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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伯希和的重要藏品中，有一些代表了他和玛丽亚娜的深厚感情，让人十分感动。在藏品目录显著位置上，有一个18世纪末纽伦堡三脚糖果盆，上面刻有两颗连在一起的心和一对在树下拥抱的恋人，旁边还有文字：“Was hier in treuer liebe brennt, bleibt auch un tode ungetrennt.”[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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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藏品体现了玛丽亚娜的爱国热情和思乡之情，它们大多来自巴克梅特夫玻璃厂和莫斯科斯丘金博物馆（Musée Stchoukin），上面雕有“神圣俄国”时期王公贵族肖像，如巴克莱·德·托利（Barclay de Tolly）、巴格拉基昂（Bagration）、戈多查夫（Koutouzov），或者伊丽莎白女王、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的纹章。有一只葡萄酒杯还上过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餐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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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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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院士。1921年，巴黎。©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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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亚娜·伯希和©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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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传 伯希和已经志得意满，学术研究和私生活满足了他所有需求。他不是亿万富翁，但这不妨碍他1930年初搬出瓦雷纳大街的住所，将藏品放入埃纳利博物馆（musée d’Ennery），并亲自担任博物馆馆长。埃纳利博物馆位于福煦大街五十九号，离布洛涅森林不远，馆内藏有很多来自中国的珍贵器物、书画和家具，堪称远东宫殿。在那里，伯希和虽然没有离开巴黎，但仿佛已经置身中国，置身北京，置身紫禁城内。可以说，伯希和是巴黎大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有教养，有学识，眼界开阔，知识丰富，懂得欣赏美好事物，过着特权阶层的生活，却不剥削他人。他是学界泰斗，发火动怒显得很正常，惩罚别人也毫不留情。伯希和是个脆弱的人，尽管他极力试图掩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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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大师达到了个人荣誉的顶点，也将自身的权威和别人的尊敬推向极致，只是依然难以忍受别人的批评，一如二十年前他刚从突厥斯坦返回法国，难以忍受法让耐对其发现成果价值的质疑那样。1929年，伯希和与奥地利汉学家查赫（Erwin von Zach）发生激烈争执。查赫长期从事远东地区研究，对同行的研究成果态度苛刻。他在伯希和的译注里发现了逻辑错误和谬误，认为这些都是因“认识肤浅”以及“过于注重参考文献细节”而犯下“不可原谅的错误”。查赫是个让人生畏的论战者，他的评价暗指伯希和缺少综合能力和创造精神，只满足于自己过人的记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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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注一字一句都马虎不得，因为每字每句都与整体相关，一旦译错，就会像病毒一样侵蚀整个肌体。例如汉语中的“dao”音，含义丰富多变，可以指“倒下”、“损坏”，即“倾倒”、“坏”，可以指“相反”，也可以指“创伤”、“失败”，还可以指“到达”、“完善”，当然还有“偷”、“悄悄地”之意，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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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赫与伯希和的争执恰恰出现在“dao”的最后一种可能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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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藏经洞有一册粟特语卷子，末尾提到《因果经》。伯希和根据这一线索找到了这部经书的汉译本。书中有一个表达方式“盗骂”，伯希和翻译成“偷盗、咒骂”，并指出“盗”并非真正的“偷盗”。查赫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这个词的含义应该是“偷偷地诅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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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的矛盾不断升级，虽然只是关于汉语词语的理解问题，但分歧已经十分严重。伯希和回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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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赫先生赋予了“盗”模糊的含义，却找不到任何参考文献加以佐证。这样的意见不值一提，查赫先生自己却先恼怒了。我相信，没有任何一本欧洲字典，也没有任何一本中国字典将“盗”解释为“偷偷地”……现在，查赫先生声称“盗骂”在佛教著作中“经常见到”，却依然无法提供任何例证。他援引的例子“盗铸”没有说服力，因为私铸钱币的行为是在欺瞒官府，因此可以用“盗”。《晋书》的“盗饮”当然指一个人从邻居家偷酒喝……这就是查赫先生唯一能举出的例子。实际上，如果非要将“盗骂”译为“偷偷地咒骂”（这有待考证），我倒觉得“窃骂”比较常见，也更符合这层意思……无论怎样，好的例证总比谩骂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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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赫不仅私下咒骂，还在莱茵河对岸的德国学术月刊《德国卫报》（Die Deutsche Wacht）上公然对伯希和发起攻击。这样的行径不可饶恕，伯希和做出了致命的还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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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学术研究领域，研究工具如此贫乏，如此缺少权威，意见有分歧是很正常的事，谬误同样不可避免。近两年来，查赫先生不断向我挑衅，我都报以宽容……查赫先生似乎没有意识到，我的回应总是审慎而又有礼貌，其实我也可以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他援引的例证都有断章取义甚至歪曲原意之嫌。查赫先生的愚蠢行为让自己在学术界威信扫地，他粗鲁的言行也降低了自己的人格。查赫先生将不会在《通报》上出现。[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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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查赫遭到“驱逐”，他将不复存在，将彻底消失。外界对伯希和再也不敢等闲视之。1932年，伯希和代表教育部到法国远东学院视察工作，所受到的接待就很能说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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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0月21日，伯希和抵达马赛后即给法国远东学院校长乔治·戈岱斯（Georges Coedès）发电报：“11月11日抵槟城。”短短一句话，足以引起一连串反应。戈岱斯在河内，距离槟城两千五百公里，他委派学院联络员兰噶（Lingat）到曼谷迎接伯希和：“我委派您以学院名义前去火车站迎接，如一次不行，请去两次，以免错过。”兰噶见到伯希和后，转交了戈岱斯给他的信。在信中，戈岱斯表示很遗憾无法亲自前来迎接，因为“今年台风不断，广义、平定和平顺段‘官道’被水淹没”。戈岱斯安排伯希和在曼谷会见了泰国国王兄弟、泰国国家博物馆创办人丹隆（Damrong）亲王。随后，伯希和乘火车来到柬埔寨边境，考古学家亨利·马夏尔（Henri Marchal）已经特意从吴哥赶到亚兰火车站迎候他。为防万一，马夏尔还备了一份路线图，以及征用车辆的官方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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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在马夏尔的陪同下来到吴哥博物馆，受到友人维克多·格罗布（Viktor Goloubew）和乔治·特鲁维（Georges Trouvé）接待。格罗布是俄国贵族、杰出的考古学家，与伯希和关系亲密，彼此以“你”相称。伯希和的待遇可与古代中国皇帝特使周达观相提并论。他们向伯希和介绍了阇耶跋摩七世时期的巴戎寺和圣剑寺的修复情况。伯希和还参观了比粒寺和“女人的城堡”——女皇宫，当时马夏尔正负责女皇宫修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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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继续进行国王般的旅程：在金边，有亨利·帕门蒂尔迎候他；在西贡，布朗夏尔·德·拉布洛斯博物馆全体人员都在等待他的到来。随后，伯希和来到会安省，也就是古代占婆国，克拉埃（J.-Y. Claeys）向他介绍占婆邦安加塔（Bang-an Cham）的最新修复工作，还带他参观了查乔馆（Tra-Kieu）和东阳馆（Dong-durong）遗址。当时关于如何采取保护措施的讨论正在现场进行着。伯希和参观完图伦博物馆后前往顺化，受到“古顺化之友”协会和卡迪耶神父接待。伯希和曾与卡迪耶神父一起整理皇家图书馆目录，还受到保大帝阮福晪接见。保大帝之父启定帝阮福昶从可怜的成泰帝阮福昭那里继承皇位，1925年驾崩，保大帝遂登基。在河内，伯希和受到乔治·戈岱斯和法国远东学院全体学者的高规格款待，并应邀为学院新博物馆主持落成典礼。[13]之后，伯希和启程前往中国和日本，这是行程的最后一站，也是高潮，为伯希和三十年的个人经历和东方学研究做了华丽的注脚。这是一次跨越时空的长途旅行。从这个角度讲，它和很久之前13世纪下半叶威尼斯人马可·波罗的东方之旅很像。那时成吉思汗刚死，周达观还活在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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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平生爱读《马可·波罗游记》，书中描述了1250—1270年马可·波罗在亚洲的旅行。从1904年起，伯希和在《交广印度两道考》[14]中开始将马可·波罗笔下描写的中国南部和自己掌握的汉文写本内容联系在一起。1918—1930年和1930—1936年间，伯希和在法兰西公学教课，无数次提到威尼斯人马可·波罗写的这本书。[15]伯希和的老师考狄在他之前进行过相关研究，完善了英国人玉尔（Yule）1926年发表的译注。[16]玉尔的版本不能作为最终参考，因为《马可·波罗游记》问世后获得巨大成功，流行于世的手抄本多达一百四十三种，内容多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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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贝内德托（L. F. Benedetto）教授以国家图书馆“1116法—意抄本”为依据，在佛罗伦萨发表新版本《马可·波罗游记》，从而做出了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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