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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六月份的时候，我前往北京拜访张先生——当时正值他母亲过世，按照传统要守丧闭门不出——他住在城外的郊区住所。我发现，他对于整体的时局感到相当愤慨，尤其针对慈禧太后决定支持义和团运动——事实上，义和团正在相邻村庄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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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夫人陪我一起前往北京。当我次日返回的时候，我发现她病倒在酒店里。我们当时找不到医生，只能把她送到火车站，坐头一班火车前往天津，那里有一位优秀的内科医生。经过检查，我的夫人得了窦性心脏骤停，不过她很快就康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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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周围谣言四起，大家都在说义和拳攻击传教士以及其他的外国人。外国人训练的中国军队被集结起来，用于保护外国租界。6月10日，那是一个周日的清晨，我们被租界内的枪击声惊醒——来自于这支由外国人训练的使用现代枪械的中国军队。一开始，我们以为枪声是源自火炮手与试图接近租界另一边的义和团的小规模交火。后来，原本训练中国军队的外国官兵们纷纷逃到租界内。根据他们的说法，义和团杀死了他们的几位欧洲同胞。市政厅拉响了警报，我们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天津人并没有建立综合性的防御工事，租界内总共有1100名海军，剩下的还有来自不同国家的海军官兵们，他们在几天前离开了停靠在60英里以外大沽港的战舰。当时，他们正要前往北京，旨在保护外国驻华使馆。除了两门大炮和少量机枪以外，他们并不持有其他的武器装备。相较于25000人之多、装备外国武器的中国军队，他们在规模上完全不占优势。如果义和团决定在当天发动进攻的话，想必外国租界已经沦陷。然而，我们事后得知，尽管遭到义和团的威胁，但是这支军队并不打算攻击。由于外国军官的缺席，导致军队领导权出现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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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租界区很快团结起来。俄国陆军上校沃嘉克军阶高于其他军官。包括美国、日本、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在内的所有军队都接受沃嘉克的领导，英国军队则听命于强横霸道的贝利上尉。听说了我们的工程队以后，沃嘉克迅速传话给我们，要求组织逃至租界寻求庇护的中国基督教徒共同修建路障。整片租界的长度约为四分之一英里，长度约为一英里，一侧受到河流的天然保护。寻找路障修建材料的过程中，我们偶然发现了储备丰富的糖、花生、大米和其他谷物的仓库。随后，我们和招募来的其他外国人士共同指挥着一千多名中国基督徒，心惊胆战地扛着装满谷物和糖的麻袋，将它们堆叠在租界内的各大空地和交叉路口。等到早晨的时候，我们的处境稍有好转。次日，大规模的进攻很快打响，而我们的海军官兵们凭借着路障优势成功击退了对方的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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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居住的房子正好处在租界的边缘，因而暴露在持续的枪弹袭击之中。我们和其他美国家庭前来投靠海关官员杜德维，他住在租界的中心区域。我们认为，这里的安全系数更高一些，因为他的房子被仓库部分包围起来。后来，我们发现自己的选择并不明智，炮兵因操作失误而致使仓库着火。几乎所有的中国仆人都在飞奔逃走。幸运的是，我们的两个仆人选择留下来，最终成了杜德维家的厨师。事发后的第一天，我手下的员工威尔弗雷德·纽贝利偷偷爬上我们家的屋顶，查看外面的状况。他看到奶牛正在距离租界一英里外的牧场内平静地吃草。于是，他骑着马，冷静地将整群牛赶到我们的院子里，一路上伴随着子弹的呼啸声。后来，这群牛给医院提供了宝贵的肉类和牛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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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遭遇大规模袭击的可能性；第二，连续的猛烈炮火攻击。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租界内总共遭受了大约六万枚枪弹的猛烈攻击。刚开始，基本都是一些零星的进攻，偶发的集中攻击主要针对租界与中国的天津城相邻的特定区域。在这里，义和团和中国军队都能在房屋的掩护下保持行进。但在交战中，双方都给彼此造成巨大的压力，我们根本不能坚持多久，因为放眼望去，一百里之内根本没有人能跟我们一起撑住那些挡板。我们很快发现，抵挡来复枪子弹和炮弹袭击的最佳方法就是在走动时紧贴着墙面或者索性多花时间躺着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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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快产生了新的焦虑情绪。义和团运动，正如我以前所说的，针对的是所有外国人以及跟外国人有关系的中国人。袭击开始的第一天，张燕谋先生和唐绍仪先生（此前提过的铁路主管）就已举家搬进租界。他们就在我们所住房屋的街道对面安家，隶属于中国工程采矿公司。不久以后，具有相同处境的五六百名中国官员以及受过外国教育的中国人全都来到这里。他们首先要解决的就是食物和水源的问题。通过一些中国人的帮助，我每天都将一些饮用水、大米等食品——我们尽可能取自仓库的物资——运送到他们的居住区。不过，我跟员工主要从事加固路障以及烧水分发给士兵和平民的重要工作。水厂在路障以外，在前哨的帮助下，我们趁着夜幕笼罩运作工厂，随后在白天用洒水车将烧滚的开水运回租界内。英国士兵组成夜间巡逻队，时刻注意附近运河内漂浮的尸体以及水车侧面绘制的大型标示“Boxeril”——不禁让人想起英国牛肉汁品牌“Boxer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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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外国人——包括士兵和平民——都受了伤。我们只有一位军医以及租界内的外科医生。同样的，我们只有一位专业护士。陆军上校沃嘉克将租界俱乐部改造成医院，很快地上就躺满了伤者。我的夫人自愿参与医护工作，在第一攻击阶段，我几乎看不到她的身影，只是偶尔看到她回家吃饭或是小憩一会儿。她很娴熟地贴着墙面骑自行车，以避免子弹和炮弹的攻击。有一次，她的自行车轮胎被一颗子弹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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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她发现一些信奉基督教的中国女性知道如何挤牛奶，因而在纽贝利和一位名叫辛普森的英国小伙子的协助下，她开始为大家提供牛奶。后来，她发现医院急需肉汤，于是指挥辛普森杀死一头不太产奶的奶牛。不过，年轻的辛普森不是一个娴熟的屠夫。他使用的工具是一把军用左轮手枪。等到他最终放倒这头奶牛时，他已经没有力气剥皮，只能用一把斧头将其连皮带肉地剁成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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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界以外的远距离连发子弹造成了悲剧性的后果。许多外国平民处在歇斯底里的状态，我们认为子弹来自于租界内部。他们很快找出六百多名中国人，我曾经在街道对面的院子里见过他们。后来，当我们度过疲惫不堪的一天，正准备吃晚饭的时候，一位信差告诉我们张燕谋先生以及唐绍仪先生等人已被逮捕，正在接受贝利上尉的严苛审问。我立刻冲到事发地，发现贝利上尉正在手电筒的光照之下气势汹汹地进行所谓的审讯，同时还有几个神经兮兮的流浪汉正在指证一些毫无根据的事情。我试图干预审讯，向他解释这些中国人的真实身份，但是贝利上尉严厉要求我立刻离开。我被告知，一些中国人已经在附近的河岸边遭到处决。我骑自行车前往几条街以外的俄国指挥部，陆军上校沃嘉克很快知晓情况，带领着一个排的士兵，跟我一起返回审讯地。他立刻制止了审讯，并将这些中国人移交给我，护送他们返回居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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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晚一些的时候，我、我的夫人以及随行的工程人员决定返回我们自己的房子，因为这里还没有遭到袭击。然而，一天晚上，一枚炮弹穿过后窗，在屋内爆炸，将整扇前门和周围家具全部摧毁。我的妻子已在医院工作了一整天，正坐在起居室里玩纸牌。她一直都很喜欢玩纸牌。几天之后，几枚炮弹更近距离地袭击我们的房子周围，最终有一枚炮弹击中了我们家街道对面的中国人居住地。阿格纽跟我迅速前去查看情况，发现炮弹正好打中唐绍仪家，他的妻子和一名婴儿当场被炸死，还有一个孩子受了伤。唐绍仪神情恍惚地跟我们一起找到了其他的孩子。阿格纽、唐绍仪和我每人抱着一个孩子，手里牵着其他孩子，把他们带到我们的家里，由我的夫人照顾他们。唐绍仪渐渐恢复了平静(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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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击持续了一个月。这不算是士兵之间的战争。这是平民——男性、女性和儿童——为生命而战，拼命抵抗一群手持现代武器的狂徒。他们眼见死亡，仍然不说一语，奋力战斗下去。来自五六个国家的几百名士兵顽强保卫租界，因此我们得以幸存下来。不过，我们的武器储备接近于零（只有两门小型炮），却要对抗数万名手持现代武器的敌人。我们只有两大优势：内部防线和更多智慧。多数人都心照不宣地不去设想死亡的可能性。不过，还是有一个人不时地问我：如果敌人将我们包围起来，我会不会先把我的妻子射死？剩余的多数人都在用仅剩的幽默细胞将这种负面想法从脑袋当中排除出去。在此期间，我们确实有过喜气洋洋的一天。一位中国的信差在第十五天左右的深夜来访，告诉我们援军正在从大沽赶来，将在次日抵达。他警告我们，不要误射这些援军。在早晨的时候，中国军队不再向我们开火。很快，有人说自己听到不远处传来炮击声。我们都在屏息凝神地听着外面的动静！随后，声音越来越微弱。我们爬上最高仓库的屋顶，想要一探究竟。我们看到士兵们向平原地区移动。他们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和韦尔奇燧发枪手团。在我的印象中，再没有什么音乐表演能比美国海军陆战队来到租界时演奏的军歌更加令人欢欣鼓舞——《今晚古老的小镇上会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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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后来发现，只有数百名士兵前来支援——不过他们拥有机枪和少量弹药。我们感到些许安慰。随后，中国军队再次发起猛烈攻击，攻势愈发咄咄逼人。七月下旬，更多的援军致使中国军队撤退。尽管没有带来和平，至少带来些许宁静。许多伤员、妇女、儿童以及许多男性平民都被沿着河流护送转移到安全场所。我的夫人以及六七名女性拒绝抛弃工作岗位，理由是还有一些伤员未得到妥当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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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更多援军抵达，他们决定对中国军队发动反击。由于我曾经跟夫人一起骑在马背上调查过租界内的地形地貌，指挥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陆军上校沃勒要求我担当向导，共同攻打天津城。隐藏在老城墙背后的中国军队向我们发动了猛烈攻击。我们置身于没有掩护的开阔地带，能够藏身的只有墓碑。我非常害怕，尤其是看到身边的海军陆战队士兵被射死。我不仅手无寸铁，而且吓得无法移动双脚。我询问身边的军官，是否能够给我一支来复枪。他从一位受伤的海军陆战队员手里取来一把枪，而我立刻感受到心理状态的突然转变。尽管我此前从未开过枪，但是我此时已不再感到惊恐。我认为，所有上战场的男人们都要携带武器，这将带来强烈的心理安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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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随着最后一批援军到来的还有美国报纸记者。夫人向他们开放了我们的住处，并且提供食物。她将地板的空间分配给十二到十五人用来睡觉，其中就包括代表赫斯特出版社前来报道战况的加州著名诗人杰奎因·米勒。这位颇有诗情画意的老绅士很快就租到了一辆人力车带他前往北京。我们告诉他，那里的外国人仍在遭受袭击，有好几股势力都牵扯其中。不过，杰奎因似乎并不在乎这些危险。我的夫人最终收买了那位人力车夫，让他中途抛下杰奎因，他只得跟我们待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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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外国人遭受了更长时间的围困，而他们并不像我们那般幸运地拥有食品仓库。好在那里的军队没有现代装备和武器弹药。他们的损失相对较小。在此期间，南非战争不断升级，颇戏剧化且报道颇多的针对金伯利、马弗京、雷迪史密斯的围攻局势得到缓和。这三个战场的伤亡人数不及我们在天津的伤亡人数，更不用说中国难民的死伤人数。不过，他们的宣传部署更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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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之围得到缓和，光绪皇帝和清政府逃到内陆地区。在我看来，我跟清政府签订的工程协议已经作废。我们准备返回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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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中国工程采矿公司发生了变故。俄国军队霸占了唐山的煤矿以及许多店铺。英国海军夺去了秦皇岛的港口工厂和储煤场。德国军队控制着天津和大沽的煤矿。日本军队趁机攫取该公司在天津的总部。美国军队则抢走了十二艘运煤船。全世界似乎都已认定，中国即将四分五裂，所以大家都参与到瓜分中国的狂潮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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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初，我们正在打包行李，准备离开中国。张燕谋先生和他的顾问德璀琳邀请我前往他们那里，并且告知中国工程采矿公司的债券持有人正在插手挽救公司财产。他们制订了一项计划，请求莫林先生接受一份财产变更协议，将其重组为英国公司，以求保全各方面的利益。张先生和德璀琳先生希望我签约成为莫林先生的项目专员。这样一来，他们就能阻止公司财产遭到他人的掠夺。我发电报给莫林先生求证，而他授权我以他的名义签署这份协议，由他事后批准相应的条款。我尚且缺乏金融方面的专门知识，因此由张先生和德璀琳负责制定相应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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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我跟我的夫人带着这份协议立刻返回伦敦，我的工程人员留在原地等待指示。我们跟张燕谋先生一起坐拖船离开天津，随后前往大沽。看到一轮红色月亮升起，张先生评论说这是中国未来命运的不祥之兆。我却认为，变革来得太晚。我们经过红海返回伦敦。当时，空调尚未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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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伦敦后，我强烈要求将公司财产置于外国管理体制。债券持有人和莫林先生接受了张先生以及德璀琳先生的条款，后者要求提供数百万资金用于清理债权以及重建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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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桩交易最终由英国、比利时、德国和其他债券所有人共同合作完成。我被任命为公司总经理，提升了薪资水平，莫林先生甚至在重组中给我分配了小额股份。鉴于公司需要恢复遭到五国政府掠夺的财产，同时还要组织跟中国政府协商使其同意签署协议，当时身在中国的比利时外交部成员舍瓦利耶·埃德蒙·德·伍斯特被任命为特别专员，负责处理协商和外交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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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次从英国坐船前往中国，并在途经美国时，顺道在加利福尼亚州待了几天的时间。1901年1月，我们抵达日本，夫人在那里度过了一个冬天，而我独自前往上海寻找抵达中国北部的方法。大沽港口已经冰封，而当时中国上海和北方并没有铁路连通，其他所有的交通都在冬天陷于停滞。几天之后，我跟一群英国和美国的军官一起，搭乘一艘1200吨级的轮船前往秦皇岛。我们很快就遇到了一场暴风雨。第二天，挪威籍船长来到简易住屋般的船舱内，我们五名乘客全都在疯狂的晕船状态中。他向我们宣布，中国船员不再听命于他，他们决定将我们送回上海。他还说，他的挪威籍同事兼工程师可能需要帮助。英国陆军上校发出哀号声，他表示自己并没有从床上爬起来的打算，也不打算掺和到任何乱七八糟的事情中去。他表达了我们全体人的心声。然而，海面逐渐变得平静，我们只听得见船长的呼喊声。等到第三天的时候，我们终于抵达秦皇岛。港口到处都是浮冰。在停靠的时候，船长尽可能跟岸边保持较远的距离，甚至要求我们下船踩在冰上，然后走回岸边。我们确实这样做了，但是，海浪的拍打使得距离岸边二十英尺的薄冰逐渐开裂。通过一番调查，我们发现海水并不深，因而决定跳进齐腰深的冰水里，手里还要拿着行李箱。这种滋味并不好受。我原本希望负责建造新工厂的港口工程人员已经返回这里，结果发现建筑遭到焚毁，工程人员不见踪影。我们在深夜里颤抖着行走了七英里，温度在零度以下。也许正是这段路程，使我们免于患上肺炎。抵达火车站后，我们点燃了一堆篝火，在天亮前搭上了一辆军用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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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天津的火车之旅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这列火车的末端有一节私人车厢，里面全部都是英国军官。于是，从上海开始一路陪伴我们的英国陆军上校消失在这列火车上。由于我的美国同事准备前往不同的方向，因此他们同样没有登上这列火车。火车出发以后，我发现除了私人车厢以外的其他地方没有暖气。因此，车厢内冷得要命，我只得请求英国军官让我进去取暖。英国陆军上校——我记得他的名字好像是库克——无情地拒绝了我的请求。他强调说，这节车厢只对英国军官开放。我要求见见那位上海同来的上校，结果库克上校拒绝吵醒他。当时天色已晚，而我胡子拉碴、浑身是泥，估计看起来很像是流氓无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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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能回到之前的车厢，里面坐满了睡着的俄国士兵，希望在天亮以后能够找到那名英国军官。我还在颤抖中思考，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手段来应对库克上校的刁难。天亮以后，火车停了下来。当我看向窗外的时候，我看到一群人聚集在火车旁边。为了暖和一下身体，我决定下车看看情况，结果发现一位能够说一些英语的俄国军官，随后发现火车乘务员是俄国人。我逐渐了解到，烧坏的锅炉管正在向燃烧室渗水，造成火车动力不足而无法动弹。我慢慢向这位俄国军官建议，应该拆开火车的第一节车厢，随后快速驶向150英里以外的唐山站，在那里设法替换完好无损的发动机。他认为这个办法可行，于是我们将库克上校一行人留在原地，等待了二十四个小时。我着实良心不安了一阵子，直到我再次遇到上海同行的那位陆军上校，他非常热情地跟我打招呼说：“老伙计，后来我们没有煤炭可烧了，他活该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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