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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阗，当时被称为法师[27]的玄奘看到上百所寺庙和五千名大乘佛教教徒。于阗王接见玄奘时号称毗沙门天神化身，自称于阗还荒无人烟时就已经生活在那里。根据神话传说，有一天，阿育王[28]的儿子被挖去双眼，阿育王将凶犯流放到雪山以北。就这样，这些被流放的凶犯来到于阗，并在于阗推举出自己的国王。在紧邻于阗的地方，有一个被中国皇帝流放的皇子。他们和中国皇子之间爆发了冲突，最后中国人获得胜利。于阗在中国人的统治下繁荣起来。然而，在中国人统治末期却发生了这样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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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王……齿耋云暮，未有胤嗣，恐绝宗绪。乃往毗沙门天神所，祈祷请嗣。神像额上，剖出婴孩，捧以回驾，国人称庆。既不饮乳，恐其不寿，寻诣神祠，重请育养。神前之地忽然隆起，其状如乳，神童饮吮，遂至成立。智勇光前，风教遐被，遂营神祠，宗先祖也。自兹已降，奕世相承，传国君临，不失其绪。故今神庙多诸珍宝，拜祠享祭，无替于时。地乳所育，因为国号。[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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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阗当地居民以前受过来自克什米尔传教士的宗教影响。玄奘在那里停留七天后取道回国。斯坦因到达于阗后，马上开始寻找古物，同时物色带自己探寻古迹的向导，也向李默德和赫定提到过的寻宝人寻求帮助。紧接着，斯坦因前往玄奘提到过的约特干，李默德曾在那里发现于阗最早的遗迹。寻宝人向斯坦因展示了他们的战利品，除一尊小金猴外，斯坦因还得到不少钱币，有中国的、印度—斯基泰的和穆斯林的，还有一套3世纪前后在于阗铸造的中印双语钱币。这些钱币正面有中国文字，反面的神话故事却用印度文、婆罗米文和佉卢文书写。这证明当时于阗已成为丝绸之路上不同文明汇聚和交流之地。另外，他还发现了用陶土制成的面具和塑像，以及一些雕塑。它们可能都来自犍陀罗国，因为于阗距离犍陀罗国直线距离只有四百公里。11月中旬，老寻宝人图尔迪（Turdi）从遥远的丹丹乌里克（象牙之所）遗迹回来，带回一些灰墁浮雕、希腊式佛教浮雕和一部婆罗米文写本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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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图尔迪的描述，那个遗迹位于于阗东北、玉龙喀什河和克里雅河之间。斯坦因觉得丹丹乌里克和斯文·赫定所说的“所多玛第二”也许是一个地方。12月7日，斯坦因在图尔迪的陪伴下出发，顶着刺骨寒风一路前行，十天后到达世界上环境最恶劣的地方之一。那里只有沙丘在风的推动下像波浪一样起伏着，气候如极地般寒冷，那里就是可怕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斯坦因寻找的遗迹几乎都被沙漠掩盖着。他在寻宝人的协助下开始挖掘，一共挖出十四处遗迹。遗迹的墙体上有佛教壁画和灰墁浮雕。此外，斯坦因还发现一处藏书馆遗迹，里面有10—11世纪用梵文和汉文写成的佛教经典。斯坦因虽能读懂梵文，却不认识汉文。待他返回欧洲，在沙畹和伯希和的译文帮助下才了解到一部分汉文书卷是8世纪末唐朝的官方文书。于阗位于丝绸之路南道，中国和印度文化通过商业和佛教的传播在此交汇。斯坦因在丹丹乌里克再次发现玄奘留下的印迹。图尔迪在一座小寺庙里发现一块画板，上面绘着一个带冠的老鼠头像，这就是老鼠“酋长”。朝圣途中的玄奘对此有所记载。那些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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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如猬，其毛则金银异色，为其群之酋长，每出穴游止，则群鼠为从。昔者匈奴率数十万众，寇略边城，至鼠坟侧屯军，时瞿萨旦那王率数万兵，恐力不敌，素知碛中鼠奇，而未神也。洎乎寇至，无所求救，君臣震恐，莫知图计，苟复设祭，焚香请鼠，冀其有灵，少加军力。其夜瞿萨旦那王梦见大鼠曰：“敬欲相助，愿早治兵。旦日合战，必当克胜。”瞿萨旦那王知有灵祐，遂整戎马，申令将士，未明而行，长驱掩袭。匈奴之闻也，莫不惧焉，方欲驾乘被铠，而诸马鞍、人服、弓弦、甲縺，凡厥带系，鼠皆啮断。……于是杀其将，虏其兵……瞿萨旦那王感鼠厚恩，建祠设祭……故上自君王，下至黎庶，咸修祀祭，以求福祐。[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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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因收获颇丰。1901年1月6日，他用驴和骆驼满载着箱子开始向东行进。到达克里雅和尼雅绿洲后，一块带有佉卢文字母的雕板为他提供了一处比丹丹乌里克更古老的遗迹线索。这处遗迹可能在269年晋武帝时期以后遭废弃。2月13日，斯坦因带着一批与帕拉斯·雅典娜和厄洛斯相像的塑像离开尼雅继续向东，在安得悦（Endere）发现一处古寺遗迹。随后他又调转方向，回到喀拉墩（Karadong），并在热瓦克（Rawak）发现一座大舍利塔、九十一座佛像和菩萨像，艺术风格与犍陀罗国相近。让斯坦因感到非常遗憾的是，这些塑像太重，无法运走。他只好拍下照片，用沙土把它们重新埋起来。1901年4月底，斯坦因回到于阗，5月29日离开喀什，带着自己发现的宝贝经俄罗斯回到英国。英国科学界为他的凯旋举行了盛大仪式。自此，新疆俨然已成为吸引东方学学者的“新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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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初，一支由柏林民族人种学博物馆组织的考察队从德意志帝国首都出发了。他们和斯坦因探险队一样，迫不及待地要去发掘珍宝。这支队伍由印度学家、古佛教专家格伦威德尔（Albert Grünwedel）教授率领，副手是历史学家格奥尔格·胡特（Georg Huth），领队是西奥多·巴尔图斯（Theodor Bartus）。巴尔图斯像草原上的蜥蜴一样，负责考察队的补给。格伦威德尔一行已经得知在他们之前到达于阗和丝绸之路南道的探险队的收获情况，于是决定从丝绸之路北道以东的吐鲁番入手。他们于当年年底返回德国，带回满满二十六箱壁画、写本和雕塑。他们在柏林受到高规格欢迎。德皇威廉二世亲自接见格伦威德尔并为他授勋，同时表示将给予他大力支持。军火巨头克虏伯男爵也为他们提供帮助，还鼓励他们再次前去探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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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吐鲁番的日子异常艰苦。严寒和恶劣的条件耗尽了格伦威德尔的体能，也严重损害了胡特的健康。回到德国不久，胡特便与世长辞。只有巴尔图斯态度积极，愿意再次出征。1904年，巴尔图斯跟随第二支德国考察队从柏林出发。这次的领队是见多识广的阿尔伯特·冯·勒柯克（Albert von Lecoq），四十二岁，近两年来一直在柏林民族人种学博物馆印度部做义工。勒柯克家境殷实，其祖父靠葡萄酒生意发家。他先后在英国、美国求学，后回到德国，卖掉家族企业，因为他对葡萄酒生意不感兴趣。他成为食利者后，开始在柏林东方语言学院学习阿拉伯语、波斯语、突厥语和梵语，之后开始跟随格伦威德尔学习。勒柯克的姓在德国显得有点怪异，原因在于他的祖先是从法国逃亡而来的胡格诺派教徒。勒柯克身边只有巴尔图斯一个追随者。他们带着一万两千金卢布的战争横财穿越俄国，来到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受到当地总督、威武的杨增新将军接见。义和团运动失败四年后，乌鲁木齐充斥着当年与列强作对而遭流放的人员。大刀会、白莲宗和白莲教杀手、皇室成员、失宠的达官显贵等各色人等挤在这座飞尘漫天、形容凋敝的城市里，受到当地总督和军吏监视。勒柯克和巴尔图斯没有在此地久留。11月18日，他们来到吐鲁番以南的哈喇和卓绿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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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有一座大型古墓，勒柯克在里面发现了9世纪末的摩尼教壁画和大批同时期的波斯语写本。另外还有一些遗迹，如上百具一千年前被汉族统治者杀死后扔在坟坑里的佛教僧侣尸体，显示着该地区自古就存在残酷的政治和民族斗争。这片广袤地区是反叛者的大本营。长期以来，印度人、突厥人、波斯人和汉族人在此地冲突不断，后来“洋鬼子”也将触角伸到这里。多个民族、多种语言，以及多种宗教在此汇集。勒柯克在吐鲁番以南的焉耆发掘出一座教堂和两座景教藏经阁，从里面挖出的写本塞满了他的箱子。随后，他前往北边的柏孜克里克，那里有一座明屋（千佛洞）——一组雕凿在岩石上的寺院建筑。1905年2月，他派人割下印度和波斯王室贵族并肩而坐的壁画，这样的场景是丝绸之路庙宇绘画里的典型内容，因为丝绸之路是交汇和交融之路。这幅壁画后来成为柏林民族人种学博物馆的重要参观内容之一。阿富汗巴米扬是丝绸之路上的另一个交汇点。二十五年后，约瑟夫·哈金（Joseph Hackin）和建筑学家安德烈·高达（André Godard）在高五十五米的巴米扬大佛壁龛顶部发现印度王子、公主和波斯王子、公主同时出现在一幅壁画里。他们也带走了一些壁画，这些壁画如今收藏在喀布尔博物馆。[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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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在吐鲁番考察工作的不断深入，勒柯克和巴尔图斯还在水盘绿洲（Shui-pang）发现了反映文化多样性的遗迹。他们发掘出古代基督教写本、一本5世纪的圣诗集、一些《马太福音》残片和一篇希腊文《尼西亚信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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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鲁番的气温不断上升。为躲避酷暑，他们前往哈密过夏。哈密是戈壁沙漠里的一片绿洲，气温相对温和。一个土库曼商人在哈密的一间茶社里向勒柯克讲述了一段不寻常的故事。在距离哈密以南约三百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叫做敦煌的绿洲。那里有一座开凿在悬崖上的寺院，比柏孜克里克的岩壁寺院规模更大，墙上的壁画更加琳琅满目，浮雕和佛像数量也更多。除此之外，寺院里还有一间藏经洞，不久前刚被寺里的僧侣发现，里面藏着极其珍贵的写本和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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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小道消息让勒柯克和巴尔图斯兴奋不已，他们决定前往敦煌。但就在他们即将出发时，获悉了格伦威德尔的行程——他已经病愈，决定来与他们会合。现在他已经在路上，不日即将到达喀什，要求他们前往迎接。尽管他们万分遗憾，但毕竟“老板”要来了，他们也只能放弃前往敦煌的计划，前去迎接格伦威德尔。他们骑马穿过新疆后抵达喀什，但一直到1905年12月6日，才等到格伦威德尔的到来。这时，他们得知斯坦因又在筹备一支探险队，法国人也有同样的计划，队长将由伯希和担任。随后勒柯克一行去了克孜尔和库车，发现了一些美妙绝伦的壁画（他们把其中描写佛本生的部分带回德国）。这时再前往敦煌藏经洞为时已晚。后来，他们又听说了第一批到达敦煌的探险队的消息。他们于1907年1月返回德国，这时斯坦因早已第二次抵达中国新疆地区并在那里停留了六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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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因经过帕米尔高原，在喀什与友人马继业达成默契，后者负责将竞争对手的消息及时通知他。斯坦因取道丝绸之路南道，按照斯文·赫定绘制的地图，经于阗、莎车、安得悦，到达罗布泊沙漠和古代中国军队驻扎地楼兰。1907年1月21日，斯坦因对古迹进行了挖掘，在一堆垃圾里发现驻军时期的一些军事文书。此后，他穿越罗布泊沙漠，前往“明亮的灯塔”敦煌——丝绸之路上汉族商队最后一个驿站。他在途中发现了高大的塔楼，这让他想到汉族人修建的长城。他没有久留，于1907年3月12日抵达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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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因虽是第一次来到敦煌，但这里对他而言并不陌生。1879年，匈牙利地理学会主席洛采（Loczy）教授在贝拉·塞切尼（Béla Széchenyi）伯爵陪同下参观了敦煌，他向斯坦因详细描述过敦煌的壁画和佛寺。斯坦因冒着仿佛能穿墙而过的凛冽寒风，在敦煌衙门里受到当地官员王大老爷[32]召见。忠心耿耿的蒋师爷[33]帮着翻译，斯坦因才得以“用蹩脚的汉语”[34]与王大老爷交流。没谈多久，两人便发现彼此都喜欢研究玄奘，这为两人的关系奠定了基础，斯坦因和探险队也因此变成当地贵客。他原本对敦煌没有太多期待，也不打算在此久留，而一心想着返回罗布泊沙漠的塔楼。尽管敦煌石窟十分有名，但斯坦因的匈牙利同事已经造访过那里。此外，就在不久前的1899年，法国驻华使馆的邦宁（Bonin）对石窟进行过拓印，沙畹已经翻译了相关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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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一件事让斯坦因十分好奇。到达敦煌前夕，他从乌鲁木齐商人扎伊德·贝格（Zahid Beg）那里听说，有谣言称几年前在距敦煌十几公里的千佛洞里偶然发现了一个藏经洞。3月16日，他在蒋师爷的陪同下来到千佛洞，参观了众多雕凿在岩壁上的石窟，里面满是壁画和佛像，形式和克孜尔、柏孜克里克以及阿富汗巴米扬类似。其中最好的作品都属于唐代（7—10世纪）。这些雕刻的风格和犍陀罗希腊式佛教风格相近，而斯坦因正是这一领域的专家。他马上找到一位年轻僧人，后者答应为他做向导，并很快带他找到了藏有佛经的佛窟。藏经洞位于一个小佛窟内，洞口已被山上的落石堵住。当时，负责修缮佛窟的工人发现了藏经洞——工人进入佛窟后，发现洞窟内壁有一道奇怪的裂痕。他们把裂痕凿开，发现里面有一间密室，从地面到洞顶塞满了写本和绘画。甘肃副总督（敦煌县隶属于甘肃）得知消息后，下令将写本就地封存，禁止外人进入藏经洞。一个名叫王圆箓的道士负责看守藏经洞。斯坦因想见王道士，但此人正在外面云游，不知何时回来，斯坦因无法判断藏经洞到底有多重要。幸运的是，一个年轻僧人[35]的房间里有一册从王道士那里借来的写本。在斯坦因和蒋师爷的劝说下，僧人同意向他们展示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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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子保存完好，宽三十厘米，长约九米。我在僧人住处前展开它，上面的文字当然是汉文，但那位博学的翻译却不得不老老实实地承认，他看不懂上面的文字，不知其所云。[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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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因不太会说汉语，蒋师爷也看不懂古文。这就是尚未做好准备但已经敲开中国大门的探险队必须面临的尴尬境地。在当今时代，如果再有类似事情发生，显然只有像横行于中东和亚洲一些地区的劫匪才会产生继续冒险的念头，因为当地衙门张贴的封条足以让有良知的考古学家止步。但在20世纪初，当中国沦为西方列强的猎物时，当西方探险者毫不犹疑地将成箱古董运走时，当勒柯克和巴尔图斯之流在柏孜克里克肆无忌惮地把壁画割走时，实际情况显然并非如此。不巧的是，当时看门道士不在。出于谨慎考虑，斯坦因没有坚持，离开了千佛洞，同时还不忘对向他提供帮助的年轻僧人给予奖赏——一块相当于三印度卢比的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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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用于中东地区和北非阿拉伯国家的贵族头衔，突厥在历史上亦曾使用此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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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荣赫鹏（Francis Younghusband，1863—1942），英国殖民者，英属印度政府官员，作家、探险家和外交家，历任英国驻中国新疆、西藏特派专员，皇家地理学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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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马继业（George Macartney，1867—1945），曾任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中英混血儿，父亲为英国驻华使节马格里（Halliday Macartney）。与出使中国的乔治·马戛尔尼伯爵来自同一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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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引自福赛斯《在大漠流沙的废城上》（On the Buried Cities in the Shifting Sands of the Great Desert of Gobi），载《皇家地理学会会刊》（Journal of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1878年第47期；收入《丝路上的僧俗》（Bouddhas et rôdeurs sur la Route de la Soie），彼得·霍普柯克译，巴黎：Arthaud 出版社，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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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斐利亚·福克（Philéas Fogg），儒勒·凡尔纳小说《八十天环游地球》中的主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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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吕推的任务》（La Mission Dutreuil de Rhins），《画报》（L’Illustration）1895年3月8日，第191—1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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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布拉柴（Pierre Savorgnan de Brazza，1852—1905），法国籍意大利探险家，刚果共和国首都布拉柴维尔的创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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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麻扎在阿拉伯语中意为“参拜之处”，指圣徒的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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