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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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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兵伯希和夺取荣禄军右旗。北京，1900年7月12日。© Thierry Ollivier/Musée Guimet/R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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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传 1900年7月的头几天，白莲教及其盟友制定的战术毫无进展，他们既没有在朝中或衙门里争得权力，也没有攻下使馆区。由于中国中南部地区地方政府和军队对义和团持敌视态度，所以其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直隶和山东。继6月初西摩尔领导的军队失利之后，使馆区再次组织抵抗，也借机整编了力量。增援部队不断赶往京城，义和团和清军已经占领天津，天津的外国人处境岌岌可危。在这种情况下，西摩尔军队在几周内就能抵达京城，使馆区只要再坚守一段时间即可。然而战事爆发以来，慈禧太后不顾阻挠，有意与“温和保守派”大臣和将军保持一致，赞成或默许中国和外国之间实现某种“共存”。因此，6月10日义和团占领总理衙门后，荣禄并未被罢免，地位反倒有所加强，当时和端郡王以及义和团首领共同把持总理衙门的庆亲王也未被罢免。同样，朝廷重臣、外交家李鸿章和袁世凯也没有被罢免，二人始终在清朝政局中占据着核心位置。在军事失利和政治局势的影响下，庆亲王和董福祥等义和团盟友和伙伴开始考虑改变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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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伯希和在战斗中表现勇猛。此外，他在处决俘虏之前总要先粗暴审讯一番，对敌人进行观察和研究，从而随时掌握对方阵营中形势的变化。义和团在内城和外城占据着街道，5、6月间还发动对使馆区的进攻，但慈禧在6月6日向保持中立的庆亲王下令剿灭义和团，后又于27日向荣禄下达同样命令。西方人起初以为这些命令都是假的，但没想到真得到了执行。6月21日，伯希和记录下清军向义和团开枪的情况。这是误会吗？开枪的恰恰是庆亲王麾下的清军。6月29日，一个从大峪（Taiyu，距离北京东南八公里）来的伦敦内地会[26]成员告诉伯希和，两天前他看到义和团因害怕欧洲军队而大规模撤退。7月1日，毕盛证实了清廷和义和团关系出现严重裂痕的消息。伯希和本来不太相信，但在9日那天，他发现对面阵营中只剩下董福祥和荣禄的军队。达西下令处决了他们的一名俘虏。12日，伯希和缴获了他们的军旗。义和团是暂时后退也好，彻底撤退也罢，都给双方和解带来了机会。接下来还需要一段平静时期，期间不能处决太多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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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的夜晚对伯希和而言已经足够平静。水兵莱讷（Laine）在14日凌晨被打死。早晨六点，德国使馆方向传来吓人的枪声，随后在伯希和曾经缴获对方军旗的酒窖里也传出枪响，达西上尉头部轻微受伤，一枚炸弹在索馨别墅（Maison Saussine）爆炸。毕盛有些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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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举着火把进入坍塌的建筑物内，放火之后点燃了炸弹。蓝厅及附属建筑，还有暖房、餐厅、一大一小两个客厅、我的卧室、工作间统统都没了……我原本以为无法克服某些夜晚给自己带来的恐惧，但我没想到，这一夜才是最可怕的！最后的大屠杀就要开始了！[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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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两点，德国人来了，他们是来向法国人祝贺国庆的。所有人都很激动，高唱《马赛曲》，只是毕盛仍然很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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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使馆已不复存在。燃油、火药、子弹、炮弹过后，只留下一面面烧焦的墙体，黑乎乎地矗立在我们筑起的街垒对面，满身疮痍。中国的旗子挂在墙上，使馆仿佛成了被占领的地区。场面看上去十分凄惨，但尚能让人找到一丝安慰，因为达西上尉和他的水兵们，还有奥地利军士，以及志愿者们都表现得可钦可佩。纵观战争史，很难找到比他们更加勇敢无畏、以少胜多的例子，他们为自己的名字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可是，这场战斗会为世人所知吗？我写下的这几行文字命运又将如何？将来是否能有哪怕一个幸存者来证实我所讲述的一切？大火窥伺着这篇围困日记，正如死亡窥伺着我们一样——如果中国人的炮弹没有击中我们，我们也会亲手结束自己的生命，彻底做出牺牲。[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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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盛不会战死的。这一场枪林弹雨已经是战斗的尾声。当天下午，一名南堂基督徒返回英国使馆，此人之前被派往天津。他说自己被清军抓住后遭受了酷刑，身上满是淤青。达莱拉克医生发现他臀部受过挤压，睾丸已经被挤碎。被俘期间，他被带到一名朝廷官员面前，官员自称是荣禄。荣禄交给他一封写给英国公使的信，承诺他只要带回公使的答复，就一定会保住他的性命。伯希和发现这封信并未按官文格式书写，也没有随信名帖。行文风格更偏向于文学作品，而非官样文章，甚至问候语都显得不同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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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信署名启秀，称我方军队向清朝军队开火应是出于误会，要求我方停火。该官员邀请各国公使前往总理衙门避难，以免受到中国军队侵扰，否则将无法保证他们的安全……7月15日，克洛德（Claude）爵士以个人名义答复中方称：在所有文明国家，外国公使人身不得受到侵犯，战争时期亦是如此。中国人首先开了火，中方停火我们才停火。我们在使馆内比在中国人那里更安全。我们可以一直坚守到增援部队到达。如果中方希望改过自新，为犯下的大错赢得宽恕，就应派人举白旗来进行和谈，我们将保证来人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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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果然有三名中国密使举着白旗来了，他们带来了中方希望和解的愿望。克洛德爵士开始和他们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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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即7月17日，紫禁城内发出二十一声炮响，这是停战的信号。两名清兵挥舞着白手绢来到德国使馆。他们被蒙上眼睛后带进英国使馆。其中一个人说，前一天晚上荣禄已经下令停战，还说天津发生了一场大战，清军失利后撤向南方。他透露说，聂士成将军已经自刎身亡，李鸿章奉命守卫中国北部地区。中国已经奄奄一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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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使馆区内的清兵和苦力爬出街垒，走向被围困的外国人，开始和他们交谈。中国人带来一些零食（两个甜瓜和一个桃子），一个中国人还向法国人献殷勤。按照现在的说法，伯希和就是在那时候“搞出了点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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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一点，温特尔特（Winterhalter）上尉、达西上尉以及伯希和来到公园里，一直走到中国人用毕盛公使办公室的残垣断壁垒起来的路障。中国人走出路障，向他们表示友好。伯希和跟他们交谈，他们伸手时还与他们握手，然后出其不意地跳过路障，消失在中方阵营深处。清兵抓住伯希和后把他带到一位官员面前。官员并没有虐待伯希和，而是派十五个人护卫他穿过城市，来到一个衙门里（可能是荣禄的衙门）。伯希和在那儿见到两个身穿蓝顶官服的官员和一个身穿珊瑚顶官服的官员。对方问及外国军队的实力、部署和意图，还问及外国军队是否同意在中国军队引领下撤退。伯希和极力避免回答，称自己只是普通百姓，没办法回答这些问题。官员们决定带他去见荣禄。就在这时候，一个苦力带来达西上尉的书信，后者显然十分担心，“命令伯希和立刻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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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用汉语回答苦力说，他正和荣禄一起品茶，吃水果。荣禄对伯希和很和蔼，甚至有点喜欢上这个法国青年，因为伯希和能说一口非常讲究的汉语，这让荣禄吃惊不已。他们当时谈论了什么？伯希和在《北京札记》第三册里对此只字未提。伯希和下午六点回到使馆，只向毕盛公使做了汇报，毕盛此后也未再提及此事。这件事也许是两人决定共同保守的第一个秘密。此后他们之间还会有更多秘密，下文中我们将能看到。伯希和对达西仅仅说了句：“我被挟持到荣禄将军面前，身不由己。荣禄详细询问了我们的武器、弹药、生活物品储备情况和财政状况，之后派一队人马护送我回到法方营地，沿途保护我不受义和团侵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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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札记》中的记述在1900年7月17日戛然而止。但当时围攻使馆区的战事仍在继续，期间打打停停，一直持续到8月14日英国、美国、俄国、法国军队进入京城。伯希和对战斗已经不太感兴趣，他将注意力转向了自己真正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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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肩负着为法国远东学院图书馆和博物馆购买图书及文物的任务。使馆区遭围困之前，他已经购买了一系列相对完整的关于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以及中国与东京接壤省份的书籍。围困解除后，他发现6月13日翻译生住所的那场火灾烧毁了他放在那里的一部分藏书，这让他很难过。他收回残存的书籍，随即又开始大规模收集书画和珍本。1900年11月4日，伯希和返回河内，带走一批明朝初期书画、乾隆皇帝手书《法华经》第一卷，以及从翰林院火灾中拯救出来的两卷《永乐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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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逃到陕西西安期间，李鸿章负责与外国列强进行和谈。谈判从10月开始，前后持续了一年，最终签订的条约使中国事实上沦为列强的保护国。中国停止进口武器辎重；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承认外国使馆区享有治外法权，禁止中国人进入使馆区；拆毁大沽口炮台，北京与渤海的交通联系受外国联军监控。1901年2月23日，慈禧废黜一年前立的“大阿哥”溥俊，光绪重掌皇权，端郡王和澜国公被流放至新疆。义和团运动一直持续到1908年，但期间遭到强力镇压，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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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战败后饱受凌辱，在获胜的西方列强眼中，中国已沦为一件物品和科学研究对象。伯希和作为东方学学者，在北京期间毫不犹豫地维护西方帝国主义。他扫射过中国人，枪决过中国人，砍杀过中国人，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完全理所当然。此外，他还是使馆区被围困期间唯一一个跳过路障跑进中国人阵营，见到过荣禄、澜国公和义和团首领，以及其他重要人物的人。他受到了礼遇，和那些重要人物长时间进行交谈，而中国人原本可以将他处死。他的所见所闻为西方人提供了审视中国的新视角，他对中国的痴迷程度也进一步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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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亦称哈德门，即崇文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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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东交民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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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即现在的台基厂大街，当时法国人也称之为马可波罗大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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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元朝时称朝阳门为齐化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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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Paula von Rosthorn, Errinerungen auf der Boxeraufstand März bis August 1900, Vienne, Bohlau,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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