉语老师沙畹，此人生于1865年，拥有哲学教师资格，1889—1893年在法国驻华使馆工作五年，其间翻译了司马迁的《史记》（成书于公元前2世纪）。沙畹认为司马迁是历史之父，是中国的希罗多德。沙畹也研究大旅行家、高僧义净的著作。义净曾在8世纪游历锡兰和印度，搜集佛经，研究佛法。沙畹是那个时代最著名的汉学家之一。伯希和还师从列维——梵文专家和法国毫无争议的印度学大师，熟知汉语和藏语，泰戈尔的朋友，被学生们戏称为“教主”。列维遍访亚洲的印度、中国和日本各地，痴迷于佛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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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还是考狄（Henri Cordier）的学生，他向伯希和教授亚洲历史和地理。考狄是大学者、精明的商人，十分了解中国，对亚洲情有独钟，但却像皇帝对妃子那样对亚洲充满戒心。1890年，考狄创办学术季刊《通报》（T’oung Pao），该刊同时刊登用法语、英语、德语还有汉语撰写的论文，在荷兰莱顿发行。这份刊物敢于突破禁忌，发表各种文献、碑刻、法律文书和文学作品，其中包括对远东地区形势的分析和评论。考狄会用务实又略带兴奋的笔调向读者提出建议，以防卢梭的作品对他们影响太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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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中国人，应该清醒地认识到，除了和欧洲人打交道以获得经济利益的商人外，所有中国人都对外国人怀有戒心，有的甚至发自内心地厌恶外国人。中国文人尤其对外国人抱有敌意，因为他们知道，西方文明的传入将导致中华帝国政治体制的崩溃，而这触动了他们飞黄腾达的根基。来西方国家学习法律和军事的中国人（我可以列举出一些重要人物），往往是我们最可怕的敌人。当今中国眼界最开阔的两个人——两广总督李鸿章和湖广总督张之洞虽老于世故，避免公开与外国人发生冲突，但内心的想法却和其他中国人没有区别……但凡相信中国人的花言巧语，随之而来的就是灾难性后果，这足见中国人的虚伪性。蒲安臣[16]曾代表中国出使美国和欧洲，并发表精彩演讲，但中国人做出的回应却是在天津屠杀外国人。[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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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狄心中并不抱有幻想，他知道殖民者不可能赢得爱戴，而只能引发仇恨，因此应该树立权威，让被殖民者产生敬畏。殖民者对此应始终保持清醒。年轻的伯希和牢牢记住了这一点：不能有个人感情！他才华出众，但导师们推荐给他的研究方向却并非他的最初选择：汉语和东方学。1898年，伯希和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东方学大会。会议决定参照罗马法国学校和开罗法国东方考古学院的模式，在远东地区也成立一所法国学校，其目的是通过对过去和现在的研究而更好地指导未来。这项任务需要由年轻人来完成，因为他们的职业生涯可以持续到20世纪中期。伯希和显然很符合要求。他不仅拥有学识，还擅长骑马和击剑，身体条件也无可挑剔。他不仅能成为学者，还将成为行动家，成为世间少有的杰出人物。此外，他还像外交官一样善于交际。总之，他前途远大，这一点可以肯定。在“大洋洲人”号邮轮上，伯希和广交朋友，绅士们很欣赏他的谈吐。他留着时下在年轻人中流行的细细的小胡子，而不是络腮胡，魅力十足。他知道如何讨女人欢心，女士们也觉得他很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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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擅长打桥牌。不打牌时，他就回到自己的单间里学习汉语。沿途经过的地方，如苏伊士、马六甲、新加坡等，在他看来都不值得记录。他在“大洋洲人”号邮轮上度过了五周的旅行时间，但只写下这么几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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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10月22日，在马赛登上“大洋洲人”号，船长是史密兹（Schmitz）上尉。1899年11月17日，抵达西贡。[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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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过往的回忆和沿途的风景都见鬼去吧！伯希和的注意力都在一门语言上。他研究的这门语言并非自己的母语法语，而是另一种自成体系的语言：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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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贡，伯希和看到大批苦力，也看到头戴殖民帽、西装笔挺的老爷们。那个时候，老爷们身边还很少有漂亮女士陪伴。西贡是交趾支那首府，是五大城市中唯一被正式殖民化的城市，也是新印度支那的大都市。西贡位于湄公河南海入海口处，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多元的文化底蕴造就了其重要的地位。长久以来，西贡港及相连的内陆地区是柬埔寨王国的一部分。17世纪被越南人占领后，中国移民大量涌入西贡，城市发展取得巨大飞跃。中国西南部的商人为躲避新统治者满族人的统治来到这里。法国人于19世纪占领交趾支那后开始在西贡定居。那时候，他们幻想着把西贡建设成能够与英国人一手打造的新加坡和香港相媲美的大型国际港口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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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贡是国际化城市，汇集着多个东方种族。中国人聚集的堤岸（Cholon）位于西贡河一侧，紧邻欧洲人聚居的西贡。西贡以卡迪纳街和市政剧院广场（位于大陆酒店对面）为中心向四周延伸。当时那里的交通工具主要有双轮马车、人力车和有轨小电车。欧洲人的西贡气氛安静，与堤岸的喧嚣形成鲜明对比。两个城区彼此相邻（后合并为一个城市），但在伯希和看来，两者截然不同。西贡是欧洲式的海外省会，那里的商店、酒吧、别墅、教堂，以及各种习俗都是法国本土的缩影。西贡的邮戳显示它的身份是法国地方省份，法国邮政公司像脐带一样把它与宗主国联系在一起。堤岸是个独立的世界，集贸易、工业和金融于一身。小伙计们在堤岸街头穿梭着，手里经常拿着纸条，上面写着大米期货的最新价格。在堤岸，熙熙攘攘的人群都说汉语，读汉语。伯希和最喜欢在那里闲逛，因为这对他而言也是一种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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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越南人，伯希和看到的倒比较少。应该说，西贡和堤岸都算不上他们真正的家园，他们更喜欢湄公河三角洲，喜欢那里的水渠、小河和稻田。他们话不多，和中国人很像，等待着自己的时运。那时候，他们被法国人叫做安南人，但他们没有忘记自己的国家曾自称大越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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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发现考古队的任务正在发生变化，几乎刚刚成立就改变了初衷。1900年1月20日，法国远东学院（EFEO）成立。该学院涉及多门学科，涵盖的领域不仅局限在印度支那考古，整个亚洲都成为它研究的对象。没过多久，建筑师亨利·帕门蒂尔（Henri Parmentier）和考古学家让·高玛伊（Jean Commailles）也加入菲诺、德拉戎基埃尔、卡巴东和伯希和的行列中，但此二人之后去了柬埔寨。另外还有印度学家阿尔弗雷德·福歇（Alfred Foucher），他日后在阿富汗创建了法国考古团。再有就是汉学家、语言学家马伯乐（Henri Maspero），其父是埃及古物研究所所长加斯东·马伯乐（Gaston Maspero），真可谓虎父无犬子。这些人个个都是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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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们一刻也闲不住。1900年1月4日，伯希和登上“海防”号，踏上法兰西火轮船公司承运的从西贡到红河入海口海防港的航线。海防是东京地区港口城市，居民仅万余，其中法国人占了不到一成，三成是中国人，六成是越南人。这里是进入“东亚病夫”——中国大门的前哨，航线连接广东、香港和上海。1月10日，伯希和在这里转乘自第二帝国以来一直在服役的“老虎”号，次日抵达河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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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人占领东京（即现在的河内）已经快有十五年了。19世纪初，昔日的大越国都城开始逐渐衰败，因为皇帝们更加偏爱顺化。年轻的伯希和来到这里时，当地居民只有八万人，其中百分之九十五是越南人，另有两千中国人和区区一千法国人。1888年，安南国政权放弃对东京的主权，该地沦为租界。法国人计划将那里设为印度支那首府，已经在城市周围修建四十六公里公路，并按照奥斯曼男爵的建筑风格修建了新城。伯希和在冬季阴冷的天气里到访那里，满眼所及都是工地。居斯塔夫·艾菲尔（Gustave Eiffel）设计的金属桥取名“保罗·杜美桥”，全长一千六百八十米，当时正在修建中。贯穿印度支那的铁路将从桥上跨过红河，直达老街、谅山，最后通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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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杜美想把河内打造成小巴黎。在未来的印度支那总督府周围，一片欧式街区正拔地而起，那里有剧院、教堂、酒店、政府机关、别墅和用巨石建造的建筑，承载着越南古迹的建筑将永远消失。1887年修建的圣约瑟夫大教堂位于古时的报天寺原址上，中央邮局则取代了以前的报恩塔。象征着权力的皇城，还有越南科举考试的圣地贡院，以及古城墙和古城门都被夷为平地，为建设新的殖民大都市腾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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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不夜城的建设就这样展开了。然而，如此肆无忌惮的拆旧建新引起了越南人的愤慨和抗议，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民族的遗产和记忆也将随之消失。英国人在印度也修路搭桥、建造铁路，但无论是在加尔各答还是在孟买，他们都只是修建新城。其他地方如德里、拉合尔或白沙瓦，英国人建的城市都与原来的城市保持一定距离。1858年印度民族大起义改变了英国殖民者的思维方式，让他们学会通过尊重当地历史和文化的独特性来安抚原住民。但在河内，法国殖民者推行的城市化进程中并没有体现出这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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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1070年李圣宗皇帝主持修建的文庙得以保留下来。这所古代高等学府是学习孔孟之道、提高道德修养、研习文学和历史的圣地，共有三进院落，院落之间有宏伟的柱廊加以分隔。文庙的中心位置树立着八十二座花岗岩石碑，上面刻着14至18世纪一千两百九十五名进士的名字。所有碑文均用越南封建时期官方语言“儒字”（即古代汉语）书写。为了看懂越南语，必须先学会汉语。汉语对越南语而言，相当于古希腊语和古拉丁语与当代欧洲语言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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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5日，伯希和见到了杜美，并被邀请共进午餐。这次见面具有决定性意义。品味佳肴的同时，印度支那头号人物的一番高谈阔论让伯希和有醍醐灌顶之感。伯希和生性坚韧，不害怕什么人，也不惧怕什么事。他机智幽默，知道如何讨巧，很会赢得权贵们的欢心。杜美派他前往古安南国首都顺化，清点安南皇家图书馆中收藏的写卷和刻本。当天下午，伯希和即背负着这第一项使命离开了河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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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0日，法国钦使布洛什（Boulloche）在顺化接待了伯希和，并随即像引见大臣一样把他带到皇帝面前。伯希和穿过无数进院落，走过无数道越式柱廊，再经过一个巨大的广场，最后推开金光闪闪的大门，进入安南国成泰皇帝所在的大厅。陪在皇帝身边的是年轻的皇贵妃阮嘉氏英。和中国君主一样，安南国的主宰者既是皇帝，也是天子。作为皇帝，他负责管理国家，维护正义，臣民的土地都归其所有；作为天子，他代表着至高无上的宗教力量，统领着存在于各领域的地方神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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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神灵无处不在，山冈、村庄，还有稻田里的坟墓，都带着他们的名字。他们是先祖，每个越南人家里都为自己的先祖设立祭台，虔诚地请他们指点前程。成泰帝是国家首领和最高宗教领袖，他的先祖统领着其他人的先祖。成泰帝时年仅二十岁，比伯希和小十一个月。对这位皇帝而言，生活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漫长的刑罚。1883年，安南国刚刚丢掉河内和东京，最后一位名副其实的皇帝嗣德帝驾崩。随着这位威严的文人皇帝的离去，阮朝走上衰落的道路，政权变得摇摇欲坠。7月19日，嗣德帝的侄子育德帝继位，但在位仅三天。权倾朝野的辅政大臣尊室说和阮文祥指责育德帝篡改遗诏，将其投入大狱。取而代之的是协和帝，但四个月后被毒死，原因是他对法国态度友好。辅政大臣们又拥立建福帝，后又被废，继位者是年仅十二岁的咸宜帝。1884年6月6日，他在万般无奈下签署《第二次顺化条约》，安南正式沦为法国的保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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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只是个玩偶。1885年7月，法国远征军司令顾思将军到顺化拜会咸宜帝。顾思在钦使府召见辅政大臣，要求给予与中国使节相同的礼遇。中国是越南宗主国，但法国根据《天津条约》继承了中国的特权。权倾一时的重臣尊室说为免受侮辱，谎称身体有恙，但顾思威胁称即便使用担架也要把他抬来。尊室说自觉颜面无光，下令向钦使府开火，“勤王运动”就此爆发。在越南爱国人士看来，此次运动成为日后越南民族解放运动的先导。此时皇宫内已是一片大乱，皇帝身边除辅政大臣们外，还有先帝嗣德帝的嫔妃、女诗人阮若氏碧。四周激战正酣时，这位嫔妃拿起笔，写下了《幸蜀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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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室说）未知会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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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未请示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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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然擅作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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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用的全是自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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