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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伯希和《查赫先生》（Monsieur E. von Zach），载《通报》第26卷，1929年，第367—3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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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法国远东学院学报》第33卷，1933年，第417—418页。另见法国远东学院的伯希和档案，第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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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Deux itinéraire de Chine en Inde à la fin du VIIIe siècle, BEFEO, 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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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注释》（Notes on Marco Polo），韩百诗作引言，巴黎：Adrien Maisonneuve出版社，195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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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亨利·玉尔《马可·波罗游记译注》，第三版参考考狄的最新发现加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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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前引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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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穆尔与伯希和先后联名出版《马可·波罗游记校注》英、法文版。韩百诗所编法文版，两卷，La Decouverte/Poche，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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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马可·波罗游记》第1卷，第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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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丹尼斯·塞诺《忆伯希和（1878—1945）》，《伯希和传》，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0页。（中译本参见《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402—4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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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法兰西公学伯希和档案手抄本，C-XII P. Pelliot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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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莫斯（Mauss）教授因为是犹太人而被取消教授资格。（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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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亨利·拉布鲁埃（Henri Labroué），极端反犹太分子，彻头彻尾的投敌派，应犹太问题专员达尔基埃·德·佩雷博瓦（Darquier de Pellepoix）要求，于1942年12月15日在索邦大学开设犹太教历史课程。开课仪式遭到全体教师抵制和学生嘲弄，最后还发生了小规模冲突。1943—1944学年，拉布鲁埃教授的大部分课程因没有学生听课而被取消。（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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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莫里斯·哈布瓦赫《我在法兰西公学的竞选》（Ma campagne au Collège de France），《人文学史期刊》（Revue d’histoire des sciences humaines）1999年第1期，第189—2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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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罗歇·列维《伯希和与外交政策》（Paul Pelliot et la politique étrangère），《外交期刊》（Revue de politique étrangère）1945年第3期，第2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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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罗歇·列维《伯希和与外交政策》（Paul Pelliot et la politique étrangère），《外交期刊》（Revue de politique étrangère）1945年第3期，第2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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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罗歇·列维《伯希和与外交政策》（Paul Pelliot et la politique étrangère），《外交期刊》（Revue de politique étrangère）1945年第3期，第2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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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前引伯希和《〈蒙古秘史〉笺注》，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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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传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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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靠缘分，译书同样靠缘分。与《伯希和传》相遇是在2008年，当时我在法国马赛已经工作了五个年头，思乡返乡之情日浓，正一门心思准备收拾行囊回国，却恰巧在住所附近的书店看到这本书。由于之前计划翻译太阳王路易十四传记未果，心中对历史人物传记类作品久久不能释怀，《伯希和传》的封面立即成功捕获我的眼球。说实话，我当时并不知道原书封面上这位坐在两个中国古代官员中间的洋人是何方神圣，更不知道他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故事，只是隐隐觉得，这也许是个在中法两国交往史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人物。于是当即买下，带着它返回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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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一些我至今仍百思不得其解的原因，最初中方购买该书版权时遇到不少困难，法国出版商似乎并不愿意看到有人把这本书译成中文并介绍给中国读者。时间转眼就到了2013年，直至理想国的马希哲编辑和他的同事们以诚意打动法国同行，我才得以着手翻译伯希和。从买书到开始翻译的五年间，我时常拿出这本书翻看，心中总有一丝失落。五年后这本书在我手中失而复得，自然欣喜过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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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有百分热情，却招架不住法文原文中比热情更多的“钉子”，翻译工作进展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顺利。伯希和异常丰富的个人经历和书中涉及到的中外历史背景、众多历史人物及地名经常让我痛不欲生。翻译过程中的几多艰辛，几多磨难，恐怕只有我自己能够体会。可以说，这本《伯希和传》是我翻译过最折腾人的一部作品。在此，还要感谢理想国对我的宽容和忍耐，因为直到2015年上半年，《伯希和传》译文才在我手中基本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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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希和天资过人，一生努力勤奋，曾在西方汉学界占据不可比肩的位置，为西方世界认识和了解中国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但一代大师终究也是人，性格上有常人无法理解的怪异之处；他身处学界漩涡中，摆脱不了世俗凡尘的纷纷扰扰；他服务于特定国家机器，其行为必定不会有利于其他国家和民族。人都是复杂立体的，如伯希和般的历史人物更是如此。学界泰斗也好，江洋大盗也罢，审视他的角度不同，对他的观点和立场自然也不尽相同。对中国人而言，研究伯希和还会掺杂进民族感情等因素。怎样客观评价伯希和？这个问题我在开始翻译之前就已经在思考，但时至今日，我仍然无法给自己一个满意的答案。翻译工作结束了，问题却一直萦绕在心头。也许，只能等读者给出自己的答案了。而我能做的，也只是期盼自己的民族不再因羸弱而遭受凌辱，人类社会不再因弱肉强食而显得那么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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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是理性思维，还是感性思维？或者是两者兼有？在我心中，答案似乎也不甚明确。在我与伯希和的缘分即将暂时告一段落之际，我写了上面这些话，显然感性成分多于理性成分，其目的是想让读者从侧面了解这本书在呈现给大家之前经历了怎样的过程，我在翻译期间又有过哪些心理起伏，希望借此在读者心中形成一个立体的印象。由于自身翻译水平有限，历史知识更是匮乏，书中难免有谬误，恳请各位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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