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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我们在这儿停留的时间与图木舒克差不多。虽然战利品体积相对较小，但我还是很满意，因为我们发现了大量写本……一个谜团一直困扰着我，也许在苏巴什可以找到答案：为什么在图木舒克有很多保存完好的雕塑，但没有写本，而在都勒都尔·阿护尔有这么多写本，却只有一些塑像残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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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心中有很多疑问，但也有一些事情可以肯定。6月6日，当伯希和一行到达苏巴什时，他对在1月份考察定位期间参观过的这个遗迹有了明确的工作计划（当时瓦扬医生正在库车替人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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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需看一眼，我就发现这正是玄奘见到过并记录下的佛寺。佛寺很古老，《水经注》在玄奘之前已经对它进行了命名。实际上这是两座寺，分别位于铜厂河两岸，比我来喀什之前看到的那些寺不知要宏大多少倍。“东寺”和“西寺”各自绵延将近一公里，有的建筑至今仍高达十米。另外还有佛塔，大多没受太大侵蚀，保留着当初的外形。整个佛寺用土坯建成，经受风吹雨淋，外墙涂层和绘画都已不复存在。到目前为止，唯一在这里进行过挖掘的西方人竟然是……日本人！！！据说他们挖掘的成果并不令人鼓舞，只发现一双便鞋。不管这些，我们有很多工作要做，至少也要绘制一张详细的地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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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发现，苏巴什寺庙的规模和图木舒克一样，堪称城市，并且很多建筑都遭遇过火灾。他在那里又遇到别列佐夫斯基，后者正在绘制当地地图。6月11日，伯希和开始挖掘工作。他带领着六十七个工人，挖掘了一座佛塔及周边建筑，但结果却令人失望，仅仅有一些钱币、一口铜锅和几片没有文字的桦树皮。别列佐夫斯基挖掘了一座小佛塔，也没有太多发现。这一对俄国人和法国人的关系融洽，友好多过竞争。事实上，也确实没有什么发现能激起他们的竞争欲望。7月10日，伯希和结束在苏巴什的挖掘，失望之情溢于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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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对东寺的挖掘基本结束，没有达到我期待的目标。挖出的几个雕塑和都勒都尔·阿护尔差不多，远远比不上图木舒克。写本方面，我们只发现几小块婆罗米文、汉文和回鹘文残片。[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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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车，失败之旅？发掘结果确实差强人意，但也许正是在那里，伯希和将获得在新疆期间最有价值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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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1月26日，他刚刚到达，一个当地人就拿来六七块方形木板，上面用婆罗米文字母书写着一种叫做“吐火罗”的语言。这种印欧语言曾在公元1世纪存在于突厥斯坦北部、库车以西到吐鲁番之间的地区，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叫做焉耆（arci），很可能是借用了梵语“arya”。在汉文和突厥化蒙古人入侵的压力下，吐火罗语在10世纪走向消亡。伯希和虽不是婆罗米文专家，但也只需看一眼即可辨认出这种文字。当地人说这些板子是在库车以西的峡谷（Tchalderang）西边一个哨塔（卡伦）里发现的。伯希和马上让人带他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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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进入山谷，在一座古塔脚下开始挖掘。我希望发现更多带有文字的木板，之前他们已经给我拿来一两块。在那片大雪覆盖的土地上，我挖了不到二十厘米，确实发现一些完好无损的板子。十个世纪的风霜雪雨没能侵蚀到它们。[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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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发现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语言价值。考察队返回法国后，西尔万·列维翻译了这些刻板。正如列维所说，这是7世纪龟兹国王苏伐叠统治时期（624—646）颁发的正式官文。玄奘可能见过这位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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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翻译的部分足以证明这些文书的性质。它们是颁发给商队的通行证，凭此可以提高进出关卡的检查效率。通行证上详细记录了商队组成情况。我们据此了解到一些在中亚地区旅行和经商的信息，详细程度多少出乎了我们意料。商队从一个哨站到另一个哨站，始终处于当地驻军监视和保护之下。每到一站，商队都须出示通行证，换取新通行证后方可继续前行。[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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龟兹国按照汉人的模式建立起一套哨所体系，监视过往商队。伯希和挖掘的哨站即是丝绸之路上一系列古驿站和关卡中的一个。直到今天，我们仍可在兴都库什山脉和巴米扬河谷这段丝绸之路上看到修建于8、9世纪的古哨所。从“红城”（Char-e-Zohak）到“叹城”（Char-e-Golghola）大约三十公里（2001年，对面崖壁上的巴米扬大佛被塔利班炸毁），其间每隔一段距离路边就会出现一些堡垒，当地人称之为“叛逆塔”（burj e kafi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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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还在库车发现一本7世纪的写本，用墨在纸张上书写了吐火罗文。这种文字的书写形式是婆罗米文在库车的变种，采用婆罗米文发音体系，从左向右书写。誊写这种文字的人也用它来抄写梵语写本。伯希和发现的写本上讲述了菩萨（即将成佛）“出走”的故事：他厌倦了世俗生活，趁着夜色溜出迦毗罗卫城，来到印度，开始在那里潜心修行。故事以印度传统剧本形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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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道：“去告诉车匿。”侍者答道：“遵命。”侍者下。太子脑中闪现了女色，道：“生者的要义在于，他们虽不能把持自己，却相信自我，人的肉身即是如此。五欲上升，人就更加无知。此是何道理？因为女色可以腐蚀思想，思之即为沉溺，即为不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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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者上。车匿对太子恭敬道：“骏马犍陟已按太子之意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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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起身，道：“沉溺女色，贪图享乐，这对我来说已经结束了。这是我在宫中的最后一夜。山天碎为百片，我亦不会再进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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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曲：一群鬼神和天将相互嚷嚷，乱作一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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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神道：“关上宫门。”破魔道：“关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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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上除了这些体现吐火罗语的实物外，还有苏巴什岩洞墙壁上的壁画，伯希和与努埃特对此进行了大量记录。另外还有梵语、突厥语、回鹘语和汉语文字痕迹，大多是信徒经过此地时写在上面的，用以标明他们的姓名、到达此地的日期和出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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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库车后，伯希和暂时放下考古工作，不再遵循玄奘的路线，变成一个名符其实的探险者。7月26日，他开始寻找通往天山另一侧西突厥斯坦和贝加尔湖上裕勒都斯蒙古人区的道路，那里对金石与美文学院的学者充满着诱惑。伯希和沿库车河逆流而上，经一座高约三千米的山口越过第一道天山山脉，又经一座三千六百米的山口越过第二道和第三道天山山脉，终于抵达上裕勒都斯河谷。蒙古女王的宫殿就建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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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来到一片水草丰美之地——蒙古人放牧的地方。那里有旱獭、野兔、羚羊和鹿，景色令人心旷神怡。这样的发现与塔里木盆地的佛塔和佛寺一样让伯希和兴奋。他试图寻找通向库车河的通道，但遇到难以逾越的阻碍，只得返回库车，与瓦扬和努埃特会合。之后，三人一起前往新疆首府乌鲁木齐。从法国汇来的经费已经到账，考察期限延长了一年。这是个胜利，是巨大的鼓舞！塞纳尔、法兰西学院和法国知识界一直密切关注伯希和考察队，现在他们的行动获得了认可，前进的方向更加明确。考察队应该继续追寻玄奘的足迹，考察玄奘经过的地区，发掘当地古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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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队继续前进，到达焉耆绿洲后稍作停留。巴尔图斯、格伦威德尔和勒柯克已对当地进行过挖掘，本来没必要再费工夫，但玄奘当年到过这里，还遭到土匪抢劫。伯希和考察完废墟，到邻近的山里进行定位，瓦扬医生开展观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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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留期间，我在焉耆沼泽搜集到各种动植物标本，包括鹤、鸭、猛禽和鱼，其中一条鱼长一点二米，重三十公斤。我还在芦苇丛中找到一个蒙古人颅骨，另外那里还有野猪。一个蒙古人感谢我对他的治疗，送给我一条野猪腿，我的穆斯林随从对此极为反感，他们无法接受如此令人厌恶的礼物。除了整理这些飞禽和游鱼标本外，我还进行了一系列天文观察，包括一个晚上的三次星体掩始。[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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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10月9日，经过一年的考察和发现之旅，伯希和考察队来到乌鲁木齐。当时中国局势依然是国际社会的热点。1902年初，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逃往西安十六个月后返回北京，重掌大权。她的心腹荣禄死后，其势力逐渐衰弱。为赢得民意并讨取外国势力欢心，1906年，她许诺在九个月内颁布宪法。这些都是徒劳，中国百姓已经看到清王朝行将就木，义和团也不会善罢甘休。1903年，义和团再次爆发动乱，遭到北洋大臣袁世凯镇压。接下来的1906年和1907年，汕头和北海分别再燃战火。当时，外界已得知光绪帝身染重病，慈禧太后也已瘫痪，继位之争已经展开。乌鲁木齐不仅流放着支持1898年光绪帝和康有为“百日维新”的人，还有1901年义和团动乱的头领。这些人表面上故作冷漠，实际上都非常关注局势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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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一到乌鲁木齐，就和当地抚台（汉官）、绥台（满、蒙官员）以及很多文人进行了多次交谈，还见到当地掌管司法和财政大权的藩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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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台是一个出色的文人，好奇心很强。他为自己的同胞编写过一部古希腊史、一部罗马史，还有一部从查理曼大帝到“三十年战争”的欧洲战争史，当然还有一部拿破仑史。可以说，这位文人在整个中国都很有名气，我们遇到的所有中国官员都免不了提到他。藩台的最近一部著作有关欧洲算学。当地知识分子都视伯希和为内行人，总向他提出一大堆要求和问题。其中一个人要求伯希和用几页纸概述欧洲哲学近两个世纪以来的发展，还有一个向伯希和索取详细介绍欧洲信贷的文章。这些文人对笛卡儿、培根、莱布尼茨和康德都有所了解，所提问题涉及欧洲政治和议会制度，以及社会风俗等领域。伯希和参观了乌鲁木齐高等学府，那里既有萨尔特（维吾尔）人，又有汉人。伯希和向正在上俄文和英文课的学生提问，很自然地使用突厥语或汉语。他们当然会认为，能毫无困难地使用四种语言的人肯定无所不知。然而在那个时代，即使是思想激进遭到流放的改革派人士，也仍然是中国人。在中国人赠送的一部著作里，伯希和惊奇地发现这样一句话：“欧洲人之所以在物质文明方面获得如此巨大进步，是因为他们以前非常不幸。但我们中国人知道自己的祖先很幸福，我们只要效仿先人就可以了。”[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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