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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翻车鱼和鲇鱼同样成为了我们的盘中餐。我们并不具备任何的现代烹饪工具，例如由大马士革的钢铁、暹罗的竹子、曼谷的锡、中国的漆器，或是科罗拉多的银器组装而成的厨房用具。当时，我们的烹饪器具仍处在原始但却极其有效的阶段，我们使用的是柳树枝、钓鱼绳和鱼钩，唯一能够依靠的只有运气，而好运气通常不会经常来临。对于我们来说，最具吸引力的诱饵是被切成小段的蚯蚓，我们还会在鱼饵上面吐口水作为咒语。只要软木塞出现摆动，我们就知道有鱼上钩了。在当时的环境中，鱼儿们通常都会吞掉鱼饵，而不是撞击鱼饵后溜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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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吃东西的问题上，艾奥瓦州的食物在我心中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有人说，这是因为年轻人的好胃口，而我对此也小有研究。在我后来的人生生涯中，我有机会吃到世间罕有、精美绝伦的食物，同时也曾吃到过最差劲的食物。当我吃到最差劲的食物时，我的思绪会飘回到艾奥瓦州。在吃到最美味的食物时，我仍然坚信米莉阿姨的厨艺更胜一筹。三十多年以后，我再次拜访米莉阿姨，并向这位亲爱的老阿姨提出了一个有些过分的要求：再次为我烹调很久以前——当我们还都年轻的时候——她曾在安息日做给我吃的食物。结果，她真的还原了那顿饭，因此我能够自信地宣称：如果艾奥瓦州的所有厨师都能达到米莉阿姨的水准，那么全世界的美食家都将弃巴黎而就艾奥瓦。更确切地说，他们肯定要来锡达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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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提到柏林顿铁路。这是一个令人灵感迸发的地方。整条路上铺满了来自冰川时代的碎石，如果仔细寻找的话，你会发现玛瑙宝石和珊瑚化石；如果不顾背疼的话，你甚至可以用磨石对其进行抛光处理。潮湿状态最能体现细节的美妙，因而在每次展示之前，你都要用舌头将它们舔舐一遍。在我看来，工程中得到量产的碎石势必阻断了不少年轻地质学家的灵感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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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父亲的印象已经极其模糊。不过，我仍然保有他那个时代的一段鲜明记忆。在铁匠铺周围光着脚玩耍时的我无意之中踩到了一块烧热的铁片，我的脚上至今留有艾奥瓦州的印记。在父亲去世以前，他就已经结束了铁匠铺的生意，开始从事更加轻松的农具生意。随着资源的日益积累和家族成员的逐渐增多，父亲又在街道对面购置了一间面积更大的房屋，如今这间小型农舍作为我的出生地而被艾奥瓦州列入保护建筑的范围。新买的房屋后来遭到破坏，但是我仍然保有相关的记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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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具店里，父亲有一台机器，专门用于将倒钩放置到电线上。在倒钩固定以后，再将成捆的电线置于烧热的焦油中以免生锈。如果周围没有人的话，我会把点燃的棍子放在大气锅中进行燃烧实验。这项实验产生的浓烟足以惊动整个城镇，所有人都被迫逃离，而我则向反方向狂奔而去。后来，每当看到火山爆发的场景时，我都会立刻想到当时的惊慌场面。我还在木雕方面进行了一项实验，结果差点把食指削掉一半。这道伤疤仍然存在，但是我在男孩们中间的超高人气或多或少弥补了身体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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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母亲，我有着非常清晰的印象。她总是笑容甜美，在两年的时间里，把一家四口的生活料理得井然有序。她还做些针线活来贴补家用。好多年后，我才发现她存下了一千美元，用来给父亲购买保险，以此资助我们的学业。为了替母亲减轻负担，一个名叫拉班·迈尔斯的叔叔决定把我带到当时的印第安领地住上八九个月，跟他的一家子住在一起。他是一名陆军少校，同时作为美利坚合众国处理印第安人事务之政府官员，专门负责奥赛奇族的相关事务；他在这个职位上待了好些年，赢得了当地印第安人的爱戴。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车旅行，而且是我第一次乘坐双轮单座轻马车，从阿肯色城来到政府所在的波哈斯卡。通过与我同龄的表兄弟们，我开始频繁接触当地学校的印第安人学生。我们听说了许多关于树林和溪流以及如何制作弓箭的当地传说。我们还参加了印第安人以英语为主要沟通语言的主日学校。某个周日，一位传教士前来观看礼拜仪式，他要求获悉当日功课的主题。当时，所有印第安人小孩都在高唱“亚拿尼亚放火烧他的妻子”。这个故事是关于亚拿尼亚和他的妻子撒非喇欺骗圣徒双双被击毙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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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夏天，我跟随一个名叫彭宁顿·明索恩的叔叔住在艾奥瓦州的苏县，当时他正在从事开垦牧场的工作。我们住在一座草泥墙房屋里，我还有幸骑在开垦处女地的引路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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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十岁男孩的眼中，艾奥瓦州并不是一个适合冒险的地方，也没有奢侈阔绰的生活方式。在艾奥瓦州的日子里，同样充满着悲伤的记忆。医学科学仍然无力阻止传染病在乡间肆意蔓延。我的亲生父母就是这些传染病的受害者。不过，我经受住了流行性腮腺炎、麻疹、格鲁布性喉头炎、白喉和水痘等一系列流行病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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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艾奥瓦的那段日子，同样是吸收知识的黄金时间。我总是会想起那些温柔的女教师，在一缕阳光之下，她们用无限的耐心和爱心来浇灌着知识的花朵，影响至今未灭。当然，那也是一段需要辛劳工作的日子。我并不支持工厂使用童工，同样不赞同那些反对儿童在课外时间进行适度劳作的观点。在我的童年时期，艾奥瓦州的多数孩子都有类似的劳动经历，例如：种植玉米、在公园里锄地、学习挤奶、锯木头以及适合男孩子的其他工作。这些都是适当且正常的工作内容。那是一种蒙台梭利式的现实学校。除此以外，我认为这种劳作有利于强健体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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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当时而言，我的母亲所受教育远高于多数女性的水平——她是一名学校教师，曾经被邀请在贵格会的会议上做发言。她还投身于轰轰烈烈的禁酒令运动中，并且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有一次，我被安排在投票站，目睹了当地女性群策群力，促使男性投票支持禁酒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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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母亲去世以后，我们家完全陷入到崩溃之中。我不太记得由热心的亲戚和其他人士组成的关照委员会；然而，他们所讨论的并不是谁有义务来照管三个可怜的孤儿，而是谁家应该有此荣幸将三人变成自己的家族成员。在这些人中间，就有我的学校老师莫莉·布朗——即后来的卡伦太太——她要求收养我。不过，当时的莫莉尚未结婚，而其他人都坚持认为家庭经历是收养孤儿的条件。最终，我被一位叔叔收养——艾伦·胡佛——他在距离镇上一英里的地方拥有自家的农场。我的妹妹梅则被祖母明索恩收养，我的哥哥西奥多由我的叔叔戴维斯·胡佛收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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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非常谨慎地保存我父亲的人身保险。这笔保险加上父亲农具生意的全部收益，以及变卖房产的钱，经由法庭颁布全数交由劳里·塔特姆代为保管，而这位住在艾奥瓦州蒂普顿的老绅士成为三个孩子的法定监护人。亲戚们不希望这笔“财产”遭到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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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农场生活完全处在不同的经济背景下。我并不是说，自己深谙经济学原理或是农场面临的问题。不过，我们知道艾伦叔叔的农场有抵押贷款，不仅成为持续性的焦虑来源，而且作为购买力的抑制因素。根据锡达县当时阶段的农业历史，一座农场不仅是单纯的农场，而且是各种类型的工厂。家族生意意味着兼顾芝加哥的包装工厂、辛辛那提的肥皂工厂、德卢斯的地毯厂、加利福尼亚的罐头工厂等角色。他们向附近的厂家缴税，以此获取明尼阿波利斯面粉磨坊的服务；同时，他们还用高粱来交换纽约制糖精炼厂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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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秋天，地窖里都堆满了各类箱子、罐头和桶。这些东西就是我们所拥有的社会保障。经营农场的家族成员们都在扮演着自己家的私人律师、工会主席、工程师、裁缝、女装裁剪师、美容师的多重角色。对于羽毛和发蜡，他们都有自己的独特审美。我所穿的衣服中，部分是自家制作的，且以白胡桃为染料。它们显然跟巴黎和伦敦时装潮流搭不上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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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十英里以外河边的茂密树林中砍伐树木以作燃料，顺便收集过冬用的胡桃和山核桃。这些坚果、爆米花，加上高粱糖蜜，构成了我们圣诞节常吃的蜜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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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的经济体系不存在罢工、停工、阶级斗争、公会和仲裁，完全不认可集体谈判。挑出马铃薯瓢虫的平均工资是每挑一百个马铃薯赚得10美分。如果你想赚点零花钱在七月四号放鞭炮的话，那就别讨价还价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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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经营农场的家庭通常要消耗自家土地生产的百分之八十左右的农产品。剩下的百分之二十用以交换外来的生活必需品以及支付抵押贷款的利息。因此，即便芝加哥市场出现价格波动，仅有百分之二十的家庭收入会受到影响。如今，在工业革命的背景之下，作物栽种和牲畜繁殖的相关技术得到改进，家庭农场超过百分之八十的农产品都要进入市场。等到这些农产品在芝加哥市场上的价格出现波动的时候，家庭收入所受的影响将四倍于以往水平。如果价格升高，它们就意味着更加舒适的生活，或许足够买一辆新款汽车；如果价格降低，那就意味着负债增加和生活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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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些怀旧，但我并不想回到美好的旧时光。当时，各类疾病肆虐，死亡随时可能降临。尽管当时的生活标准有所提高，人们获得充足的食物、衣服和遮风挡雨的住所，足以维持所有人的健康和舒适所需。然而，对于生活的其他目标来说，人们可以获取的资源仍然少得可怜。这可能就是当时艾奥瓦州居民将更多时间用于宗教活动的原因，他们花费的时间远多于现在的居民。相较于现代的娱乐方式，这些活动不需要花什么钱。不过，宗教活动能够带来的娱乐效果比较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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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贵格会信仰的人应该知道，贵格会的集会场所向来采用简朴的装饰风格，同时愿意长时间等待信徒们感受到圣灵的存在，场面极其肃穆庄严。他们想必能够体会，对于一个十岁男孩，这是如何单调乏味和充满压迫感的不快经历。这完全没有任何的娱乐效果，但能很好地锻炼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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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格会教徒——更准确地说，应该是“教友们”——获得这种别名要追溯到17世纪的早期。当然不是因为他们颤抖，而是因为教派创始人乔治·福克斯反复要求当时的权威派站在上帝面前颤抖和战栗。他们是众多新教派别中的一支力量。新教是受到宗教压迫、反对宗教形式主义立场而建立起来的宗教派别。直至现在，他们仍在反抗宗教形式主义，倡导穿着“便服”、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宗教习俗、集会场所的统一风格、主持仪式的方式同样沦为形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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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本性无法被彻底压制。“阿姨们”戴着贵格会标志性的软帽，穿着飘扬的灰色裙装，里面带着些许的令人感到慰藉的世俗之心。信仰的宗教特征就是《圣经》在字面上所宣扬的信仰，无限的宽容，每个人“内在的光”散发出来的精神信念。因此，作为极其虔诚的宗教信徒，他们不应该有拿薪水的“牧师”或是复杂的教会组织，“集会”应该是“每季度”或“每年度”简单操办，旨在提供精神指引的聚会。宗教个人主义同样反映了经济个人主义。教友们总是崇尚教育、勤俭和个体企业。简朴生活和刻苦工作的结果就是相对富足的物质基础。据我所知，没有哪位教友曾经进过监狱或是接受过社会救济，主要原因就是他们习惯自己对自己负责。还有一个原因，如果教友在生活上出现奢侈浪费的迹象，长辈们就会及时地“拜访”他们家，提醒他们纠正自己的恶行，否则将要面临当地教会的严重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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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教育方面，贵格会的理念就是每个人都要阅读《圣经》——在离开艾奥瓦州以前，我每天都要阅读一定页数的《圣经》。贵格会教徒从出生就开始宗教训练，就连婴儿也要出席家庭的日常祷告和每天早晨的《圣经》阅读。父母会把婴儿带去周日的宗教集会。显然，他们也没有别的地方可以托管婴儿。他们的哭声和毛茸茸的小脑袋构成了贵格会礼拜漫长安静的唯一安慰。男性和女性教徒座位中间隔有一堵矮墙，而那些坐在“装饰长椅”上的年长女性是我能够看见的唯一女性群体。汉娜“阿姨”坐在长椅的第一个座位。有一次，她在礼拜过程中受到“触动”，站起身来谴责年轻人提出的关于在主日学校唱圣歌、将礼拜堂用于娱乐活动的建议。她以激烈言辞警告众人，上帝的怒火即将到来，并以一种先知的姿态得出结论：有朝一日，这座献给上帝的建筑将会成为令人厌恶的地方，甚至可能变成一座“剧院”。汉娜“阿姨”说得没错。多年以后，当地社区变得更加富裕，人们出资修建了一座砖结构的“教堂”，并且引入圣歌吟唱内容，而旧的礼拜堂最终被改造成一座电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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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年爆发了针对加菲尔德事件的手电筒游行，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国民生计问题。我不仅出去观看了游行，而且看到闪亮着的手电筒。我并没有群情激愤地自己拿一个手电筒出去，但是我被允许走在游行队伍的旁边。在我们的城镇里，根本不需要强迫投票。村里只有一位民主党人士。他有时会喝醉了卧倒在地。因此，在村民的眼中，他根本就是邪恶力量的代表。他有时也会表现出善良的一面，让小男孩帮他在店里跑腿，然后给他们分发橡皮软糖。他还出钱购买废铁，这就为七月四日所燃放的爆竹提供了资金来源。因此，他得到了所有人的宽容。同时，作为道德和政治方面的表率，他确实提供了有效和优质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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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菲尔德遇刺事件同样使我感受到了国民生计。主要街道都降了半旗。所有人都在安静和焦虑中长时间行走，而他的灵魂似乎仍在徘徊。我由此领悟到一个道理：伟大人物掌握着我们国家的命运起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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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846年9月2日，胡佛的父亲杰西·克拉克·胡佛在俄亥俄州西米尔顿出生，1880年9月10日在西布兰奇死于伤寒症，年仅34岁。当时，赫伯特只有6岁。他的母亲名叫荷兰达·明索恩·胡佛，1848年5月4日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诺维奇镇，1883年2月24日，就在赫伯特8岁的时候，年仅33岁的荷兰达因肺炎而过世。他的母亲是自1630年以来数次从英格兰登陆新英格兰地区的贵格会信徒的后裔。 赫伯特·胡佛的祖父伊莱·胡佛在1820年出生于俄亥俄州西米尔顿；曾祖父杰西·胡佛在1800年出生于北卡罗来纳州兰道夫县尤瓦利河；高祖父约翰·胡佛在1760年出生于马里兰州尤宁布里奇；太祖父安德鲁·胡佛在1723年出生于巴拉丁领地，双亲均为瑞士人，他们在1738年移民到宾夕法尼亚州。与他的后裔一样，安德鲁·胡佛是贵格会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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