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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从砂石堆中挖掘出易碎的浮雕，就必须使用刀具。努埃特忙着照相，瓦扬在绘制地图，而伯希和带着一名工人在山野间来回不停地走动，考察周围情况，并且时不时过来看看进展如何。几个小时后，带有大浮雕的“B号寺”从地里挖出来，浮雕上描绘了佛转世前的一生。在建筑的中心位置挖出三块土坯板，出自11、12世纪时期同一位艺人之手。每块板上都讲述了一个中国佛经中记载的印度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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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贤愚经》记载，特叉尸利国王和他的九个儿子都被罗睺杀害，但第十子修婆提罗致（汉语译为“善住”）因为有夜叉从地里冒出来通风报信，得以携妻儿幸免于难。在逃跑途中，食物开始匮乏。修婆提罗致企图杀掉妻子，但儿子须阇提（汉语译为“善生”）愿意代替母亲充当食物，于是他身上的肉被一天天割掉，最后遭父母丢弃。这时候，帝释天化作猛兽出现在须阇提面前，也要吃他的肉，须阇提同意了。帝释天问他牺牲自己是否后悔，他回答说没有丝毫悔恨，并祈祷如果自己所言属实，就让自己的身体恢复如初。帝释天满足了他的愿望。须阇提回国后战胜了罗睺。[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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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块板子上讲述了释迦牟尼化身苦行僧伽罗的故事，中国佛教典籍中也有引用：一只鸟儿见他专注不动，竟在他头上筑巢下蛋。他一直凝神静坐，直到新生的小鸟展翅飞走。[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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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块板子上讲述的是须达拏王子的故事。须达拏王子是叶波国国王湿婆王的儿子。他乐善好施，将国宝白象赠予他人，国王将其赶走。他携家人浪迹森林，乞丐恶婆罗门向其索要一儿一女，他竟同意了。帝释天化身婆罗门，他又将妻子曼坻公主赠予对方。最终须达拏王子一家团圆，他也成为释迦牟尼的下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化身。[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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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木舒克虽然远距印度河流域数周路程，但在那里，几天内就能挖出带有印度远古风格的碎片。当然，这些碎片也是中国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伯希和在“I号寺”发现的菩萨头像与喀布尔附近绍托拉克（Shotorak）和马夯加之丘（Tepe Marandjan）同时期的作品风格相近，而女施主头像让人想到阿富汗贾拉拉巴德古寺哈达的绍托尔之丘（Tepe-i-Shotor）的那些。由此判断，《贤愚经》中提到的特叉尸利国王和天神帝释天曾经在附近的印度河源头占统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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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还在图木舒克发现一座后犍陀罗时期的寺院，其鼎盛时期应该是9—12世纪。当地艺术家和丰都基斯坦（Fondoukistan）、绍托尔之丘等大型印度犍陀罗风格寺院里一样，也从印度典籍中寻找灵感。伯希和在那里搜集到一批希腊式佛教艺术品，它们日后成为吉美博物馆第一批该风格藏品。“I号寺”内的塑像完成于9世纪，那时僧侣们已经从克什米尔、犍陀罗和巴克特里亚出发，前往中国传教。正是受他们影响，丝绸之路的佛寺里才有了来自印度的神鬼形象，如夜叉、天神、恶婆罗门、圣人等。但在向东四百公里的库车，僧侣、教民和佛的木刻像则反映出佛教和中国元素相融合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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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伯希和在图木舒克的发现已经成为吉美博物馆的骄傲。当年伯希和的挖掘行动进行得紧锣密鼓，完全有悖于当今行业规范，因为他时间紧张，经费只够支持一年考察活动。如果再想获得经费，就必须取得具有说服力的成果。另一方面，他与对手之间的竞争也异常激烈。如果伯希和不及时带走自己的发现成果，斯坦因、勒柯克等人到达之后，当地村民会将这些物品卖给他们。如果是这样，伯希和将财物两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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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丁泽英。参见Paul Pelliot, Carnets de route 1906—1908, Paris Guimet, 2008，耿昇译《伯希和西域探险日记1906—1908》，中国藏学出版社，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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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900年由一个英国人建造，曾是外国游人、上层人士出入的场所，也是下台的军政要人的避难所。原有建筑已拆除，现在原址上建成一座三星级酒店，名为华风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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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伯希和《在中亚》（En Asie centrale）, 1910年11月8日伯希和在诺曼底地理学会的讲座，法国鲁昂：Imprimerie Cognard出版社，19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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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伯希和《在中亚》（En Asie centrale）, 1910年11月8日伯希和在诺曼底地理学会的讲座，法国鲁昂：Imprimerie Cognard出版社，19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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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伯希和《在中亚》（En Asie centrale）, 1910年11月8日伯希和在诺曼底地理学会的讲座，法国鲁昂：Imprimerie Cognard出版社，19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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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伊斯坦布尔旧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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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路易·瓦扬《伯希和考察队中亚地区地理考察报告（1906—1909）》（Travaux géographiques faits par la mission archéologique d’Asie Centrale—Mission Paul Pelliot[1906-1909]），巴黎：法国国家出版社，1956年，第78页。节选自《历史科学委员会地理学会学报》（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 géographie du Comité des travaux historiques et scientifiques），195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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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Histoire de la vie de Hioun-tsang, opus cité, livre V, p. 277. [引文参见《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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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伯克”系突厥语音译，意为“首领”、“管理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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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伯希和《考察笔记》（Notes de voyage），见《伯希和考察队》（Mission Paul Pelliot）第二卷，第4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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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路易·瓦扬《地理考察报告》第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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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路易·瓦扬《地理考察报告》，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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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伯希和《考察笔记》第4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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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伯希和《考察笔记》第4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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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伯希和《考察笔记》第4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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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伯希和《考察笔记》第4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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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伯希和《考察笔记》第4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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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Jacques Gies et Monique Cohen, Serinde: Terre de Bouddha, no 164, opus cit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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