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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争论已不再是伯希和一个人的事了，先后涉及法国远东学院和外方传教会的作用问题，甚至推而广之，涉及法国学术界领军人物的权力和特权问题。论战无法跳出国家政治争论的时代背景，受到当时支持和反对政教分离的两派观点严重影响。不难想象，伯希和之所以成为靶子，是因为他在新疆进行的考察工作使他成为法国远东学院鲜活的标志性人物，他本人还受到索邦大学、法兰西学院、卢浮宫博物馆和各大媒体追捧，后来又成为法兰西公学教授。对伯希和的攻击也对法国远东学院的研究方向、方法，甚至设置的必要性提出了质疑。这些攻击以失败告终，原因在于有关论据分量太轻，发起攻击的人也缺乏诚信——伯希和被指从敦煌藏经洞带回一批赝品，这与事实不符。另一个原因在于攻击者缺乏学术权威性，除敦煌写本管理员伯劳舍之外，没有其他权威人士支持他们，否则关于法国远东学院的争论或许会继续下去。伯希和给法让耐的一记耳光具有象征意义，他通过凌辱对方的方式提醒对方身份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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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在这场堪比塔克拉玛干风暴的论战中，包括伯希和、斯坦因，还有到过柏孜克里克和吐鲁番的格伦威德尔和勒柯克，从没有任何人在任何时候质疑过获得敦煌写本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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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斯坦因与伯希和在敦煌付过王道士钱，但藏经洞归中国朝廷设在兰州的地方官府管辖，王道士并非藏经洞的主人。况且藏经洞发现之后，兰州官府已下令将其封存，王道士根本无权打开藏经洞，更无权将洞中的写本和卷子给予他人。此外，付给王道士的钱微不足道，只相当于一笔小费，完全谈不上购买。斯坦因与伯希和非常清楚自己的非法行径，前者秘密将自己的发现运出中国，后者则只给中国同行而不是中国官府展示了一部分写本，且没有明确指出展示的是哪一部分。倘若从法律上对获得敦煌写本的手段进行判断，则应由刑事法庭作出裁决。整个过程中不仅有对看守人王道士的贿赂，还有偷盗、走私中国国家文物和历史文献的情节。为伯希和开脱的法国学者和保守派人士一直坚持认为兰州官府对藏经洞疏于管理，没有采取必要保护措施。斯坦因和伯希和取走写本，是为了使写本免受毁坏。可是这样说来，为什么他们不把写本交予中国朝廷？法国使馆更应通知中国朝廷，但他们并没有这样做。获得敦煌写本的手段不仅不合法，而且不正当。后来，中国政府正是以此为据指控斯坦因与伯希和偷盗中国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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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评判斯坦因、伯希和等人对中国其他古迹的挖掘行动呢？在于阗，斯坦因依靠了当地寻宝人的帮助。人们会说，这种行为在当时很平常。然而三十年前在卢克索（Louxor），埃及文物管理处负责人、法国人加斯东·马伯乐（Gaston Maspero）和德国人布拉奇·贝（Brugsch Bey）已经开始亲自追捕“盗墓者”。在柏孜克里克和吐鲁番，格伦威德尔和勒柯克系统性地切割并带走洞窟里的壁画。在他们之前，这些壁画几个世纪以来没有人动过。在图木舒克，伯希和的挖掘也缺少必要的科学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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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中国对新疆的管辖已大为削弱。中国没有任何文物保护机构，考古学家也无从与其开展合作。当时的特殊情况应该予以考虑，这至少可以说明发掘敦煌藏经洞和其他遗迹时的客观条件。只是在论战不断升级时，无论法国、德国，还是英国，从未提出过任何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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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历史阶段，殖民列强自认为代表“先进文明”，以此为借口瓜分世界。还是借用雅克·达梅斯特泰的说法吧，亚洲被当做“科学研究对象”，中国、印度和越南文明发展到如此程度，却被认为无力保护自己的文明遗产。自从19世纪中叶尼尼微图书馆[22]和美索不达米亚豪尔萨巴德（Khorsabad）浮雕[23]被搬走后，人们对海外考古发掘普遍持积极态度。有谁比西方学者更能理解和解释那些古代符号呢？事实上，没有。无论是伯希和、斯坦因，还是勒柯克，都不是为了获得个人私利。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只是结果未必与初衷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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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报》，1908年，第7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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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报》，1908年，第7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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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殖民报》（La Presse coloniale）1910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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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土著杂志》（La revue indigène）191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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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希腊神话中将金羊毛看作稀世珍宝，不仅象征着财富，还象征着冒险和不屈不挠的意志，以及理想和对幸福的追求，许多英雄和君王都想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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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殖民报》1910年5月26、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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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时报》（Le Temps）1907年8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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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通报》，1911年，第1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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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894年法国陆军参谋部犹太籍上尉军官德雷福斯被诬陷犯有叛国罪，被革职并处终身流放，法国右翼势力乘机掀起反犹浪潮。此后不久即真相大白，但法国政府坚持不愿承认错误，直至1906年德雷福斯才被判无罪。德雷福斯派多为左派知识分子，支持德雷福斯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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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L. Michaud出版社1909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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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亚洲学报》，1910年5—6月，第5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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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游历与认知》（Excursions et Reconnaissances）是法国殖民政府在印度支那发行的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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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费尔南·法让耐《汉学研究》（Études sinologiques），载《中国回声》（L’Echo de Chine）1901年8月25日，9月1日、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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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希腊神话中的七头蛇（Hydre de Lerne），头斩去后仍会生出，为赫拉克勒斯所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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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法让耐发表过多部著作，其中包括1904年Chevallier&Rivière出版社的《中国人》（Le Peuple chinois）和1906年Giard&Brière出版社的《中国伦理道德》（La Morale chinoise），其本人多次前往中国和印度支那。（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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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法国剧作家本杰明·昂蒂埃（Benjamin Antier，1787—1870）创作的话剧。（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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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三万册属夸大其词，是将伯希和从敦煌带回的书卷和1909年北京所购混为一谈的说法。伯希和实际从敦煌带走三千册书卷。（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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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斯托克曼（即阿贾贝尔）指的是伯希和的《扶南考》，1903年发表在《法国远东学院学报》上，第248—303页。见第四章。（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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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法国作家夏尔—路易·菲利普（Charles-Louis Philippe，1874—1909）创作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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