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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纳尔应该感到高兴，因为他希望伯希和考察队有“独到的发现”，而伯希和的来信正好为他提供了说辞。诚然，敦煌是伯希和从法国出发前就希望考察的地点之一，虽然他当时对敦煌藏经洞还一无所知。邦宁1899年到过敦煌，但停留时间很短。另外，他也不比斯坦因强，因为他们两人都不是汉学家。只有像伯希和这样的汉学家才有能力抄录和利用题记、涂鸦来增加对敦煌古迹的了解。在敦煌，几乎所有书写用的都是汉文，这一文字占据绝对统治地位。伯希和证实了这一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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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藏文、回鹘文、用常用字母书写的蒙文和一点婆罗米文，但这些附带性的题记只记录了诸如村民在洞中烧香拜佛的经历，参考价值很小。所有重要内容都是用汉文写的。[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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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料想到，斯坦因返回欧洲后可以随心所欲地信口开河，尽管他什么都没看懂，因为只有写这些文字的作者知道自己在说什么！2月底，伯希和再次研究了第一组洞窟。1号洞窟在1814年用现代工艺翻修过。墙壁上的图案已残破不堪，但仍可看到顶部的佛和菩萨。女供养人的题字在洞口上方。6号洞窟的壁画保存完好，造像也基本完整。我们还可以看到男女供养人的面部画像，他们的生平已经和敦煌石窟的历史融为一体。8号洞窟顶部绘有上千佛像，廊道内立着很多菩萨整身造像。9号洞窟里挂着很多藏式还愿牌。10号洞窟内有一个石座，上面树着一方黑色大理石碑。15号洞窟内有严重的烟熏痕迹，壁上覆盖着炭黑，以前是用木炭取暖做饭的地方。伯希和进入16号洞窟，在本子上潦草地记录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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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窟风格普通，内有一尊大型坐佛，雕刻于洪积层悬崖上，表面涂有柴泥。洞内装饰和佛像均年代久远，不像南边洞窟中与之类似的造像那样，修葺后十分丑陋。壁上绘有两个菩萨，尺寸较大，高度大致相当于佛像一半。入洞廊道左壁用新近的支柱支撑着，供养人画像和题记后面可能还有支柱。廊道右壁上有女供养人画像残片和浮雕题记，我辨认出了几个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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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道两侧高处各有一个大型壁龛，内有佛像。可惜我没有梯子，没办法爬上去，况且这些佛像看起来似乎也没有什么价值。大型佛像左手平放于膝盖上，掌心朝下；右手抬起，手指张开，掌心朝前，与北边洞窟内大型佛像的手势不同。我在洞口左边墙壁上发现了主要供养人的题记浮雕，尚可辨认出几个字。可能还有其他题记，应该试着找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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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生动的记载是紧锣密鼓的考察工作的成果。千佛洞石窟数量众多，内容极其丰富，考察工作容不得半点拖沓。另外，并非所有洞窟都值得研究，例如伯希和对17号洞窟只写了寥寥几笔：“洞很小，没什么意思。”还有16号石窟：“洞很小，常见的风格，没什么。”以及160号洞窟：“洞很小，古代风格。”而163号洞窟却激起了伯希和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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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藏有经卷的洞窟，1900年重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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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道右边是藏有书卷、带有小型藏文铭文和指示牌（有必要拍照）的洞窟。藏文铭文是那些读过藏文写本的人（如蒙古王子）留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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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道左边是记载1900年重修和发现写本及铜造像的现代木碑，还有一座851年的碑，两碑都镶在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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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窟中的造像整修过，肚脐里嵌有小块玻璃。另外还有五尊木质古代造像，应该想办法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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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以上有两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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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层是刚刚粉刷过的七佛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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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层是一些近期的佛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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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菩萨造像廊道：唯一雕有千佛的洞窟。佛像面部呈紫褐色，背景为绿色，工艺精湛，属于常见风格所属时代末期作品。[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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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藏经洞上了锁。一名僧人诚惶诚恐地向伯希和解释说，发现藏经洞的王道士受甘肃兰州官府委托担当看守人，但他现在不在。这样的话，自然也就进不去了。王道士去哪了？也许在敦煌。伯希和只好返回敦煌，在那里找到了王道士。他是一个身材矮小的汉人，穿着道袍，头上戴着一顶道冠，下巴上留着小胡子，笑容可掬，模样谦恭。他对伯希和说，是神灵托梦给他，他才发现了藏经洞。实际上，藏经洞1900年被发现纯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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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王圆箓主动承担起修缮通向佛造像和施主画像的廊道的任务。他在一座封在墙里的石碑后面发现藏经洞，还发现里面的写本、彩绘、素描、幡旗和一批小型铜造像。很多卷子被当做礼物送给甘肃官员。一些朝圣的蒙古人前来查阅大部头藏文写本。后来兰州官府得知这一消息，但发现洞窟中既没有黄金也没有白银时，很快便对藏经洞失去了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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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守藏经洞的王道士。敦煌，1908年2月。© Thierry Ollivier/Musée Guimet/R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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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传 就这样，王道士一个人守护着藏经洞。他告诉伯希和，斯坦因在洞中考察过三天，买走一批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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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士还说，我们的英国同行付给他一笔钱，数量可观。他的目的是让我们付更多的钱。我听明白了他的意思，暗自思忖用什么手段对付他。[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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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这个词用得很好。马莱布[15]说过，钱是一种奇特的手段。伯希和只有付完钱才有权进入藏经洞进行挑选，但也只能拿出有限的几个卷子，以免吓到看守藏经洞的王道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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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经洞的钥匙不在敦煌，而在千佛洞。于是伯希和陪着王道士返回千佛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