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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所提的“道”，是老子口中原始本初、无法形容、不可名状之物。与之前不同的是，这篇文章中没有提及清廷和文人，而只将矛头指向一个敌人：西洋人和受其蛊惑改信洋教的中国人。大刀会号召民众拿起武器追随他们，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唯一有能力引导民众的人。与此同时，义和团也加紧召集人马，以展示自身不可战胜的超人能力（可惜始终未能施展出来）。1899年10月2日，临近北京的宋门举行集市，义和团在集市上设场子，号召民众练习“刀枪不入”的义和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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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数千好奇民众汇集宋门，争相目睹奇观，无奈拳练推迟至30日，民众多有失望，但好奇者愈众。事先安排好的头领和两个徒弟在教宗排位前跪拜，一边磕头不止，一边念念有词，奈何神仙始终不肯显灵。下午四时左右，头领突然站起身，表情匪夷所思，如神灵附体。两个徒弟也站起身，把子弹推上枪膛。头领脱去上衣，赤裸上身。一声枪响过后，可怜的头领应声跪下，随即躺倒在地。这一枪在他身上开了个又深又大的洞。左右随从赶紧将其裹住抬走。头领身上血流不止，不久即身亡。[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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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掩饰残局，义和团指责基督徒暗杀了那位头领，一些基督徒因此遭杀害，住所被烧毁。尽管发生了此类意外事件，义和团拥有神奇功力的说法在民众中迅速传开，甚至传到了洋人的用人和清兵当中。据估计，当时约有四分之一到一半的清兵“受到了义和团思想的影响”。[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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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为公平、安定、和谐而战的大刀会和义和团迅速扩大影响，外界却对其知之甚少。吴桥县令劳乃宣在描写义和团的小册子中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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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拳教门者，白莲教之支流也［其源出于八卦教中之离卦教］。嘉庆间惩禁有案，而根株未能尽绝，直、东州县犹有潜相授受者。上年，其党类在山东冠县以仇天主教为名，聚众为乱。[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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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义和团首先以清朝为敌，在嘉庆朝（1796—1820）时就已开始造反，排外和反基督教只为掩盖推翻满清、夺取政权的真正目的。不少达官显贵都意识到了这一点，比如直隶总督裕禄。他推行一种和解政策，认为“无论是否基督教徒，都是中华子民”，朝廷都会“善加对待”。然而，不同的看法和政策也同时存在。1899年末，袁世凯在直隶以武力镇压义和团。山东巡抚毓贤对洋人多有敌意，这种态度终于导致12月30日新教教士卜鲁克斯（S. M. W. Brooks）在张家店被杀。处于权力顶端的皇宫大内也存在争论，两派意见针锋相对，一派认为应该联合义和团抵抗洋人，另一派则排斥义和团。慈禧太后的意见无疑将决定哪派占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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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0日，伯希和再次见到法国公使毕盛。4月的大部分时间里，伯希和来往于天津和北京之间，自然也对义和团现象进行了研究。伯希和既不是记者，也不是军人，他的首要任务是收集材料。他用半价购买天津耶稣会的书籍，其中一些史料在当年8月出版的《研究》中有所提及。天主教遣使会会士多姆·吉尤（Dom Guillout）卖给伯希和一批关于1870年天津教案的书，耶稣会会计杜克莱（du Cray）教士也向伯希和提供了一些资料。此二人不久即将领教伯希和发怒时的火爆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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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年天津至北京的铁路竣工后，两地之间来往不再有任何困难。4月26日，伯希和携带书籍和现金返回北京，住在位于北京内城翻译学校所在地裕庚府邸[16]。北京西、北、东三个方向处于西山和蒙古高原包围之中，春天就已经酷热难耐。这座城市建在一片多沼泽的平原之上，地处白河和支流红河之间。公元前1世纪，北京是燕国都城。后蒙古人在此设“旗”并建都，北京始为外界所知。当时城市的位置位于现在城市的东北部。13世纪，马可波罗来到这里，还在忽必烈的宫中做过停留。1420年，明朝第三任皇帝永乐在此建都，这里才有了今天的名字——北京，意指北方的都城。17世纪，满人攻占北京，基本维持了城市原貌。随着时间的推移，“北京”这一称呼逐渐被人遗忘。1900年时，当地人习惯将其称为“京”或“京城”（即首都）。当时的北京被泾渭分明地分为两部分，中间用城墙隔开，北部称为内城（或满城），南部称为外城（或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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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城布局方正，四周有城墙相围，共开有十一门，其中三门开向外城。内城街道笔直，重要机构大多设于此，其中较有名的有隆福寺和文庙。隆福寺是文人参加考试、获取功名的地方。17世纪，内城修建了三座天主教堂，分别是北堂、南堂和东堂。与天主教堂相邻的有18世纪修建的俄国东正教堂和19世纪开设的新教教会。1860年，各国紧邻皇家书院翰林院设立使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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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城的中心是皇城，而皇城的心脏是紫禁城。紫禁城四周围以城墙和护城河，皇宫即在其中。紫禁城内有皇家园林和三片水域[17]，设有军机处、内阁、六部和其他国家机构。1860年清朝与英、法交战之后，于1861年1月19日下令设立总理衙门，负责外交事务。只有它位于紫禁城外，离外国使馆区不远，以便协调与各国的关系。1900年时，紫禁城的情况大致如此。当时没有地图可以指明慈禧居住的西宫，也无法标出已经辞世的慈安的东宫。西方外交官和军官很少有机会进入紫禁城，更不可能接近西宫或东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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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人居住的外城呈长方形，四周的城墙上开有八扇大门，向所有人开放，包括外国人。人们一般从永定门进入外城，随即可看到雄伟的先农坛和天坛。来到天桥，便到了市井中心，那里店铺挨着寺庙，孔庙挨着住家，所有建筑都只有一层。百姓生活穷困潦倒，并且严重缺水。城中各色人等来来往往，熙熙攘攘。近些日子，街上出现一些头系红带的长发怪人，身上绣有奇异图案，看上去凶恶残暴。他们就是义和团？如果说这个秘密被内城城墙挡在了外面，而在外城，义和团就隐藏在人群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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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5日，上海一家周刊《北华捷报》发表了署名康有为的文章，言辞激烈。这篇讨伐檄文是康有为流亡期间撰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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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和荣禄并非吾之君主，而仅是先皇的嫔妃和仆人。他们挟持、毒害幼主（光绪帝），频繁合谋，意与洋人签订协议，辱没先祖，出卖百姓。总理衙门乃操办此勾当之所在。慈禧和荣禄背信弃义，实乃罪魁祸首。先祖之盛名，所留之宫殿、城市、村镇、土地、关垒，以及吾辈之财产、货物，乃至四万万同胞血肉之躯，皆将给予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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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日，康有为再次在《北华捷报》上发表文章，请求光绪帝归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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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帝归位，中华将为之焕然一新。为推行变法，救国家于水火，吾皇所历之苦难实乃惨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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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昔日吾皇身体健壮，如今面容消瘦，皆因太医受命为其服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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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吾皇被困瀛台，与世隔绝，形同牢狱中之逆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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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吾皇之追随者悉数遭排挤或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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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吾皇之足遭红铁烫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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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吾皇之任何请求皆不准，每日只能以糙米充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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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寒冬腊月，皇后亦不准添加衣物，只允着夏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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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皇如此蒙羞受难，吾辈岂能不为之愤慨？慈禧、荣禄之流迫害吾皇，实乃无耻叛贼，人人得而诛之。正如东瀛史上之反叛将军，民众亦可起而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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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有为看来，慈禧和荣禄牢牢地掌握着国家大权。前军机大臣[18]未能参加1月26日的祭祀大典。他被排挤在宫廷之外，应该尚不知新立太子溥俊之父端郡王已与董福祥将军和大学士刚毅勾结在一起。三人正伺机寻求政治支持，以加强对慈禧和荣禄的影响力，所以自然将目光投向起兵造势的义和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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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2日，正当攻击洋人事件日益增多时，伯希和在两名法国翻译学生阿尔贝·菲特（Albert Feit）和亨利·弗利什（Henri Fliche）的陪同下骑马前往长辛店火车站。此站位于北京至汉口铁路线上，管理权掌握在法国手中。长辛店基督徒人数众多，还有一批法国人在那里维护铁路运营。当时局势十分平静，伯希和前去参观了古老的卢沟桥，马可·波罗曾经提到这座桥。15日，伯希和返回北京，在内城南堂参加了方殿华（Louis Gaillard）神父的葬礼。一个月前，伯希和在香港见过他。当时内城局势依然平静，但这种平静只是假象。第二天，一无名之辈在古观象台附近开枪打死一个德国旅行者，告示墙上也出现揭发外国人向井水投毒的文章。坏消息传至法国使馆，伯希和在旅行日记中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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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府附近村镇教堂中，确认有七十名中国基督徒遇害。最新消息：长辛店附近一村镇六十名居民全部被开膛破肚。中国政府似有意煽动杀害本国基督徒，以达到驱逐外国传教士的最终目的。因为害怕报复，中国政府不敢直接针对欧洲人。北京城里虽无明显威胁，慈禧却也无意取缔义和团，可能是因为被立为太子的溥俊之父端郡王支持义和团。毕盛似乎想采取行动，他说到计划派遣海军和两艘军舰来应对可能出现的危险，帮助侨民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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