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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03498 根据周达观的描写,吴哥通王城门禁止狗和割去脚趾的罪犯进入。他进入城中,穿过城市。百姓的住所都是木质结构,覆以蒿杆,达官显贵的房顶则是瓦片。他来到一个地方,“有金塔一座,傍有石塔二十余座,石屋百余间”,这就是巴戎寺,阇耶跋摩七世的皇家大庙。再往北走,他看到“有铜塔一座,比金塔更高,望之郁然,其下亦有石屋十数间”,这是巴芳寺,优陀耶迭多跋摩二世国王在11世纪中期建造的高大建筑,当时高棉帝国正值婆罗门教湿婆派苦行者当政。据亨利·帕门蒂尔估计,巴芳寺高度超过五十米[11],难怪引发周达观高声赞叹,并认为它极其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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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03500 紧接着,周达观来到罗贞陀罗跋摩二世国王在10世纪建造的空中宫殿。他从中国来到这里,不正是为了见到国王吗?所以这里才是此行的真正目的地。宫殿里有一座金塔,周达观同样给予赞叹,虽未过分渲染,但仍难掩内心的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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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03502 ……修廊复道,突兀参差,稍有规模。其莅事处有金窗棂,左右方柱上有镜,约四五十面,列放于窗之旁。其下为象形。闻内中多有奇处,防禁甚严,不可得而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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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03504 周达观没有见到国王,但他听说国王每晚都要去金塔顶过夜。有廷臣对他证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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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03506 土人皆谓塔之中有九头蛇精,乃一国之土地主也。系女身,每夜则见。国主则先与之同寝交媾,虽其妻亦不敢入。二鼔乃出,方可与妻妾同睡。若此精一夜不见,则番王死期至矣;若番王一夜不往,则必获灾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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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03509 中国最早的使者到达这里一千年后,有关柬埔寨起源的神话传说丝毫没有减少本身的生动和鲜活。每天晚上,同样的故事还在上演。国王和化成女人的九头蛇精结合,正如古时的陈如和叶柳公主那样。这是最神圣的时刻,这样的私密场所禁止世俗凡人和外国人进入也完全合情合理。如果结合被迫中断,或者国王没来,再或者蛇精没有出现,大祸便会降临。这就是周达观记录的神话传说,康泰和朱应之后的史家也都是这样描述的。这种神秘的仪式体现了柬埔寨和印度的交融,也在中国和印度之间建立起了某种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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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03512 距离吴哥东北三十五公里的地方有一座圣山,名叫荔枝山。9世纪初,阇耶跋摩二世国王在那里修建了最初的吴哥城。为了修建首都,阇耶跋摩二世选择了一座红土山头。在神话传说里,陈如和蛇王的女儿就是在那里相爱的。如今那个地方仍叫做中国园(Ran Cin),因为在远古时代,一条中国帆船曾在那里搁浅。柬埔寨的传统和传说交相辉映,如果说当地宗教受到了印度影响,那么政治上联系最紧密的还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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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03514 周达观了解到,1295年他还没离开中国的时候,吴哥宫廷发生过一起政变。老国王阇耶跋摩八世在位四十二年时,驸马因陀罗跋摩发动了军事政变,老国王被迫让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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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03516 新主乃故国主之婿,原以典兵为职。其妇翁爱女,女密窃金剑,以付其夫,以故亲子不得承袭。尝谋起兵,为新主所觉,斩其趾而安置于幽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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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03518 周达观还了解到,吴哥王朝曾进行全民动员,抵抗兰甘亨大帝的暹罗王国的进攻。新国王改变了反佛教政策,他也许希望占婆教徒和占人口大多数的佛教徒能够达成和解。为寻求保护,因陀罗跋摩向中国皇帝表达了敬意。周达观对因陀罗跋摩的服饰也进行了一番描写。当时只有国王的衣服上可以出现多个花枝图案。只见他头戴金王冠,发髻上别着好似茉莉花的芳香花环,脖子上挂着大珍珠,大概有三磅重,另外还戴着手镯、金戒指。他光着脚,脚掌和手掌都染成红色。他每年出宫四五次,手里总拿着金剑,这是吴哥王朝权力的象征。“凡出时诸军马拥其前,旗帜鼓乐踵其后。宫女……手执巨烛……又有宫女,皆执内中金银器皿及文饰之具,制度迥别,不知其何所用。又有宫女,手执摽枪摽牌为内兵……其诸臣僚国戚,皆骑象在前……又其次则国主之妻及妾媵,或轿或车,或马或象,其销金凉伞何止百余。其后则是国主,立于象上,手持金剑。象之牙亦以金套之。打销金白凉伞凡二十余柄,其伞柄皆金为之。其四围拥簇之象甚多,又有军马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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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03520 这段对国王出宫的描写是唯一一段文字记载,因为20世纪初的柬埔寨和越南、中国一样,已经不再保存历史档案。这段文字流传很广,以前和现在都在中小学甚至大学里教授,《真腊风土记》的译文由此成为柬埔寨历史记忆中的重要一章,因为其中不仅有对国王的记录,更有对民众的细致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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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03522 中国文人周达观曾住在当地人家中,对近距离接触过的人持着一种高傲和戏谑的态度。他写到,“蛮俗人物粗丑而甚黑”,所有人都绾着发髻,光着膀子,只在腰上系一块布(即沙笼,出于中国人的强烈要求),赤着脚。无论男女,都喜欢熏檀香、麝香和其他香料。这个地处东南亚的国家气候炎热,当地人无论白天黑夜都要数次沐浴,暴露成癖,屡教不改。即使在一千年前,这种有失体统的行为已然让康泰和朱应惊骇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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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03524 不分男女,皆裸形入池,惟父母尊年在池,则子女卑幼不敢入。或卑幼先在池,则尊长亦须回避之,如行辈则无拘也。但以左手遮其牝门入水而已。或三四日,或五六日,城中妇女三三五五咸至城外河中澡洗。至河边,脱去所缠之布而入水。会聚于河者,动以千数,虽府第妇女亦预焉。略不以为耻,自踵至顶,皆可得而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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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03526 周达观深谙中国传统礼数。他对当地的了解不断深入,发现当地人私生活中让他感到惊愕的地方不计其数,妇女产后的措施更是吸引了他的注意。“番妇”生产之后立即用一种加盐的热米汤涂抹阴部,促使外阴收缩,如此可以“收敛常如室女”。周达观刚听说这种做法时根本不相信,但后来有机会加以证实,因为他这样描述道:“既而所泊之家有女育子,备知其事。且次日即抱婴儿,同往河内澡洗,尤所怪见。”在他看来,这样的故事比巴芳寺更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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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03528 通过日常接触,周达观发现当地人的一些风俗实在让中国人难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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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03530 又每见人言:番妇多淫,产后一两日即与夫合,若丈夫不中所欲,即有买臣见弃之事。若丈夫适有远役,只数夜则可。过十数夜,其妇必曰:“我非是鬼,如何孤眠?”淫荡之心尤切。然亦闻有守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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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03532 骄奢纵欲、有失体统,周达观对这些典型的陋习都有极为详细的描述。他甚至提到了一种骇人听闻的习俗“阵毯”,态度也从惊愕发展到斥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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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03534 富室之女自七岁至九岁,至贫之家则止于十一岁,必命僧道去其童身,名曰阵毯。……向上好僧皆为官户富室所先,贫者不暇择也。官富之家,馈以酒米、布帛、槟榔、银器之类……盖以一岁之中一僧止可御一女,僧既允受,更不他许。是夜大设饮食、鼓乐,会亲邻,门外缚一高棚,装塑泥人、泥兽之属于其上。……闻至期,与女俱入房,亲以手去其童,纳之酒中。或谓父母亲邻各点于额上,或谓俱尝以口,或谓僧与女交媾之事,或谓无此。但不容唐人见之,所以莫知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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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03536 伯希和通过翻译周达观的著作,体会到这个中国人身上有隐忍和谦卑的优良品德。忽必烈的使者周达观总结的经验没有被法国东方学者伯希和丢弃:对世界的看法应如实客观,而不应凭主观想象。吴哥人的风俗习惯也许会让人震惊,但未必需要改变。在伯希和心目中,周达观和沙畹、考狄、列维一样,也是一位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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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03538 13世纪末,吴哥正处在宗教集团统治下。这些集团属于三大教派,首先是属于婆罗门教的学者(“班诘”),他们是印度化的御用文人。周达观对这些人的描述不多,因为他们既没有学校,也没有特定的传教场所,“亦难究其所读何书”。第二类是身着藏红色僧袍的佛教僧侣(即苎姑,暹罗语是chao-ku,意为“老爷”),他们的寺庙里供奉着用铜或陶土制成的佛像,蔬菜、水果、谷物、鱼和肉都是贡品。他们有很多写在棕榈叶上的佛教典籍,字是黑色的,周达观完全看不懂。第三类是道教苦行者(八思惟),他们崇拜男性生殖器,“如中国社坛中之石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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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03540 对周达观而言,苦行者比学者和僧侣更显神秘。20世纪初,当伯希和在翻译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时,这三类人在吴哥和外省仍然存在。僧侣依旧住在吴哥窟、巴戎寺和其他寺庙内,依旧在念经诵佛。在吴哥的发祥地荔枝山上,依然可以看到很多苦行者。他们住在雕有壁画的洞穴中,在河中净体,砂岩河床上刻着男性生殖器。他们坚守着吴哥的传统习俗,他们所说的高棉语也源自当年周达观遇到的先辈们使用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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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03542 1907年,即伯希和拿到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并完成翻译四年之后,暹罗将西部省份归还柬埔寨。法国远东学院以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政策为指引,完成了考察任务,取得了重要科研成果,也为柬埔寨收回领土做出了贡献。领土回归之后,考古学家立即根据周达观的记述在吴哥展开工作。在一个刚刚对外有所开放的地方进行此类工作,可谓不小的成功,而伯希和则是这项工作中的明星。这位年轻的战士、学者内心涌动着为法兰西帝国外交事业效力的坚定信念,虽然他的方式显得并不那么直接。周达观在《真腊风土记》里提到了皇道、宫殿和庙宇,这些都是吴哥帝国的象征,也为法国勘定柬埔寨和暹罗边界提供了参考依据。虽然暹罗把扁担山脉山脊当做边境线,但也有一个例外,即11世纪苏利耶跋摩一世国王根据梦中湿婆吉黎萨(山神)指示修建的柏威夏寺。这座建筑让人叹为观止。泰国至今仍对此耿耿于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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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03544 伯希和在河内被任命为汉语教师后,经常返回中国购买书籍写本。他身上的骄傲、自大和不可一世丝毫没有减少,但随着这位翻译大师著作的增多和经验的积累,他身上也发生着一些改变。他不再把远东地区完全看作所谓的科学研究对象,而是当成自己的家。因此,他不仅是征服者,同时也是旅行者、观察者和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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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03546 然而,伯希和的职业生涯开始于风云际会的年代,他本人又获得了很多荣誉,这些都加剧了他野心的膨胀。伯希和令人费解之处在于,他不仅追求学术成就,还追求个人成功,不仅要当学者,还要当政治家。这是怎样的天才!怎样的多面手!汉学家伯希和喜欢舞刀弄枪,显然既不是基督徒(虽然他喜欢与神职人员接触),也不是共和派(虽然他有为公众服务的意识)。他更像是活在文艺复兴时期,是与荣禄和澜国公一样无所顾忌的冒险家,与周达观和其他中国文豪一样的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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