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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木舒克佛教徒的后代改信伊斯兰教，把已有的废弃建筑改成了坟墓。当地居民被问及此事时，完全说不上来墓地的事情。这些事应该发生在中世纪，当时的佛教寺庙还保留着一部分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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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挖出几块枯骨和一个陶土老妇人头像，面部表情很丰富。另外还有一个骆驼头、一只鸟（鸽子？）、几只手和脚，最后又挖出几个新制的老妇人头像……以及一两个佛和菩萨小头像。我现在可以肯定，佛教在这里存在过，因为随处可以找到很多塑像残片，证据确凿，已不仅仅是假设。[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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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其间，努埃特拍摄了一些高质量的照片。在两天时间里，瓦扬进行了地理测绘，伯希和在托古孜—萨莱（Toqqouz-Sarai）和图木舒克塔格挖出两座寺院遗迹。一个人面像被挖出来，然后还有刻着“佛本生”浮雕的墙基。11月1日，气温下降到五度。伯希和手下有十五个工人和一个“负责盯着他们的工头”。工人拿来一枚很大的中国钱币，伯希和毫不费力地辨认出这是中国封建时期流行的一种货币——崇宁通宝。另外还有一些穆斯林钱币，伯希和也一一加以辨认。工头带伯希和去看一尊刻在半山腰的佛像。佛像坐在莲花宝座上，体积不大，损坏严重。佛教在图木舒克已消失上千年，但当地依然随处可见佛教的影子。伯希和回到挖掘现场，工人又挖出一些大型塑像残片。对伯希和而言，考古的春天到了，麦子已经从地里长出来，他即将开始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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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我用刀撬出一大块残片，残片另一面显示出保存完好的菩萨头像。从那以后不断有新发现，但大型塑像都已经坍塌损坏。甚至连墙壁也好像经历过火灾，只留下些零散碎片。这些陶土碎片大多出自普通工匠之手，谈不上艺术精品，但对我们仍然是很大的鼓舞。[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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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还获得一个意外发现：古寺院主建筑露出地面，墙壁上满是装饰，浮雕和塑像的保存状态都非常好。伯希和在新疆偏远小镇图木舒克完成了第一次重大发现，当地没有任何人看管，更没人过问他在干什么。寺院主建筑西侧的发现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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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中小型头像，其中有一个马头……一个留有细胡须的佛头和一个蒙着狮子皮的佛头……简而言之，从那以后我们又增添了新烦恼，怎样把这些宝贝都运回去呢？几个头像、几只手脚，还有几块毯子，就让我们塞了满满几箱子。我们只好把一尊破碎的塑像留在原地，尽管挖掘时费了很大力气。这尊塑像包裹得严严实实，右半部保存较好，肩膀裸露，头已经丢失。努埃特拍了照片，然后我们又把它埋了回去。[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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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在远处挖出一座雄伟的土坯佛寺，并把它命名为“B号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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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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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阐提故事浮雕。图木舒克，1906年11月。© Thierry Ollivier/Musée Guimet/R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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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伽罗故事浮雕。图木舒克，1906年11月。© Thierry Ollivier/Musée Guimet/R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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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传 第一块浮雕挖出来以后，一座身形消瘦的立佛就显露出来。佛像损坏比较严重，右边有一个高级种姓的僧侣，肩披彩带，坐在很高的长鼓上，左边有四个女人。我们认为有必要挖出整座佛寺，所以第二天还得再来。[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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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从砂石堆中挖掘出易碎的浮雕，就必须使用刀具。努埃特忙着照相，瓦扬在绘制地图，而伯希和带着一名工人在山野间来回不停地走动，考察周围情况，并且时不时过来看看进展如何。几个小时后，带有大浮雕的“B号寺”从地里挖出来，浮雕上描绘了佛转世前的一生。在建筑的中心位置挖出三块土坯板，出自11、12世纪时期同一位艺人之手。每块板上都讲述了一个中国佛经中记载的印度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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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贤愚经》记载，特叉尸利国王和他的九个儿子都被罗睺杀害，但第十子修婆提罗致（汉语译为“善住”）因为有夜叉从地里冒出来通风报信，得以携妻儿幸免于难。在逃跑途中，食物开始匮乏。修婆提罗致企图杀掉妻子，但儿子须阇提（汉语译为“善生”）愿意代替母亲充当食物，于是他身上的肉被一天天割掉，最后遭父母丢弃。这时候，帝释天化作猛兽出现在须阇提面前，也要吃他的肉，须阇提同意了。帝释天问他牺牲自己是否后悔，他回答说没有丝毫悔恨，并祈祷如果自己所言属实，就让自己的身体恢复如初。帝释天满足了他的愿望。须阇提回国后战胜了罗睺。[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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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块板子上讲述了释迦牟尼化身苦行僧伽罗的故事，中国佛教典籍中也有引用：一只鸟儿见他专注不动，竟在他头上筑巢下蛋。他一直凝神静坐，直到新生的小鸟展翅飞走。[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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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块板子上讲述的是须达拏王子的故事。须达拏王子是叶波国国王湿婆王的儿子。他乐善好施，将国宝白象赠予他人，国王将其赶走。他携家人浪迹森林，乞丐恶婆罗门向其索要一儿一女，他竟同意了。帝释天化身婆罗门，他又将妻子曼坻公主赠予对方。最终须达拏王子一家团圆，他也成为释迦牟尼的下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化身。[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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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木舒克虽然远距印度河流域数周路程，但在那里，几天内就能挖出带有印度远古风格的碎片。当然，这些碎片也是中国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伯希和在“I号寺”发现的菩萨头像与喀布尔附近绍托拉克（Shotorak）和马夯加之丘（Tepe Marandjan）同时期的作品风格相近，而女施主头像让人想到阿富汗贾拉拉巴德古寺哈达的绍托尔之丘（Tepe-i-Shotor）的那些。由此判断，《贤愚经》中提到的特叉尸利国王和天神帝释天曾经在附近的印度河源头占统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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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还在图木舒克发现一座后犍陀罗时期的寺院，其鼎盛时期应该是9—12世纪。当地艺术家和丰都基斯坦（Fondoukistan）、绍托尔之丘等大型印度犍陀罗风格寺院里一样，也从印度典籍中寻找灵感。伯希和在那里搜集到一批希腊式佛教艺术品，它们日后成为吉美博物馆第一批该风格藏品。“I号寺”内的塑像完成于9世纪，那时僧侣们已经从克什米尔、犍陀罗和巴克特里亚出发，前往中国传教。正是受他们影响，丝绸之路的佛寺里才有了来自印度的神鬼形象，如夜叉、天神、恶婆罗门、圣人等。但在向东四百公里的库车，僧侣、教民和佛的木刻像则反映出佛教和中国元素相融合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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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伯希和在图木舒克的发现已经成为吉美博物馆的骄傲。当年伯希和的挖掘行动进行得紧锣密鼓，完全有悖于当今行业规范，因为他时间紧张，经费只够支持一年考察活动。如果再想获得经费，就必须取得具有说服力的成果。另一方面，他与对手之间的竞争也异常激烈。如果伯希和不及时带走自己的发现成果，斯坦因、勒柯克等人到达之后，当地村民会将这些物品卖给他们。如果是这样，伯希和将财物两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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