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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我前去拜访道台大人，感谢他护送我们的队伍。他是一位仪表堂堂的老者，富有远见卓识，对于外部的世界知之甚多。有些人提到了传教士的问题。他告诉我们，张家口有很多美国传教士，并且表达了他对于传教士在教育、医疗领域做出卓越贡献的钦佩之情。他还提到，传教士基本不会制造麻烦。但是，他委婉地说，如果传教士能够接受当地中国政府机构对于其诸多信徒的管辖权，不再持续要求涉外法权以捍卫自身活动自由和独立，那就会更好一些。他说，传教士们具有高尚的气概，但是他们有时无法察觉自己遭到逼迫，甚至纵容了罪大恶极者。他还补充说，这些不足之处，跟他们的善行相比，完全是无足轻重。他似乎很乐意跟外国人交谈，因此我继续跟他聊了一阵子。后来，他叫来一个中国仆人，下达了一条指令，并且给出了详细解释。“糟透了”先生跟我说，他要求仆人奉上一瓶由蜂蜜酿造的珍贵的外国名酒，赠送者是多年前的一位天主教神父。他想在这个难得的场合与我们畅饮这瓶酒。仆人呈上了这瓶酒，瓶身呈现啤酒杯大小的本尼狄克丁甜酒瓶形状。道台大人告诉我，他曾在太平天国起义运动中担任戈登将军手下的年轻军官。他说，自己曾经与戈登将军保持过一段时间的通信，不过戈登将军自几年前就失去音信。于是，我将戈登将军过世的不幸消息转达给他。结果，他表现出了真挚而明显的悲恸之情，好在我后来讲述的关于戈登将军在喀土穆的英雄事迹使他有所缓和。我又问他，是否将那些信件保留了下来。他说，他要去找找看，随后进到相邻的一间房间里面。我正在犹豫应该怎么应对这瓶本尼狄克丁甜酒，以免显得毫不珍惜而失礼于人。我抓住机会向他推荐“糟透了”先生，理由是他的酒量很好。他随后就开始豪饮起来，而我偷偷将酒倒在了地板裂缝之中。道台没能找到那些信件，而我很快注意到“糟透了”已经喝醉了。我尽可能礼貌地表达了离开的意愿。在仆人的帮助下，我们总算把烂醉如泥的“糟透了”抬上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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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把翻译安置在床铺上，然后去拜访这里的传教团。在那里，我发现了十二位美国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他们都听命于一位老绅士。这个地方有学校教室、居住区域和医疗诊所。当时，所有角落都弥漫着圣诞节的欢欣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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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亲切地邀请我在第二天中午来参加圣诞宴席，并且保证餐桌上会出现火鸡。那真是一场愉快的宴席，我所见到的美国同胞的脸庞更是令人欢欣鼓舞。我们进行着愉快的交谈，多数时候对象都是孩子们，直至一位中国的送信者对传教士说了些什么。他的脸很快阴沉下来，解释说这里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多年以前，发生了一场严重的饥荒。传教团收容了一大批中国幼童，他们的父母在绝望之中只能卖掉自己的孩子，希望能够让他们继续活下去。饥荒结束之后，传教团千方百计地将这些幼童交还给他们各自的家庭，但是有些家庭已经不知所踪。因此，剩下的幼童只能留在传教团，接受的是持续性的基督教教育。他们中的两个人在成年后结为夫妻。后来，他们生下了几名女婴，还没有诞下男婴。今天早晨，心怀怨愤的母亲将刚生下来的女婴溺死了。我要给出一些什么建议呢？我突然想起昨天的对话，因此建议他们去咨询道台。按照中国法律，这完全是犯罪。不过，他们没有办法这样做。这名母亲将遭到处决。我并不清楚这件事情是如何处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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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发给传教团中国幼童的圣诞礼物中间，我发现了四只旧足球。传教士的女儿似乎苦恼于如何玩足球。我跟她说，只要他们能够挑选出选手们，我就教他们如何玩球。她很快聚集了三百名身着普通中国服饰和松垮鞋子的中国年轻人。在传教士女儿的帮助下，我将这些年轻人平均分成两组，教导他们如何带球跑到另一边的围栏，然后把四只足球都利用起来。三百个人很快跑动起来。即便是厚厚的积雪都无法阻挡孩子们充满活力的脚步。这些传教士都是心地善良的人，美国人都以他们的忠诚为荣。几个月后，在义和团的暴乱中，他们被驱赶到戈壁滩。不过，那位道台给予他们庇护，帮助他们安全通过沙漠地区。经历千难万险之后，他们终于来到俄国边界。在骚动平息后，这些吃苦耐劳、忠诚不二的传教士居然再次返回了中国。他们怀有一种理想主义的情怀，完全超脱于所谓通商口岸的悠悠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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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断向长官张燕谋先生抱怨说，我们的勘探任务完全是在浪费时间和金钱，完全可以去做一些更有价值、更有益于中国百姓的事业。不过，我坚信他仍然希望用政府的钱替自己和同事寻找到金矿。最终，我说服他同意前往北京以西内陆地区调查无烟煤的矿藏，并让阿格纽、明斯、纽贝利等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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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某次勘探任务的途中发生了一件趣事。李鸿章的美籍秘书毕德格先生要求我前往李鸿章位于天津的衙门。在毕德格先生的引荐和翻译之下，我见到了李鸿章。他的头衔很多，其中一个就是黄河治理大臣。他说，黄河泛滥的灾情让他忧心忡忡，因此他希望作为美国工程师的我能够协助他解决黄河泛滥的难题，并且成为他的顾问。我向他解释说，自己并不是这方面的专业人士。不过，所有的工程师在他的眼中，都是同一个概念。他不接受他人给出的否定答案，并且告诉我：他已经跟张燕谋先生交代过此事。根据此次会谈的内容以及我已知的情况，我判断这并不是一件难办的事情。因此，我同意前往。在谈话过程中，一位仆人拿着一瓶纸巾包裹好的香槟酒走进来，并把这瓶酒递给了我。我意识到，自己又要经历酒精的热烈考验，喝酒就是一种表示感激的礼貌手段。我将手中的酒一饮而尽，浑身几乎都在抽搐。我请求毕德格先生向李鸿章大人致歉，告知我不善饮酒的情况。他咧嘴一笑，宽容地接受了我的歉意。等他离开后，我询问毕德格先生瓶内装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他向我解释说，李鸿章一直都用同一瓶酒招待所有的外国人。等到客人离开以后，剩下的液体立马倒回瓶内。他说这是李鸿章开的一个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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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中国之忧患”——源自黄土丘陵，呈现出略微倾斜的扇形，流淌在中国的广阔平原。这条河有两个入海口：一个位于山东半岛的北部，最后流进直隶海湾；一个位于半岛南部几百英里的地方。奔流不息的黄河一旦改道，将致使数百万人被淹死。很多时候，即便黄河没有改道，小规模的决堤依旧夺去许多人的性命。数百年前，中国的工程师们已经意识到，沿着扇形将黄河保持在一个河道内的关键作用。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们数千年来都在不断建造堤坝，无数的堤坝构成了一个复杂的防御系统。由此造成的后果就是河底的水平面要高于周边陆地水平面，反而增加了决堤的风险。他们还在河道两边大量种植柳树林。等到黄河泛滥的时候，河水将黄土丘陵的大量泥沙冲刷下来。当洪水流至柳树林的时候，水流开始放缓，泥沙沉积下来。因此，森林自然形成天然的堤坝效果。这份工作主要任务就是维护柳树林。不过，最关键的工作就是维修蔓延数百英里且复杂难懂的人工堤坝系统。负责此次勘探任务的程万德先生是一位文质彬彬的政府高官。我很庆幸，我的夫人能在旅程中陪伴左右，我们能够沿着水路乘坐相对舒适的船只——穿过大运河——她非常享受这种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我们就中国政治体制、历史和民间传说等话题跟程万德先生进行广泛交流。他告诉我们，当黄河决堤的时候，王朝必将灭亡，中国人对此坚信不疑。对于这条数千年来奔涌不息的河流，他给我们列举了许许多多的例子。上一次黄河泛滥发生在1870年，不过清王朝尚未灭亡。在检查防御工事以后，我发现中国工程师的设计非常科学，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维修堤坝。我进一步得出结论，黄河以及整体筑堤系统都以彻底详尽的工程研究为基础，旨在通过缩短河道的方式来增加倾斜度。这样一来，既冲刷了河底淤泥，又减轻了堤坝的压力。我向李鸿章报告说，除了维护目前存在的堤坝以外，我们还需要通过为期一年的调研来完成一份详尽的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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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认为洪水泛滥意味着朝代更迭的传统迷信是有根可循的。一个新的王朝通常意味着政府革新，也就意味着重新种植柳树林以及不断维修堤坝。随着王朝日益衰落和腐朽，筑堤事务必定搁置，而中国百姓又有砍伐柳树作为燃料的习惯。事实上，根据程万德先生的理论，贪污和失职是造成筑堤公事不力的根本原因。长期以来，贪污腐败始终存在。根据这种迷信说法，洪水泛滥的几年之后，这个王朝就会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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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些经历，我不仅有机会观察中国人的生活，体会中国政府体制，并且有机会进行大量广泛阅读，范围涉及中国历史、孔孟之道、经济学、社会学、科幻小说、柏拉图、莎士比亚、席勒、歌德等——我已经有些记不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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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种生活突然被打断了。在爱好和平、年仅二十六岁的两位美国青年面前，发生了一件足以改变他们人生的事件，而这件事值得他们用自己的“余生”细细品味。更重要的是，这个事件引发了一系列波澜，最终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英国、俄国、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持续对中国领土和主权发动侵略战争，终于激起了中国人内心隐藏的顽强抗争精神。中国北方发生了一场不常见于亚洲陆块的盲目而轰轰烈烈的反抗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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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00年的冬春之交，我们开始对这个抵抗外国人的秘密组织有所耳闻。他们被称作“义和团”——或是“义和拳”。外国人称之为“The Boxers”。他们誓言要将所有外国人驱逐出中国领土，根除一切的外国事物——房屋、铁路、电报、矿井——其中包括中国的全体基督徒以及跟外国人有关的所有中国人。他们相信，自己拥有超能力，足以抵御外国人的枪支弹药。我们尚不清楚，清政府对于义和团究竟保持着何种态度。不过，清政府的力量最终参与进来。我并不打算在此赘述中国在此阶段的相关史实，那可能要洋洋洒洒写上几本书，我只想描述我与置身其中的两位美国年轻人的私人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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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5月1日，危险日益升级，我从内陆召回地质考察队。不过，这些人已经圈定了无烟煤的大致范围，这片区域远大于全世界所有无烟煤矿藏相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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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六月份的时候，我前往北京拜访张先生——当时正值他母亲过世，按照传统要守丧闭门不出——他住在城外的郊区住所。我发现，他对于整体的时局感到相当愤慨，尤其针对慈禧太后决定支持义和团运动——事实上，义和团正在相邻村庄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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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夫人陪我一起前往北京。当我次日返回的时候，我发现她病倒在酒店里。我们当时找不到医生，只能把她送到火车站，坐头一班火车前往天津，那里有一位优秀的内科医生。经过检查，我的夫人得了窦性心脏骤停，不过她很快就康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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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周围谣言四起，大家都在说义和拳攻击传教士以及其他的外国人。外国人训练的中国军队被集结起来，用于保护外国租界。6月10日，那是一个周日的清晨，我们被租界内的枪击声惊醒——来自于这支由外国人训练的使用现代枪械的中国军队。一开始，我们以为枪声是源自火炮手与试图接近租界另一边的义和团的小规模交火。后来，原本训练中国军队的外国官兵们纷纷逃到租界内。根据他们的说法，义和团杀死了他们的几位欧洲同胞。市政厅拉响了警报，我们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天津人并没有建立综合性的防御工事，租界内总共有1100名海军，剩下的还有来自不同国家的海军官兵们，他们在几天前离开了停靠在60英里以外大沽港的战舰。当时，他们正要前往北京，旨在保护外国驻华使馆。除了两门大炮和少量机枪以外，他们并不持有其他的武器装备。相较于25000人之多、装备外国武器的中国军队，他们在规模上完全不占优势。如果义和团决定在当天发动进攻的话，想必外国租界已经沦陷。然而，我们事后得知，尽管遭到义和团的威胁，但是这支军队并不打算攻击。由于外国军官的缺席，导致军队领导权出现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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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租界区很快团结起来。俄国陆军上校沃嘉克军阶高于其他军官。包括美国、日本、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在内的所有军队都接受沃嘉克的领导，英国军队则听命于强横霸道的贝利上尉。听说了我们的工程队以后，沃嘉克迅速传话给我们，要求组织逃至租界寻求庇护的中国基督教徒共同修建路障。整片租界的长度约为四分之一英里，长度约为一英里，一侧受到河流的天然保护。寻找路障修建材料的过程中，我们偶然发现了储备丰富的糖、花生、大米和其他谷物的仓库。随后，我们和招募来的其他外国人士共同指挥着一千多名中国基督徒，心惊胆战地扛着装满谷物和糖的麻袋，将它们堆叠在租界内的各大空地和交叉路口。等到早晨的时候，我们的处境稍有好转。次日，大规模的进攻很快打响，而我们的海军官兵们凭借着路障优势成功击退了对方的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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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居住的房子正好处在租界的边缘，因而暴露在持续的枪弹袭击之中。我们和其他美国家庭前来投靠海关官员杜德维，他住在租界的中心区域。我们认为，这里的安全系数更高一些，因为他的房子被仓库部分包围起来。后来，我们发现自己的选择并不明智，炮兵因操作失误而致使仓库着火。几乎所有的中国仆人都在飞奔逃走。幸运的是，我们的两个仆人选择留下来，最终成了杜德维家的厨师。事发后的第一天，我手下的员工威尔弗雷德·纽贝利偷偷爬上我们家的屋顶，查看外面的状况。他看到奶牛正在距离租界一英里外的牧场内平静地吃草。于是，他骑着马，冷静地将整群牛赶到我们的院子里，一路上伴随着子弹的呼啸声。后来，这群牛给医院提供了宝贵的肉类和牛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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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遭遇大规模袭击的可能性；第二，连续的猛烈炮火攻击。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租界内总共遭受了大约六万枚枪弹的猛烈攻击。刚开始，基本都是一些零星的进攻，偶发的集中攻击主要针对租界与中国的天津城相邻的特定区域。在这里，义和团和中国军队都能在房屋的掩护下保持行进。但在交战中，双方都给彼此造成巨大的压力，我们根本不能坚持多久，因为放眼望去，一百里之内根本没有人能跟我们一起撑住那些挡板。我们很快发现，抵挡来复枪子弹和炮弹袭击的最佳方法就是在走动时紧贴着墙面或者索性多花时间躺着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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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快产生了新的焦虑情绪。义和团运动，正如我以前所说的，针对的是所有外国人以及跟外国人有关系的中国人。袭击开始的第一天，张燕谋先生和唐绍仪先生（此前提过的铁路主管）就已举家搬进租界。他们就在我们所住房屋的街道对面安家，隶属于中国工程采矿公司。不久以后，具有相同处境的五六百名中国官员以及受过外国教育的中国人全都来到这里。他们首先要解决的就是食物和水源的问题。通过一些中国人的帮助，我每天都将一些饮用水、大米等食品——我们尽可能取自仓库的物资——运送到他们的居住区。不过，我跟员工主要从事加固路障以及烧水分发给士兵和平民的重要工作。水厂在路障以外，在前哨的帮助下，我们趁着夜幕笼罩运作工厂，随后在白天用洒水车将烧滚的开水运回租界内。英国士兵组成夜间巡逻队，时刻注意附近运河内漂浮的尸体以及水车侧面绘制的大型标示“Boxeril”——不禁让人想起英国牛肉汁品牌“Boxer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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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外国人——包括士兵和平民——都受了伤。我们只有一位军医以及租界内的外科医生。同样的，我们只有一位专业护士。陆军上校沃嘉克将租界俱乐部改造成医院，很快地上就躺满了伤者。我的夫人自愿参与医护工作，在第一攻击阶段，我几乎看不到她的身影，只是偶尔看到她回家吃饭或是小憩一会儿。她很娴熟地贴着墙面骑自行车，以避免子弹和炮弹的攻击。有一次，她的自行车轮胎被一颗子弹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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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她发现一些信奉基督教的中国女性知道如何挤牛奶，因而在纽贝利和一位名叫辛普森的英国小伙子的协助下，她开始为大家提供牛奶。后来，她发现医院急需肉汤，于是指挥辛普森杀死一头不太产奶的奶牛。不过，年轻的辛普森不是一个娴熟的屠夫。他使用的工具是一把军用左轮手枪。等到他最终放倒这头奶牛时，他已经没有力气剥皮，只能用一把斧头将其连皮带肉地剁成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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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界以外的远距离连发子弹造成了悲剧性的后果。许多外国平民处在歇斯底里的状态，我们认为子弹来自于租界内部。他们很快找出六百多名中国人，我曾经在街道对面的院子里见过他们。后来，当我们度过疲惫不堪的一天，正准备吃晚饭的时候，一位信差告诉我们张燕谋先生以及唐绍仪先生等人已被逮捕，正在接受贝利上尉的严苛审问。我立刻冲到事发地，发现贝利上尉正在手电筒的光照之下气势汹汹地进行所谓的审讯，同时还有几个神经兮兮的流浪汉正在指证一些毫无根据的事情。我试图干预审讯，向他解释这些中国人的真实身份，但是贝利上尉严厉要求我立刻离开。我被告知，一些中国人已经在附近的河岸边遭到处决。我骑自行车前往几条街以外的俄国指挥部，陆军上校沃嘉克很快知晓情况，带领着一个排的士兵，跟我一起返回审讯地。他立刻制止了审讯，并将这些中国人移交给我，护送他们返回居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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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晚一些的时候，我、我的夫人以及随行的工程人员决定返回我们自己的房子，因为这里还没有遭到袭击。然而，一天晚上，一枚炮弹穿过后窗，在屋内爆炸，将整扇前门和周围家具全部摧毁。我的妻子已在医院工作了一整天，正坐在起居室里玩纸牌。她一直都很喜欢玩纸牌。几天之后，几枚炮弹更近距离地袭击我们的房子周围，最终有一枚炮弹击中了我们家街道对面的中国人居住地。阿格纽跟我迅速前去查看情况，发现炮弹正好打中唐绍仪家，他的妻子和一名婴儿当场被炸死，还有一个孩子受了伤。唐绍仪神情恍惚地跟我们一起找到了其他的孩子。阿格纽、唐绍仪和我每人抱着一个孩子，手里牵着其他孩子，把他们带到我们的家里，由我的夫人照顾他们。唐绍仪渐渐恢复了平静(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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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击持续了一个月。这不算是士兵之间的战争。这是平民——男性、女性和儿童——为生命而战，拼命抵抗一群手持现代武器的狂徒。他们眼见死亡，仍然不说一语，奋力战斗下去。来自五六个国家的几百名士兵顽强保卫租界，因此我们得以幸存下来。不过，我们的武器储备接近于零（只有两门小型炮），却要对抗数万名手持现代武器的敌人。我们只有两大优势：内部防线和更多智慧。多数人都心照不宣地不去设想死亡的可能性。不过，还是有一个人不时地问我：如果敌人将我们包围起来，我会不会先把我的妻子射死？剩余的多数人都在用仅剩的幽默细胞将这种负面想法从脑袋当中排除出去。在此期间，我们确实有过喜气洋洋的一天。一位中国的信差在第十五天左右的深夜来访，告诉我们援军正在从大沽赶来，将在次日抵达。他警告我们，不要误射这些援军。在早晨的时候，中国军队不再向我们开火。很快，有人说自己听到不远处传来炮击声。我们都在屏息凝神地听着外面的动静！随后，声音越来越微弱。我们爬上最高仓库的屋顶，想要一探究竟。我们看到士兵们向平原地区移动。他们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和韦尔奇燧发枪手团。在我的印象中，再没有什么音乐表演能比美国海军陆战队来到租界时演奏的军歌更加令人欢欣鼓舞——《今晚古老的小镇上会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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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后来发现，只有数百名士兵前来支援——不过他们拥有机枪和少量弹药。我们感到些许安慰。随后，中国军队再次发起猛烈攻击，攻势愈发咄咄逼人。七月下旬，更多的援军致使中国军队撤退。尽管没有带来和平，至少带来些许宁静。许多伤员、妇女、儿童以及许多男性平民都被沿着河流护送转移到安全场所。我的夫人以及六七名女性拒绝抛弃工作岗位，理由是还有一些伤员未得到妥当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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