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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春，伯希和公开支持东方学家阿尔贝·加布里埃（Albert Gabriel）加入法兰西公学，尽管当时此人是法西斯媒体攻击的目标。这一年的5月25日，伯希和在法兰西公学大会上发表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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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同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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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有两个原因促使我推荐加布里埃先生。一是因为我对他和他的作品怀有敬意，第二个原因涉及面更广、意义更重要，关乎我们，也关乎他本人。因此，我先说第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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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存在着一股反对法兰西公学的潮流，我们对此不能再熟视无睹。以前，有人指责我们是犹太马克思主义；现在，有人说我们是共产主义。有人在巴黎和维希反复说，教授职位和相关人选只能由政府决定。在巴黎，在维希，他们反对我们推举的候选人。去年年底，巴黎一家报纸称，法兰西公学百分之七十的人都是共济会成员。如果这家报纸的编辑部愿意，它本有条件进一步了解情况，因为就在那段文字的下一页，有一篇法兰西公学教授署名的文章。那些和我一样在四十年前就已经对“卡片丑闻”深恶痛绝的人，发现今天又进入一个污蔑的时代，而且比以前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政府了解真相，便会抵制这些恶意的控诉，因此我们必须让政府在法兰西公学问题上保持清醒。我们的先辈曾向国王发出呼吁，按照传统，现在我们应该提请国家元首注意。我在法兰西公学任教已有三十年，有幸担任选举委员会主席，这本也没什么值得骄傲的。今天，我以主席的身份发表讲话，并自认为代表了你们的心声……想继续留在公学里的人应该在自己面前，也在我们大家面前表现出自由和宽容的态度。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在座各位才得以加入公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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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新人申请加入公学时，我们不会盘问他的政治立场，也不会在意他的宗教派别。我们根据他的工作成绩进行判断，努力评估他加入公学后将能发挥多大作用。选举委员会人数众多，组成成分千差万别，能够避免学派之争和个人矛盾影响最后结果。公学历史悠久，但始终保持自由。回顾以往教授职位，入选之人都是我们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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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分属不同学术领域，可能都具有独特的创造精神和鲜明的个性，不可能像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对于这一点，有必要大惊小怪吗？诸位思考的问题不仅限于实验室和办公室范围内，世界观有所不同也属正常。一些人倾向于左派思想，但他们并非凭此而被我们接纳。同样，我们也不会因为穿着打扮而拒绝某个人。我们曾向博莱（Breuil）教士敞开大门，也看到政府不同意我们推荐的多明我会施尔（Scheil）神父，这不能算我们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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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派有各派的信仰。用勒南的话说，法兰西公学始终“以人为基础”。而事实是，我们这些“人”绝大部分从未想过参与政治，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我们只是善良的法国人，只想安安静静地为人类认知进步和国家荣誉工作。由于他们喜欢沉默，外界忽视了他们，遗忘了他们。我认为，今天有必要在此强调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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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来说说要推荐的人，包括别人对他的指责。在维希，在巴黎，有人说加布里埃先生是共产主义分子，说他在伊斯坦布尔一个法、俄苏维埃小组里很活跃，还和当地政府保持着可疑的关系。这样的言论放在任何时候都是卑鄙的诬蔑，在当今时局下抛出并传播这些言论更是一种可耻的行径。加布里埃先生从未参与政治，也没加入过任何政党。他这一生只参加过两个组织，一个是奥布河畔巴尔消防员之友协会，另一个是法国考古学会。况且，佩德里泽蒂（Perdrizet）也加入了这个考古学会。我本人从不曾是共产主义分子、社会主义分子，或激进社会主义分子，也不是共济会成员。我不同意国民阵线的痴心妄想，甚至还说过这个党派可能给我们带来危险。我希望，如果我告诉大家我在伊斯坦布尔和加布里埃先生一起待过十五天，期间我们接触频繁，我不会因此也变成可疑分子。加布里埃先生工作勤奋，不世俗，天生喜欢批判。在伊斯坦布尔，这位所谓的共产主义分子用自己的名誉捍卫我们的教会学校。我敢保证，他从没产生过颠覆谁的想法。此外，我还亲眼看到他在土耳其学术界和政界享有怎样的权威。诽谤者也许会说，我在那里停留时间太短，观点有失全面。幸好我今天还带来一份更有说服力的证词，作者是时任法国驻土耳其大使夏尔·德·尚布伦（Charles de Chambrun）伯爵。他在驻土耳其使馆创建了伊斯坦布尔法国考古学院，而加布里埃先生曾经并将继续担任该考古学院首位院长。以下是德·尚布伦先生写给我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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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5月16日德·尚布伦先生的信，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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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说的就得好好说出来。现在，我回到常规介绍方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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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布里埃先生唯一与宗教有关的地方，就是他的名字和天使长（Gabriel）一样。在他所有可查的族谱中，父母双方的祖先都是香槟地区农民。[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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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加布里埃凭借个人资历和他人推荐，当选法兰学公学穆斯林东方艺术史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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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4月，伯希和被捕，与其他几名法兰西学院院士一起被德国人关押在弗雷纳（Fresnes），前后历时数天。在狱中，伯希和不仅没有提到自己在西伯利亚的任务，也对参与抵抗运动只字未提。德国人的占领没有完全打断他的工作，但至少放慢了他的工作节奏。从1940年到1945年，伯希和很少发表作品。1943年11月，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拜访伯希和，希望伯希和支持他竞选法兰西公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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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电话里和伯希和约好了会面。那天上午，我前往位于福煦大街五十九号的埃纳利博物馆（在布洛涅森林旁边，紧邻比克大街。1903年至1907年第一段婚姻期间，我就住在比克大街）。我爬上两层楼，等了一会儿，伯希和才出来开门。伯希和是法兰西学院院士，中亚语言、历史和考古学教授。他是著名的探险者，从中亚带回不少好东西，其中一部分收藏在吉美博物馆。他身材魁梧，应该是洛林地区人，符合南锡人粗犷直率的风格。他头戴无边圆帽，脖子上围着围巾，有点伤风感冒，咳嗽个不停。他一上来就说自己不赞成法兰西公学吸纳年龄偏大的教授。“我们有过失败的经验。”伯希和本人三十五岁入选法兰西公学，已经在里面度过三十个年头。他看我有点张皇失措，又说：“但您在其他方面有优势。”他还说，舆论认为我很可能接替西米昂（Simiand）的位置。我向他简单介绍了我的工作成果，然后他就说起别的事情：“有莫斯的消息吗？[22]昨天晚上广播里说什么了？”我对他说，罗贝尔·考狄奥（Robert Gauthiot）是我儿时的伙伴。周日，考狄奥夫人开车带我们去参观吉美博物馆。伯希和与考狄奥很熟。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考狄奥正在西藏腹地。离开之前，我还委婉地提到他教授的课程和他的探险经历。他关上门，又打开门问我：“拉布鲁埃讲的课多么无耻下流！[23]等战争结束后，我可要好好说道说道。”在我看来，拉布鲁埃是混在一群可敬的人中间的“垃圾”，这个称号配他很合适。我跟伯希和的交谈只持续了不到半小时。我觉得这次拜访完全流于形式，还发现年龄是伯希和考虑的决定性因素，估计他不会投票支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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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托内拉（Tonnelat）在电话里告诉我，马西农（Massignon）与伯希和会支持我。我告诉他，我对投票程序有些担心。他回答说：“别着急。我现在很乐观，你可以踏踏实实等结果了。”一定发生了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第二天，我去找托内拉，才得知伯希和明确表示支持我，“首先他很看重我，其次考虑到我的年龄，他想再给我几年教书的时间——这体现了对人的尊重”。[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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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5月10日，哈布瓦赫在岳父维克多·巴希（Victor Basch）和岳母艾琳（Helène）遭维希政府民兵暗杀几个月后，当选群体心理学教授。7月23日，他被盖世太保逮捕。他在布痕瓦尔德又见到了马伯乐（Henri Maspero），两人都因参加抵抗运动被关进集中营，也都没能走出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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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对戴高乐将军和他领导的法国解放运动抱以很大热情。战争在法国还没结束，临时政府尚未得到美国正式承认。法国和英国企图保持殖民帝国地位，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对此充满敌意，并且丝毫不加掩饰。1945年1月，戴高乐政府提出希望伯希和陪同法国前驻华大使保罗·埃米尔·那齐亚（Paul-Emile Naggiar）前往美国热泉（Hot Springs），出席关于殖民问题的国际会议。美国人提出分两步解放被统治民族，首先取消保护国，实现自治，旧殖民地接受国际组织托管，以便为独立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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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代表法国在会上发言，强烈反对解放殖民地的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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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依附于发达国家的落后民族和少数族群，就不应仅仅当他们在地理位置上远离宗主国时才讨论他们的独立问题。殖民地国家有少数族群，正如美国有占人口少数的印第安人和黑人。最近，法国任命了两名纯黑人部长……法国为黑人提供条件，使他们有足够的能力和责任感来担任国家高级公职。如果美国有比这更具有公民意义的例子，如果在华盛顿也有黑人国务卿，我们愿与美国重谈殖民问题。因此，到目前为止，我们不打算在这个问题上接受任何人的说教。[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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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除了把美国印第安人和黑人与殖民帝国统治下的人民和少数族群类比外，所谓的“落后民众和落后种族”是其论调中的核心概念。按照他的说法，有些民族可以自我管理，有些则不行。而且，有能力自我管理的民族应该对没能力的民族实施教化，直至他们获得解放，但何时获得解放却并不明确。伯希和这番言论是当时典型的殖民论调。伯希和强烈反对美国的主张，也许是因为1945年初法国仍掌控着非洲殖民地，但在印度支那却并非如此。越南、柬埔寨和老挝还被日本占领着，美国有意在战争胜利后把越南北部托管给中国，越南南部则由英国管理，然后实现自决。伯希和强烈反对这一计划。在当时的法国，包括法国共产党在内，也确实没有任何政治力量支持印度支那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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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支那，我们面对的不是没有文化的民众，这一点与黑非洲国家不同……我们应该尽力保护古老的文明，同时研究它在当今世界中的作用。这种情况下，则不应实施同化政策。因此，法国在安南的存在不是当地传统和文明延续的障碍，而是起到了保护和保障的作用。很多安南人有摒弃过去的倾向，然而我们不应该忘记，是法国当局做出很多努力，改变了印度支那大部分地区逐渐停止学习汉字的局面——不仅在汉字已濒临消亡的交趾支那，还包括东京和安南部分地区……[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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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认为印度支那有“古老的文明”，那里的人民不是没有文化的民族。他还声称法国在印度支那挽救了汉字的消亡，尤其是在东京和安南。言下之意，越南人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文化遗产。伯希和这样说，是为法国殖民政策进行辩解，也是为自己的考古研究寻找托词。无论是在顺化、北京，还是敦煌，伯希和的行径都成为保护当地古老文明免受“完全摒弃过去”趋势威胁的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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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伯希和这些言论，诗人嗣德帝会怎么想，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会怎么想，对玄奘推崇备至的王道士又会怎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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