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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人对娄娄族不甚了解，只知道这个民族“要么屈从于汉人，要么受法国人统治”。《时报》上发表的文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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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罗族（按：即彝族）分两大阶级：贵族和农奴。贵族数量不多，汉人把他们叫做“黑人”或“黑骨头”，原因不详。只有他们有如此奇特的称谓，和旅行家描述的美洲红种人类似。他们都是战士，平时骑马狩猎，拉弓射箭，舞刀弄枪，操练武艺，训练时和农奴一样刻苦，但对农奴有绝对统治权。罗罗族人只占农奴的一部分，可能是战败的俘虏，此外主要是被俘或被劫持的汉人。农奴被唤以族姓，不会受到虐待，甚至可以参与重要活动，但绝不可超出自己的活动范围，试图逃跑的汉人将被处死……贵族和农奴分为很多部落，相互之间经常处于战争状态，由此也可以看出罗罗族逐渐衰落直至被汉人打败的原因。[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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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畹、奥龙，现在轮到伯希和，这些名字都登上了法国各大报纸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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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考察队的战利品从北京运往法国。到达巴黎后，雕塑和浮雕运往卢浮宫，卷子和写本运往位于黎塞留大街的国家图书馆，堆放在朝向维维安大街的杂物间里。不同寻常之处在于，伯希和是唯一掌管杂物间钥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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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在河内和北京两地多停留了一年，为法国远东学院获得了三千多册书籍。回到法国后，他像英雄般受到媒体和知识界热烈欢迎。11月27日，全国性重要周刊《画报》（L’Illustration）杂志对伯希和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在刊登的照片里，伯希和留着小胡子，头戴软边帽，端坐在瓦扬和努埃特中间。瓦扬头戴鸭舌帽，留着长长的黑胡子；努埃特头戴波兰式军帽，也留着大胡子。12月10日，伯希和出席索邦大学全校大会，向包括塞纳尔在内满满一会议厅的教授和院士汇报考察工作。12月15、16日，《巴黎回声报》（L’écho de Paris）首先独家刊登他的考察笔记，还把他推举为“当日英雄”。1910年2月25日，法兰西金石与美文学院向他颁发优斯特奖（prix de Joëst）和两千法郎奖金，奖励他在该年度做出的重大发现。一周后，卢浮宫设立伯希和展厅，专门向公众展出他在图木舒克和库车的部分考古发现。《画报》用了整整三个版面来介绍伯希和考察队的经历。自此，伯希和变成了名人，受到各大沙龙的争相追捧。他的个人经历堪称学者和实干家的完美结合。伯希和时年三十一岁，女士们觉得他英俊潇洒，举止优雅，谈吐幽默风趣。再没有什么人或事能抵挡住他。然而，巴黎也许比塔克拉玛干沙漠更充满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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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洲法国人协会”（Association des Français d’Asie）举办的一次晚宴上发生了一件事，最初看起来只是一段小插曲。一个名叫让·阿贾贝尔（Jean Ajalbert）的人当着伯希和的面把法国远东学院讽刺为“滑稽学校”。在这个人看来，远东学院不太关心安南人，而对印度人和中国人更感兴趣，所从事的学术研究和考察活动都很能说明这一问题。伯希和一贯充满激情，立刻对恶意中伤者予以回击：“阿贾贝尔先生，您知道吗，要想理解安南和安南人，必须了解中国，学习汉语！”伯希和的反驳似乎很有力，因为即使在11月11日，印度支那总督安东尼·克洛布科夫斯基（Antony Klobukowsky）面对印度支那高等委员会时，也没有搬出更好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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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支那是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在亚洲碰撞、交融的地点，远东大陆和岛屿上的不同民族在那里相互融合，产生一个奇妙的混合体。可以说，在这样的混合体中没有什么是起源于印度支那的。因此，不追溯周边国家的语言、书写方式、文学、艺术、宗教和文明，就无法展开严肃的研究。印度支那人分布在安南山脉两侧，仅限于考古挖掘的研究方式只能肤浅地揭开印度支那复杂历史和人种演变进程的冰山一角。[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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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已经进入对手的攻击范围，却还在极力希望法国远东学院免受攻击。克洛布科夫斯基在讲话中不是还提到远东学院将继续完成杜美赋予的使命吗？阿贾贝尔先生，请听好，是“远东学院”，而不是“滑稽学校”！这段插曲就此告一段落了吗？看起来好像没有……让·阿贾贝尔，四十六岁，支持维护无政府主义，坚决反对极右翼代表人物莱昂·都德（Léon Daudet）和莫里斯·巴雷斯（Maurice Barrès）。他是激昂的德雷福斯派[9]，左拉发表《我控诉》（J’accuse）后即表示支持。他是小说家、诗人和艺术评论家，支持纳比（Nabis）、修拉（Seurat）和雷诺阿（Renoir）。此外，他还是游记作家，1905年以来多次游历远东，继1906年发表《危险中的印度支那》（L’Indochine en danger）之后，还刚发表了《印度支那的命运——游历、历史、殖民化》（Les destinées de l’Indochine, voyages, histoire, colonisation）[10]。他在《晨报》（Le Matin）上发表文章，主张法国殖民者学习殖民地语言，以便于殖民统治。他积极参与关于印度支那的讨论，对所谓的“滑稽学校”法国远东学院毫不留情。通过下文我们将理解他为什么持如此立场。阿贾贝尔还是个可怕的论战高手，甚至不惜与对手进行决斗。例如1898年，他曾和维尔沃特（Vervoort）互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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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者有意，听者无心……挑战已经发出，可伯希和似乎没有意识到对方的意图。他离开巴黎时刚从学校毕业，哪懂什么权谋诡计之类的阴险手段，更弄不明白阿贾贝尔精心设下的圈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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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关联的还有另一件事。1910年5月20日，亚洲学会（Société asiastique）召开特别大会，埃米尔·塞纳尔主持会议。法国远东学院派出了以卡巴东、菲诺、阿坎（Hackin）及伯希和为代表的强大阵容，沙畹担任秘书长。刚开始时，会议以非常学术的方式进行着，因为这是学者的大会。然后，一个叫做费尔南·法让耐（Fernand Farjenel）的人抛出一个关于《段氏与三十七部会盟碑》（Serment des 37 tribus Lolo）的新译本。这本书于1907年由奥龙上尉一行带回法国，书中记载了937年大理国将军和罗罗族部落之间签署的盟约。该书此前已由沙畹译出，而法让耐提供的翻译版本却与沙畹的大相径庭。如果法让耐的版本准确可靠，沙畹将名声扫地，给世人留下笑柄，因为人们会认为他对中文一窍不通。棘手的罗罗族文献！应该说，法让耐并非汉学界新手。他是亚洲学会成员，能够读、写汉语，发表过数篇关于中国人崇古风俗和日常生活的文章，以及一部著作。但他是自学者，相关知识的积累主要来源于实践。他的名气与当时在汉学界大名鼎鼎的沙畹相比显得微不足道。亚洲学会自然不会接受法让耐的译本，还委婉地指责他“蓄意挑起争论”。沙畹则认为“讨论法让耐先生的观点没有任何科学价值”[11]。用中国人的话说，这叫“丢面子”。法让耐十分恼怒，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他退出了亚洲学会，发誓要对自己受到的侮辱进行狠狠的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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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在媒体上挑起事端的却并非法让耐，而是阿贾贝尔。后者于7月17日至22日在《东京的未来》（L’Avenir du Tonkin）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东京的未来》是一份在河内发行的新闻和分析类日报，上面也有关于时事的立场表态。该报刊登过“给瘾君子的建议”，号称每天吸食五十支鸦片的人可以通过“奥罗贝疗法”在三个星期内轻松戒掉毒瘾。阿贾贝尔正是在这样一份报纸上指责法国在印度支那的统治低效无能。他尤其将矛头对准法国行政、司法、教育系统各层次都需要借助翻译的现状。阿贾贝尔以自己在印度支那的调研为依据，认为“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外国人和当地人之间根本没有交流”。杜美委托法国远东学院推动安南、高棉和老挝研究，如果按照他的说法，远东学院岂不是一事无成？“法国远东学院什么都没提供！”他用一贯的论战腔调说道，还说：“诚然，‘滑稽学校’开授了梵文、藏文、日文课程，但那属于自娱自乐，他们从未讲授殖民地当地语言。” 形势发展成这样，离决斗只差一步了。“印度支那需要完全不懂当地语言的政府公职人员和法官？然后再配备一批著名学者？不牺牲自己，根本动摇不了这些学者的权威……我们的征服至今仍停留在游历与认知[12]阶段……”应该起用新人，成立“印度支那法国学校”，取代现在的“远东滑稽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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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位于河内的法国远东学院选择不予回应。阿贾贝尔不是科学家，发表的观点仅代表个人。局面逐渐平息，但一个月后，第二波高潮又从上海挑起。综合新闻周刊《中国回声》每周四出版发行，其中的“萨拜克专栏”拥有大批读者：“萨拜克先生，我在中国认识一个骑自行车的人，别人教他怎样下车，但忘了教他怎样上车。这个倒霉蛋弄到一辆很棒的自行车，却永远也骑不了。最后自行车锈坏了。这就是所谓的同情和救助吗？” 法让耐在这份维护“法国远东利益”的刊物里发表了一系列攻击沙畹、伯希和及法国远东学院的文章。[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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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畹翻译过司马迁的《史记》。法让耐突然攻击沙畹的译文不忠于原文，对援引的原文未解其意，汉语水平不够，对汉语基本语法句法缺少必要的认识，重视词语构成形式而忽视词源词义！不仅如此，他还自以为是地罗列了沙畹翻译《史记》时犯的“错误”。随后，他开始指责“伯希和的方法”，认为这个学生和他老师一样差劲，还说伯希和请中国文人帮他翻译。最后，他转而攻击伯希和在敦煌藏经洞的发现，抨击伯希和写给塞纳尔的信：“每天工作十小时，看一千卷汉文卷子！这……相当于每三十秒一卷……伯希和先生用这种速度就能看明白卷子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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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法让耐思维混乱，他忘了伯希和在三周里有二十一个晚上可以用来挑选书卷。伯希和并没有用三十秒的时间读那些卷子，而仅仅是挑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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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样，在法让耐看来，沙畹与伯希和是利用翻译来掩饰无知的骗子。他们在如此短时间内完成所谓的发现根本靠不住。8月31日，《殖民报》头版头条转载法让耐在上海发表的文章，该报社论作者希文·奇约（Sioun Kieu）宣布论战正式拉开帷幕。9月6日，还是在《殖民报》上，论战的另一个主角——在河内教授安南语的儒勒·胡（Jules Roux）上尉粉墨登场。他发表文章说，学习汉语需要五年，学习拉丁化越南语只需要三个月。14日，另一波高潮出现：法让耐在写给《殖民报》主编的信里继续攻击沙畹与伯希和，说他们对汉语一无所知，翻译错误百出，只知道“断章取义”。法让耐认为，这两个人是法国远东学院小集团的核心人物，是首先应该清除的“七头蛇”。[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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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年轻的汉学家围绕在法兰西学院周围，利用法兰西学院攻击他人。他们将所涉足的领域视为私有。任何人，不论是学者还是考察者，只要涉及的领域恰巧与他们的重合（这些领域被他们视为私人财产），都将成为他们攻击的目标。而他们的攻击往往歪曲事实、有失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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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畹、伯希和以及法国远东学院应该把握好阵脚。9月20日，突击再次发生。让·饶勒斯（Jean Jaurès）主办的《图卢兹快报》（La Dépêche de Toulouse）在头版头条“我们的时代”专栏刊登题为“方块字之战”的文章，作者不是旁人，正是阿贾贝尔。文章采用传统套路，首先揭露“汉学界的可怜现状，并嘲笑一番英国学者和德国学者”，最后得出结论：“教授、大师和头上顶着国家荣誉的人物更在意自己的头衔和报酬，更追求虚荣，而难以刻苦钻研，追求真理。他们经常滥用我们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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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次常规性攻击，目标是日后被称为学术权威集团的阶层，即在学术和思想领域以文化之名谋求私利的权威人士。《图卢兹快报》的读者已经习惯看到该报每天都攻击学术界“大资本家”和“大财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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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贾贝尔秉承法让耐的论调，继续用尖酸刻薄的语调进行攻击，但犯下了无法弥补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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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我们心中也会有些疑惑。汉学家也是普通人，也会有年少的痴狂和成功的眩晕。于是，我饶有兴致地研究了伯希和考察队在中国新疆地区的行程。在甘肃发现中世纪藏经洞，对年轻的考察队长来说是怎样的功绩啊！这位幸运的考察者凭借微弱的烛光，用三个星期时间清查了两万册卷子。“我每天翻阅将近一千册……每小时一百册。”没错，每分钟将近两册。这无疑创下了研究文献的记录……现在，这些卷子堆放在国家图书馆，管理员伯劳舍（Blochet）先生只想将它们整理入库，其他工作以后再说。这些书卷什么时候进行编录、分类、翻译、评估？谁来完成这些工作？普通大众在这么一大堆藏文、婆罗米文和回鹘文写本面前早已晕头转向，心中只剩下虔诚和惊愕……然而灾难正在逼近。在自由社会学院教授法让耐的呐喊声中，伪科学应声坍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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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让耐含沙射影的做法在阿贾贝尔那里得到了回应：伯希和翻阅卷子速度过于匆忙，至今书卷未公之于众，由此推断，从敦煌带回来的卷子肯定是假的。虽然这种推断没有任何证据，但也没关系！沙畹一无所知，伯希和是个骗子，法国远东学院汇集的是一批乌合之众，一批为知识权贵服务的走狗！同一天，法让耐在《殖民报》上发表了一封信，再次对沙畹进行攻击，说他利用中国和安南翻译为自己服务。事情至此，已不再是简单的媒体论战，战争机器已经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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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殖民报》发表署名斯托克曼博士（Dr Stockmann）“致印度支那总督克洛布科夫斯基的公开信”，副标题是“印度支那科研机构真相”。这位不知名的神秘人物笔调和阿贾贝尔类似，一样的恶毒、固执、充满火药味。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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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远东学院欺骗了三届政府，还在致力于研究印度支那的学术圈中散播不和。该学院已经成立十二年，耗资三百万法郎，却在印度支那联邦、安南、柬埔寨和老挝的人种学、社会学和文明史研究中一项任务都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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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论调不仅有失公允，简直就是诽谤。法让耐因为嫉妒而对沙畹恨之入骨，阿贾贝尔污蔑伯希和，这些都尚可理解，但法国远东学院断然不能接受在印度支那毫无作为的说法。实际上，对吴哥的第一批保护工作已经开始，菲诺对占婆的研究和卡迪耶神父对安南宫藏写本的研究都取得了进展。对以上无稽之谈应该予以回击！年轻的伯希和遭到的攻击最猛烈，是攻击的主要目标，他担当起回击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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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针对以下几点做出回应：法国远东学院的声誉、写给塞纳尔信函中遭到批评的部分段落、存放于维维安大街国家图书馆的那些卷子的真伪。伯希和是除保安人员之外唯一掌管书库钥匙的人，而从敦煌带回的卷子在那里存放已将近一年，暂时还没有找到更好的地方。研究这些卷子是一项长期工程，需要花费数年时间（到今天一个世纪过去了，这项工作还没完成），涉及梵文、古汉文、藏文、回鹘文、吐火罗文等多个学科的专家学者……如此浩大的工程无法一蹴而就，暂时没有着手进行也不足为奇。伯希和必须同时应对两个、三个，甚至四个对手：《图卢兹快报》文章作者阿贾贝尔、对沙畹译本提出质疑的法让耐、敦煌书卷藏书室管理员伯劳舍（对伯希和颇有微词），还有著名的斯托克曼，他可以算作一个隐形的阿贾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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