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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6日，局势进一步恶化，毫无挽回的可能。慈禧得知西摩尔少将的部队占领了天津下游海河入海口的大沽炮台后，开始任凭主战派端郡王的军队自主行动。下午一点左右，前门以南的外城着起大火，火势迅速蔓延。传言称义和团决定烧掉出售欧洲物品的商店。前门也陷入大火之中。美国人亚兰（R. Allen）目睹了这可怕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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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门外火势凶猛。没多一会儿，整个外城就变成一片火海。火药店和爆竹店也被点燃，火苗冲天，有的高达二十多米，一直烧到城墙根。我吃完午饭，爬上南城墙察看火势，一直到下午五点。商人们奋力抢救财物，把东西扔进干枯的护城河里。奇怪的是，那些商人并没有大吵大闹，而像一群蚂蚁一样安安静静、认认真真地劳作着，只听到木头在火中发出的噼啪声和房屋倒塌时的爆裂声。我们仅看到极少数义和团打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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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门是个弧形城门，有两扇半圆大门朝向南北。只有皇帝可以走正门，普通行人只能走另外两个较小的城门，然后通过走廊，来到通往紫禁城的大街上。外国人把小城门和走廊戏称为伯灵顿拱廊街[14]。下午三点半左右，西边的走廊起火。四点，整个前门全部着火。大部分外国军队杀死中国人时并没有太多顾虑。今天，我们的军队在奥匈使馆附近的一座小庙遭遇三十来名义和团，他们口中念念有词，正打算砍杀绑在墙上的教民。水兵们把他们包围起来，全部杀光。[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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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的几天局势相对平静，仅仅在6月17日，德国士兵与董福祥的军队发生了摩擦。但直到那时，保卫使馆的军队只向民众和义和团开过枪。6月19日下午，清廷下达最后通牒，宣布进入战争状态，并要求外国人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京城。作为回应，外国使团要求第二天上午九点到总理衙门商讨撤离事宜。当天晚上，准备撤离的工作已经开始。罗斯托恩夫人把最必需的物品塞进背包，准备应付长途跋涉。没准需要徒步走到海边呢，因为天津城内也正在交战。20日上午九点十五分，清廷仍未就商议撤离事宜做出回应。德国公使克林德男爵决定采取行动，亲自前往总理衙门要求端郡王做出明确承诺，保证使馆人员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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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林德带着翻译前往奥匈帝国使馆，随后打发走身边的随从，坐着轿子来到哈达门大街上。起初并没有人阻拦他，但就在快抵达总理衙门时，一颗子弹突然打穿轿子窗户，射进他的脑袋。开枪的人不是义和团，而是一名清军士官。事件发生后，奥匈使馆上下震惊，认为使馆区已经岌岌可危，于是全部撤了出去。旁边的海关人员也随即撤走。快中午的时候，毕盛公使收到清廷一封信，紧张气氛有所缓和。奥匈使馆和海关人员决定返回驻地。没想到下午四点时，他们又得撤走，因为前一天的最后通牒已经到期，清军开火了。战事首先在海关大街爆发，法国使馆一下子成了最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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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西上尉决定夺回奥匈人刚刚放弃的海关大街路障，那里距离法国使馆东北岗哨只有几米远。拉布鲁斯上尉、伯希和以及吉得尔教授也加入了守军的队伍，遭到三十来人的“猛烈攻击”。下午五点，水兵让—马利·朱拉尔（Jean-Marie Julard）被中国人射死。毕盛公使决定将法国使馆人员与英国使馆人员汇合在一起。在英国使馆开会时，各国公使一致同意成立高级防卫委员会，英国公使、前英军少校窦纳乐任总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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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持久战的开始，法国使馆是主战场之一。东面的使馆街上有个叫做“意大利”的路障，因为该路障离意大利使馆较近；北面海关大街上，伯希和在那里驻扎。6月21日拂晓，这两个地点同时遭到义和团攻击。守军武器先进，义和团难以与之抗衡，损失惨重。清廷对义和团的态度依旧很暧昧，似乎有意不向他们提供军事补给，任凭他们充当炮灰。使馆区战事正酣，紫禁城内荣禄派和端郡王派也争斗不休。前方的每次胜利或失利都会引起一场激辩。另一方面，各国立场之间的分歧也加剧了清廷内部意见的分化。法国人依旧信不过俄国人，认为他们两面三刀。英国人和美国人对法国人存有戒心，认为法国对华宗教政策和在云南的殖民路线是引起战争的原因之一。各国都有自己的小算盘，行动难以统一。6月22日，中国人差点趁机占了上风。首先是美国人不顾中国军队可能占领南城墙、俯视使馆区的危险，决定撤走在前门的守军。随后，奥匈人不顾毕盛公使的反对，要求法国使馆撤走，因为他们认为已经守不住了。最后，英国人两次决定撤离，后又改变主意，险些造成腹背受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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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3日，趁着使馆区内一片混乱之际，董福祥的军队从北面对英国使馆发起进攻。为切断对方的进攻路线，英国人准备占领翰林院。翰林院里的编年史、文集、辑录、印章等都承载着中国历史的记忆。艾伦神父当时正在英国使馆内。他描述道，使馆内明显分成两派：一派是知华派，即“老人”，认为中国人非常重视传统，不敢轻易毁掉无比神圣的翰林院；另一派是“新人”，把中国人看作野蛮民族，认为他们不会把翰林院当回事。后来艾伦神父发现，事实被“新人”言中，因为中国人宁愿烧毁翰林院，也不愿让英国人占领。后来窦纳乐提出共同抢救翰林院，遭到清廷明确拒绝。[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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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灾难可与亚历山大图书馆[17]被毁相提并论，称得上是一种文化自杀行为。其实并非清廷拒绝合作，而是被义和团及其同党端郡王掌控的总理衙门在董福祥的默认下拒绝合作。两天前克林德被打死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义和团只是中国众多教派中的一支，其他如大刀会、白莲教、三合会、天地会等，无不将满人视为异族，无不以推翻1644年满人建立起来的清朝为目标。即使各教派首领暂时同意和满清贵族联合，他们也绝不会改变最终目标。事实上，无论在汉人的朝代，还是在满人的朝代，中国各类秘密社团一经创建者的奇思妙想构建出来，便始终与朝廷保持着十分微妙的关系。被烧毁的翰林院藏书中有一本很有意思的典籍，伯希和手中也有一册。这本叫做《佛祖统纪》的著作成书于清代之前，伯希和在其中找到一些不为其他汉学家所知的信息，涉及白莲宗和白云宗的起源、理论基础和发展历史。这两个教派是义和团的源泉。年轻的伯希和作为政治、历史研究专家，在返回河内后翻译的第一批著作中就有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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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伯希和之前，《佛祖统纪》已经吸引了一些汉学家的注意。另一名研究中国秘密社团的专家、荷兰人高延（De Groot）刚刚引用过其中的部分章节。与伯希和不同的是，他没有发现该书作者释志磬在第五十四卷[18]末尾有三段“述事魔邪党”的内容，其中提到了推崇食素的白莲宗和白云宗。实际上释志磬引用的是13世纪忽必烈时期的僧人宗鉴的有关记载。早在那时，宗鉴已经对这些邪教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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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白莲、白云处处有习之者。大抵不事荤酒，故易于裕足，而不杀物命，故近于为善。愚民无知，皆乐趋之，故其党不劝而自盛。甚至第宅姬妾，为魔女所诱，入其众中，以修忏念佛为名而实通奸秽。有识士夫宜加禁止。[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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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从宗鉴的叙述中了解到，白莲宗创建于1130年前后，即宋高宗初期，创始人是“吴”地（即现在的江苏苏州）延祥寺的茅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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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诸男女，同修净业。自称白莲导师，坐受众拜。谨葱乳、不杀、不饮酒，号白莲菜。受其邪教者谓之传道，与之通淫者谓之佛法。相见傲僧慢人，无所不至。愚夫愚妇，转相诳诱，聚落田里，皆乐其妄。有论于有司者，正以事魔之罪，流于江州。[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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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祖统纪》中有如下关于白云宗的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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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菜者，徽宗大观间，西京宝应寺僧孔清觉居杭之白云庵，立四果十地造论数篇，教于流俗，亦曰十地菜。觉海愚禅师辨之，有司流恩州。嘉泰二年，白云庵沈智元自称道民，进状乞额。臣僚言，道民者吃菜事魔，所谓奸民者也。既非僧道童行，自植党与，千百为群，挟持祅教，聋瞽愚俗。或以修桥砌路敛率民财，创立私庵为逋逃渊薮。乞将智元长流远地，拆除庵宇以为传习魔法之戒。奏可。[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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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鉴和尚总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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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几与白莲相混，特以妻子有无为异耳。亦颇持诵，晨香夕火，供养法宝，躬耕自活，似沮溺荷篠之风，实不可与事魔妖党同论。其愚疾诞妄自贻伊戚者，亦为有识之士所恶。[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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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莲宗和白云宗都是在12世纪初宋朝时期由邪恶僧人创立，在元朝得到发展，并合流成白莲教。该教受到朝廷打压，被佛教僧侣和翰林院学士视为异端，长期处于地下状态。白云宗常以十人或百人为一组，强征民税，组织结构带有政治和军事色彩。白云宗也正是通过这种组织方式在明朝得以延续。1744年，白莲教不堪官府重压，在山东起事，遭到满族皇帝乾隆镇压，首领被押至京城，在乾隆面前处死。1805年，也就是义和团起事前九十五年，嘉庆皇帝曾试图将白莲教的矛头引向基督教，但白莲教还是参与了1813年7月13日进攻紫禁城的行动，皇帝险些被推翻。白莲教成员遭到大规模杀戮，但之后又快速扩充。咸丰帝时期，白莲教参加太平天国运动，还与黑旗军一道参与了中法战争。1900年6月23日，白莲教成立近八百年之后，它又出现在火烧翰林院的战斗中，而翰林院里的藏书也控诉着它的歪理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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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就是这样一边手持着武器，一边学习着汉语。他一边研读达梅斯特泰教授推崇的《科学的对象》，一边战斗，因为当时白莲教正在与法国交战。这个古老的邪教在抵抗满族人、英国人、法国人等浑身长毛的外族入侵时充当了急先锋。在他们看来，中国基督徒可与欧洲人眼中的“第五纵队”划为一类。伯希和与达西上尉不同，他不是军人，来北京的目的不是参加战斗，但毫不犹豫地充当了志愿兵。对于伯希和而言，在北京学习汉语的过程和在顺化一样，既是政治的，也是军事的。正是在战斗中，未来的汉学大师伯希和完成了他最初的一些学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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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刚完成的重要发现让他认识到，义和团并不仅是一帮杀戮成性的顽劣之徒，还继承了悠久的历史和古老的传统。年轻的伯希和视野正在发生变化，尽管他的笔记中还流露出因循守旧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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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这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的翻译和评论体现出了学者风范，他的日记却不乏黑色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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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3日，十一点。一个中国人在我面前被打死。杀人的木匠让我们把尸体抬走，还要求我们替他保守秘密。6月24日，六点三十分。我们城墙上走动的时候，看到美国人在桥上喝威士忌和苏打水。6月25日，七点。整个晚上不停传来哒哒的枪声。早上，北方号角声大作，人声嘈杂。[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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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各方激战正酣时，被围困的法国人依然保持着自己的社会秩序，表现出一种高卢式的良好心态。他们讨论最多的，也是最令人不满的，就是补给条件让人大失所望。达西上尉是现场军事指挥官，他受伯希和鼓动，在使馆政治领导毕盛公使面前极力维护自己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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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两点，达西向毕盛说起价值六百美元的鹅肝酱，可我们连一瓶都没看到。”伯希和这样写道。他在研究报告中甚至没有忽视陆路食物供应的情况。毕盛对自己的酒窖严加看管，伯希和是这样描述的：“下午五点，毕盛写信给达西，通知他可以使用酒窖里的矿泉水。”但达西仍不肯罢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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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米匮乏，蔬菜更紧缺。我发现有人甚至为了一盘土豆以权谋私。酒水相对充足。除了沙莫家的藏酒外，我们还有毕盛先生的整个酒窖。他临走之前交代了一项任务：不能把这几百瓶上好的葡萄酒留给中国人。尽管酒窖周围有严密看守，但我怀疑水手们已经偷偷摸摸地把很多酒转移到了那些缺少宗教信仰的敌人找不到的地方。至于军官和志愿者，他们已经细心地把两三百瓶香槟藏在第二道防线以内。在英国是找不到这些东西的。[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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