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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3日，十一点。一个中国人在我面前被打死。杀人的木匠让我们把尸体抬走，还要求我们替他保守秘密。6月24日，六点三十分。我们城墙上走动的时候，看到美国人在桥上喝威士忌和苏打水。6月25日，七点。整个晚上不停传来哒哒的枪声。早上，北方号角声大作，人声嘈杂。[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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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各方激战正酣时，被围困的法国人依然保持着自己的社会秩序，表现出一种高卢式的良好心态。他们讨论最多的，也是最令人不满的，就是补给条件让人大失所望。达西上尉是现场军事指挥官，他受伯希和鼓动，在使馆政治领导毕盛公使面前极力维护自己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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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两点，达西向毕盛说起价值六百美元的鹅肝酱，可我们连一瓶都没看到。”伯希和这样写道。他在研究报告中甚至没有忽视陆路食物供应的情况。毕盛对自己的酒窖严加看管，伯希和是这样描述的：“下午五点，毕盛写信给达西，通知他可以使用酒窖里的矿泉水。”但达西仍不肯罢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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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米匮乏，蔬菜更紧缺。我发现有人甚至为了一盘土豆以权谋私。酒水相对充足。除了沙莫家的藏酒外，我们还有毕盛先生的整个酒窖。他临走之前交代了一项任务：不能把这几百瓶上好的葡萄酒留给中国人。尽管酒窖周围有严密看守，但我怀疑水手们已经偷偷摸摸地把很多酒转移到了那些缺少宗教信仰的敌人找不到的地方。至于军官和志愿者，他们已经细心地把两三百瓶香槟藏在第二道防线以内。在英国是找不到这些东西的。[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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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以上说法振振有词，毕盛夫人却表示抗议，认为那纯粹是抢劫。两种说法显然非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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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6日，八点。巴托林（Bartolin）向我们讲述说，毕盛夫人谈及法国普通平民抢劫她的酒和罐头时是这样说的：他们比义和团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认为这是针对我而言。此外，贝尔托（Bertaut）昨天已经大致向我证实了这些。”伯希和写道。显然，伯希和已经被归入“野蛮人”的行列。27日，胜利终于到来了：“四点。毕盛先生在这儿的时候，第二个受伤的士兵被抬了进来。他叫勒克盖尔（Lecoquel），髋部受伤，但不太严重。公使非常热情地邀请我们品尝他的酒、食品和香烟。”这是毕盛夫人妥协的结果。达西上尉继续用外交口吻描写道：“毕盛夫人也慷慨地施舍给我们一些罐头储备，但水手们对这些不太感兴趣，他们只打开些松露和蘑菇罐头。啊！那可是松露啊！我们借着不能把这些东西留给中国人的名义，在每道菜里都加了松露：头盘有马肉，主菜是烤母骡肉，甜点有黄油。我们所有的军官和志愿者一起在安多阿尔（d’Anthouard）先生的饭厅吃饭，他正在日本休假。为我们服务的是他的招待员，做饭的是他的厨师……我们发现，他酒窖里的藏酒不亚于毕盛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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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帮人终于可以在法国使馆内坐下来吃顿饭了。包括军官和志愿者一共二十五人，坐在安多阿尔男爵的藤椅上，当时男爵也许正在日本旅行。那天负责张罗的是在奥匈使馆的“难民”罗斯托恩伯爵夫人，马蒂尼翁（Matignon）医生把自己的房间让给了她。志愿者中除了伯希和、吉得尔、魏鲁达和翻译生外，还有当时恰巧在北京休假的吉·欧仁·德·肖莱（Guy-Eugène de Cholet）子爵、意大利人普里莫·本维尼蒂（Primo Benvenuti）、汉口至北京铁路线工程师乔治·布亚尔（Georges Bouillard）和他的同事埃德蒙·马蒂厄（Edmond Mathieu）。除此之外，当然还有达西和他的军官们、奥匈公使、罗斯托恩夫人的丈夫纳色恩（Arthur von Rosthorn）、比利时使馆秘书利奥波德·梅热林克（Léopold Merghelinck），以及南堂（6月13日烧毁）神父达达里奥（d’Addozio）。罗斯托恩夫人受到“法国人吸引”，认为他们“大多出身较好”，与克罗地亚水兵不同。她看到餐台上堆满了酒瓶子，有来自不同地区的酒，对此她很满意。那天没有按照老一套上马肉杂烩，而是上了当时“流行”的碎马肉饼，还有油炸面包粉母骡肉片和其他好吃的东西。难怪罗斯托恩夫人在战争回忆录里这样写道：“我们的日子过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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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几乎忘了在6月末的时候，战争正处于最激烈状态。28日上午，法国使馆遭到三次攻击，但中国人在十一点时撤退了。“我们利用这段间歇吃午饭。主持午餐的是罗斯托恩夫人，这位年轻的女士激发出了我们的勇气。我们嘲笑敌人的懦弱，并坦言说，如果我们面对的是四五百黑人，而不是四五千天朝军队，就没有闲情逸致一边吃着松露马肉，一边品尝勃艮第最好的葡萄酒了。”达西这样绘声绘色地记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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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香槟的时候，勒格洛阿内克（Le Gloannec）中士被清廷军队安置在前门城楼上的散弹击中，尸体从屋顶上掉下来。下午三点，大家把他和一个克罗地亚水手一起埋进花园里。第二天下午一点三十分，宴会再次被迫中断，因为海军尉官埃尔贝尔（Herbert）在同一地方倒下。防守的军队被迫放弃海关大街和使馆大街的街垒。进攻者立刻从西墙打开一个口子，战火烧进了使馆区内。罗斯托恩夫人面部被油火轻微烧伤，马蒂尼翁医生对她进行了治疗。30日凌晨两点，在海关大街一侧，中国人拆毁了毕盛酒窖的外墙。七点四十五分，毕盛带来一条轰动的消息：天津的援军到了，董福祥的军队将四散而逃。伯希和耸耸肩膀，说：“太棒啦！中国百姓不会抵抗援军的，只剩下义和团了。清廷绝对不敢冒险和所有列强开战！那是自不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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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根本没有援军到达，战事还在继续。使馆区依然在坚守，但内部气氛已不再是歌舞升平，而更像是屠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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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5日，应罗斯托恩夫人要求，德国公使德贝洛（de Below）在客厅举行了一场钢琴独奏会，现场还打开一桶葡萄酒。当时，德国使馆已经落入中国人手中。中国人发动攻击时，音乐会暂时中止。枪决了被俘的中国人之后，音乐会继续进行。7日下午，伯希和写道：“攻势猛烈。中国人从废弃的厨房进来，还放了火。我在那儿打死两个中国人。晚上，战斗还在继续。我困得不行了。”毕盛的酒窖成了激战的舞台。伯希和在那里大开杀戒，不留活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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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日，伯希和写道：“发现五个间谍，抓住三个，一个受伤逃跑。这些人是董福祥派来放火的。虽然中国人用大炮打开了口子，但北堂没有烧毁。庆亲王的军队在我们军队前面。我们面对城里十七个连的敌人，共计八千五百人整，都是董福祥的军队。清兵和义和团相互厮打，乱成一片。义和团不占优势，撤出了京城，但慈禧应该还在京城！董福祥的士兵不敢亲自放火，派苦力来挖洞偷袭，然后放火。提供这些情报的是本城区的一个苦力，他受董福祥的士兵指使来泼油放火。前两个苦力已经处决，他是第三个，提供完有用的信息后也被杀死。他还说欧洲人的军队被董福祥的军队挡在城外，进不来。这显然是别人告诉他的，因为他没有解释南边的炮声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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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伯希和写道：“今天相当平静。又抓住三个苦力，还在东墙根杀死几个。远处依然有炮声。另外还杀死两个奸细，没有什么有用的情报。北堂遭到多次攻击，但依然完好。7月11日，德斯特朗（Destelan）九点时过来了，告诉我们在日本人的街垒北边发现了义和团。我方用枪和刺刀杀死十六个义和团和两个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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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伯希和所谓“平静”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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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四点，荣禄的一个士兵在北巷街垒被斩首，头颅扔到了中国人营地里。“这个士兵本是清廷派来保护我们前往天津的，”达西记述道。即使在此时此刻，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达西依然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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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托恩夫人始终和我们在一起，她的表情还是那么柔美，那么和蔼可亲。即使她已经意识到危险的存在，也能很好地加以掩饰，在她脸上看不到任何焦虑不安。仅仅当她丈夫无需冲锋陷阵却经常冲在前面时，她才表现出担心。无论是军官、水兵，还是志愿者，她对所有人都嘘寒问暖，关怀备至。需要她的时候，她总能出现。罗斯托恩夫人最关心的是我们的病号，她能按照马蒂尼翁医生的要求搞到炼乳，为痢疾病人做粥或汤。她真是个出色的主妇！她杜绝浪费，把最后几听罐头留给伤员。她像女神一样保护着我们，直至战争结束。[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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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在毕盛的酒窖中继续着。中国人在里面修起了工事，还挂起两面旗子，一面白底红字，上写“李”，另一面白底蓝字，上写“鲍”。法国人非常厌恶这两面旗子。伯希和在两名水手的帮助下点燃了工事，趁着中国人救火的空隙，用铁钩钩下“李”字旗。中国人大为光火。伯希和发现这是荣禄军队的“右旗”，遂将捷报传到大客厅。罗斯托恩夫人开了一瓶意大利“花草茶”烧酒以示庆祝。随后，伯希和来到英国使馆，将旗子交给法国公使保管。在六个月的时间里，法国远东学院年轻的寄宿生已经成长为伯比尤中士手下的钢铁英雄。尽管这样的战绩没有实际意义，而且反倒引发了中国人的血腥还击，但还是在不久的将来为伯希和赢得了荣誉军团骑士勋章。当时伯希和年仅二十二岁！这些所谓的战绩和残忍的行为，完全是殖民主义的体现。伯希和作为志愿者抢夺了荣禄的军旗，为自己披上了所谓英雄的外衣。伯希和继承了卫道士的传统，成为学者战士，他的传奇故事从此开始。在伯希和一生中，他始终牢记这一角色，并抓住所有机会加以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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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兵伯希和夺取荣禄军右旗。北京，1900年7月12日。© Thierry Ollivier/Musée Guimet/R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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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传 1900年7月的头几天，白莲教及其盟友制定的战术毫无进展，他们既没有在朝中或衙门里争得权力，也没有攻下使馆区。由于中国中南部地区地方政府和军队对义和团持敌视态度，所以其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直隶和山东。继6月初西摩尔领导的军队失利之后，使馆区再次组织抵抗，也借机整编了力量。增援部队不断赶往京城，义和团和清军已经占领天津，天津的外国人处境岌岌可危。在这种情况下，西摩尔军队在几周内就能抵达京城，使馆区只要再坚守一段时间即可。然而战事爆发以来，慈禧太后不顾阻挠，有意与“温和保守派”大臣和将军保持一致，赞成或默许中国和外国之间实现某种“共存”。因此，6月10日义和团占领总理衙门后，荣禄并未被罢免，地位反倒有所加强，当时和端郡王以及义和团首领共同把持总理衙门的庆亲王也未被罢免。同样，朝廷重臣、外交家李鸿章和袁世凯也没有被罢免，二人始终在清朝政局中占据着核心位置。在军事失利和政治局势的影响下，庆亲王和董福祥等义和团盟友和伙伴开始考虑改变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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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伯希和在战斗中表现勇猛。此外，他在处决俘虏之前总要先粗暴审讯一番，对敌人进行观察和研究，从而随时掌握对方阵营中形势的变化。义和团在内城和外城占据着街道，5、6月间还发动对使馆区的进攻，但慈禧在6月6日向保持中立的庆亲王下令剿灭义和团，后又于27日向荣禄下达同样命令。西方人起初以为这些命令都是假的，但没想到真得到了执行。6月21日，伯希和记录下清军向义和团开枪的情况。这是误会吗？开枪的恰恰是庆亲王麾下的清军。6月29日，一个从大峪（Taiyu，距离北京东南八公里）来的伦敦内地会[26]成员告诉伯希和，两天前他看到义和团因害怕欧洲军队而大规模撤退。7月1日，毕盛证实了清廷和义和团关系出现严重裂痕的消息。伯希和本来不太相信，但在9日那天，他发现对面阵营中只剩下董福祥和荣禄的军队。达西下令处决了他们的一名俘虏。12日，伯希和缴获了他们的军旗。义和团是暂时后退也好，彻底撤退也罢，都给双方和解带来了机会。接下来还需要一段平静时期，期间不能处决太多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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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的夜晚对伯希和而言已经足够平静。水兵莱讷（Laine）在14日凌晨被打死。早晨六点，德国使馆方向传来吓人的枪声，随后在伯希和曾经缴获对方军旗的酒窖里也传出枪响，达西上尉头部轻微受伤，一枚炸弹在索馨别墅（Maison Saussine）爆炸。毕盛有些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