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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05784 我们再次从英国坐船前往中国，并在途经美国时，顺道在加利福尼亚州待了几天的时间。1901年1月，我们抵达日本，夫人在那里度过了一个冬天，而我独自前往上海寻找抵达中国北部的方法。大沽港口已经冰封，而当时中国上海和北方并没有铁路连通，其他所有的交通都在冬天陷于停滞。几天之后，我跟一群英国和美国的军官一起，搭乘一艘1200吨级的轮船前往秦皇岛。我们很快就遇到了一场暴风雨。第二天，挪威籍船长来到简易住屋般的船舱内，我们五名乘客全都在疯狂的晕船状态中。他向我们宣布，中国船员不再听命于他，他们决定将我们送回上海。他还说，他的挪威籍同事兼工程师可能需要帮助。英国陆军上校发出哀号声，他表示自己并没有从床上爬起来的打算，也不打算掺和到任何乱七八糟的事情中去。他表达了我们全体人的心声。然而，海面逐渐变得平静，我们只听得见船长的呼喊声。等到第三天的时候，我们终于抵达秦皇岛。港口到处都是浮冰。在停靠的时候，船长尽可能跟岸边保持较远的距离，甚至要求我们下船踩在冰上，然后走回岸边。我们确实这样做了，但是，海浪的拍打使得距离岸边二十英尺的薄冰逐渐开裂。通过一番调查，我们发现海水并不深，因而决定跳进齐腰深的冰水里，手里还要拿着行李箱。这种滋味并不好受。我原本希望负责建造新工厂的港口工程人员已经返回这里，结果发现建筑遭到焚毁，工程人员不见踪影。我们在深夜里颤抖着行走了七英里，温度在零度以下。也许正是这段路程，使我们免于患上肺炎。抵达火车站后，我们点燃了一堆篝火，在天亮前搭上了一辆军用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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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05786 前往天津的火车之旅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这列火车的末端有一节私人车厢，里面全部都是英国军官。于是，从上海开始一路陪伴我们的英国陆军上校消失在这列火车上。由于我的美国同事准备前往不同的方向，因此他们同样没有登上这列火车。火车出发以后，我发现除了私人车厢以外的其他地方没有暖气。因此，车厢内冷得要命，我只得请求英国军官让我进去取暖。英国陆军上校——我记得他的名字好像是库克——无情地拒绝了我的请求。他强调说，这节车厢只对英国军官开放。我要求见见那位上海同来的上校，结果库克上校拒绝吵醒他。当时天色已晚，而我胡子拉碴、浑身是泥，估计看起来很像是流氓无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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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05788 我只能回到之前的车厢，里面坐满了睡着的俄国士兵，希望在天亮以后能够找到那名英国军官。我还在颤抖中思考，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手段来应对库克上校的刁难。天亮以后，火车停了下来。当我看向窗外的时候，我看到一群人聚集在火车旁边。为了暖和一下身体，我决定下车看看情况，结果发现一位能够说一些英语的俄国军官，随后发现火车乘务员是俄国人。我逐渐了解到，烧坏的锅炉管正在向燃烧室渗水，造成火车动力不足而无法动弹。我慢慢向这位俄国军官建议，应该拆开火车的第一节车厢，随后快速驶向150英里以外的唐山站，在那里设法替换完好无损的发动机。他认为这个办法可行，于是我们将库克上校一行人留在原地，等待了二十四个小时。我着实良心不安了一阵子，直到我再次遇到上海同行的那位陆军上校，他非常热情地跟我打招呼说：“老伙计，后来我们没有煤炭可烧了，他活该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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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05790 在我离开的这段时间里，许多外国军队拥进中国北方，但是没有发生真正的战争。许多地区都被十一个不同国家的军队占领。所有国家都想要在中国分一杯羹，或是声称要保护自己的“民族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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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05792 中国工程采矿公司在唐山和滦西的煤矿相隔三十英里。它们都具有每天五千吨煤的产能。当地的大型机械商店几乎能够组建各种类型的采矿机械。当地还有炼焦厂和水泥工厂。这些工厂都由高墙围起来，雇用超过两万五千名员工。这家公司拥有（等到我们恢复所有权后）中国各大港口的煤场以及一支专门运煤的船队——拥有十二艘轮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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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05794 舍瓦利耶·埃德蒙·德·伍斯特成功获取了各个煤矿在名义上的所有权。我安排阿纽格负责唐山煤矿，安排纽贝利负责林西的煤矿，同时迅速重组公司投入运营。不过，我们的日常生产和煤炭运输不得不涉及跟形形色色的军队打交道。即便在和平时期，军官也总是将平民视作麻烦事，这种情况在战争时期更甚。不过，他们同样需要煤炭和水泥，而我们是当地的唯一生产商。此外，他们需要我们协助重建铁路和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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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05796 由于商业行为的彻底中断，我在天津设立的总部很难获取足够的家用和食品供给。我解决问题的主要方法就是邀请美国总指挥部的汉弗莱斯将军跟我同住，我们因而获得美国总指挥部的供给品。为了获得新鲜的牛奶和黄油，我买了一头奶牛和一头小牛，并且雇用了一位中国的“专业饲养员”来照看它们。某天晚上，大副闯进我的房间，高声叫喊着：“奶牛丢了。”于是，我们决定询问这头奶牛的“饲养员”。在大副的翻译协助下，这位饲养员给出了合理解释：“奶牛生下小牛，奶牛离开，小牛在叫。可能小牛走到路上，母牛也在叫，我们正在寻找母牛。”中国人晚上不能独自走在街上，除非跟外国人同行。因此，将军、大副、另一位宾客杰·布罗姆里·埃姆斯——来自中国天津大学法律系的一位教授——以及“奶牛饲养员”拿着两盏灯笼，在夜色下寻找奶牛。最后，我们发现小牛的叫声和母牛的叫声出现在德国军营里面。因此，埃姆斯先生用流利的德语询问德国士兵是否看到一头奶牛。德国哨兵听完整件事情，随后询问这头小牛是否是这头奶牛所生。在确认两者关系后，他决定留下小牛。将军的表情突然变得严肃起来。然而，这位哨兵似乎没有察觉将军的军阶远高于他，完全忽视对方发来的一连串英文以及埃姆斯先生以德语表达的法律论据。最终，我们只能运用道德力量。第二天早晨，汉弗莱斯将军亲自拜访了德国将军，而我并不在场。总之，母牛和小牛最后都回到了我们的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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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05798 作为总经理，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调查外国军队在此造成的破坏程度，并且着手修复。英国人表示，除非收到一式三份的正式文件，否则他们拒绝接受我们提出的索赔。在一系列繁琐程序之后，他们终于同意全额赔付。德国人回答说，他们将占领此地视作战争行为，因此无须赔偿煤炭及其他物资。一年后，在柏林债券持有人的重压之下，他们乖乖付完了全款。俄国人是最难对付的对象，他们用好几列火车来装运矿井机械和物资，随后将它们运往满洲里。最后，我们要求他们赔偿七十万墨西哥银圆(2)。在开始的几周内，我没有得到任何回复，最后一位特使突然出现在我的办公室里提出和解，并且要求获得十五万墨西哥银圆的佣金。我当即拒绝了他的要求。不过，他后来带着不少银子回到这里，全款付清赔偿以后，又带着剩下的钱离开了几个月后，在满洲里的俄国军队指挥官提出将所有机械和存货以二十万墨西哥银圆的价格卖给我们。我们决定将其全部买下。我一直都很好奇，帝国账户的条目到底如何记录。日本人拒绝谈判，并且拒绝腾出办公室。此外，我们向美国人提出，希望对方支付使用和维修船只的费用。结果，美国总指挥部将军冲进我的办公室，他在当晚收到损失赔偿单后，感到出奇的愤怒。他对我说，美国军队是我们的救命恩人，这是相当恶劣的提案。我回答说，美国政府正在向中国政府征收勘探费用，为什么我们这样的私有公司就应该将全部盈利交给政府呢？最后，他用现金支付了三十万墨西哥银圆赔偿金的四分之三。这是我们秉承着民主精神而妥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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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05800 在早期军事占领的过程中，英国人已经宣称拥有距离唐山二十英里外一个较大城市的监护权。斯特朗上尉以及一队印度士兵负责维持城市秩序。这位斯特朗上尉频繁地拜访我们在唐山的工程人员们，对于维持秩序、清扫街道以及教导中国如何管理自治政府等方面颇有心得。最重要的是，他建立了一支中国居民组成的顾问委员会，这些成员都是早前主动要求与其合作的民众。英国撤退以后，我开始从中国人那里听到关于斯特朗上尉言行的奇怪传言。不过，我并不打算偏听偏信，还特意写信给斯特朗上尉，询问当时谁在北京，并且建议他展开调查以维护自己的声名。在我们中国员工的帮助下，他最后完成了这项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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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05802 我后来才知道，这个所谓的“顾问团”不断地提醒上尉周围可能出现强盗，上尉会派遣一些惊恐不安的锡克教徒前去攻击这帮强盗；他从来没有真正抓捕到传闻中的强盗。同时，顾问团跟别人说，斯特朗上尉怀疑他们是强盗，因此对方需要支付一大笔钱来买通斯特朗上尉及其手下的印度人。等到证据确凿时，斯特朗上尉以亲身经历来描述了一位试图教导中国人如何管理政府的外国人的无奈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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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05804 我需要频繁前往北京，跟德·伍斯特拜访各国公使——包括：英国、德国、俄国、比利时、法国以及美国的各位公使——解决合同提及的关于中国北方占领军的相关事宜。我们还要跟他们的军事将领保持密切联系——同时还要联络李鸿章掌控下的中国临时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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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05806 当时，军队占领了北京唯一的宾馆，我跟几位美国人共同租下了距离美国使馆不远的一座寺庙作为临时居住地。在这些美国人中间，有两位自称贾米森先生和“泽西”钱伯伦的纽约《太阳报》记者。一天早晨三点钟的时候，贾米森跟一位英国陆军上校突然造访我的住所，并且把我叫醒。他们不断地说，两人有了重大发现，可能因而获取大笔财富。他们继续描述说，上校命令部分印度士兵驻扎在天坛，发现其中的一栋建筑使用黄金铸造屋顶。根据随军医生兼科学家的预测，这些黄金价值约为两百万美元。上校和他的士兵们悄悄移动到屋顶下方，将所有的黄金偷偷运到城市另一端的空置仓库内。他们希望我参与计划，将黄金转移到市场上。我表达了怀疑的态度，同时坚定表示自己不想参与。贾米森震惊于我的怀疑态度，强烈要求我陪他去查看真相。最终，我同意前往仓库。我们拿着几盏灯笼，艰难步行两英里距离，穿过北京空荡荡的大街小巷，最后来到那座仓库。我发现，仓库地上堆满了砖块形状的金属，面积约有一平方码。用小刀刮弄金属后，我发现这些只是覆盖着薄薄一层金箔的铜块。二十金圆能够延展成为面积二十平方英尺的金箔。此外，这些铜块只有一面贴有金箔。上校显然很不高兴，贾米森建议将这些砖块直接丢弃。然而，上校不愿意轻易放弃希望，他还想做进一步的测试。我告诉他，如果把这些砖块放置在烧热的木炭上，表面的金箔就会剥落下来，这样他就能将金箔收集起来，将其熔化成块状并且称重。上校认为，他们缺少实验的场所，同时质疑自己的操作能力。最后，正当我们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时候，贾米森提出将两块砖瓦带回寺庙，在那里尝试我说的方法。于是，我们风尘仆仆地在第二天凌晨赶回寺庙，两名苦力用头顶着两块砖瓦跟我们一同返回。当我们抵达时，钱伯伦正在吃早饭，听说我们的经历后，他立刻表示出浓厚的兴趣。贾米森负责实验操作。根据他的计算，整片屋顶价值约在五千美元左右。他一向反对帝国主义掠夺，此时这种念头变得更加强烈，他甚至试图激发出上校内心的道德感。最后，上校被他说服了。不过，钱伯伦依然坚持要知道更多细节。为此，他给《纽约太阳报》发送了一份娱乐性质的电报，标题叫作“英国人还在掠夺”。结果，他们被送上军事法庭，处置结果至今尚未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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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05808 中国北方的铁路系统完全被彻底排外的义和团运动摧毁。军方需要铁路来运输军队以便维持秩序。我们需要铁路来运输开采出来的煤炭。因此，军方委派专门的军事小组负责重建事宜。在他们的要求下，我成为他们的合作者，并且派遣工程人员——既有外国人，又有中国人——前去协助他们的工作。义和团团民和农民们拧松了全部铁轨上的接合板，把道钉狠狠地拔了出来，把铁轨分散在方圆几英里范围内。这些铁轨分散到周围的数千个村落，村民们在几年间不断将其用于铁匠铺的金属供应。他们甚至将枕木用作建筑材料和燃料。在考虑如何修复铁轨的过程中，我们提出：中国人应该很快就会发现这些金属并不是铁，而是无法削成碎片的钢材。我们认为，等他们意识到这一点时，只要我们给出价格，承诺他们不会受到任何责罚，加上违抗可能带来后果的些许威胁，村民们就会很乐意以合适的价格卖出铁轨。在我的印象中，我们给出了每份三十五美元的买价。几天后，原本荒芜的地方变得人头涌动，大家纷纷将铁轨送还回来，人潮绵延数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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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05810 在重组中国工程采矿公司的过程中，我们很快就感受到中国式的“压榨”现象。这绝对不是以讹传讹的故事。在中国人的观念当中，官员在名义收入以外另有其他收入是很正常的现象。因此，中国的工薪出纳员经常抱怨工作难做。我们后来发现，公司理论上有两万五千名在职员工，然而里面居然有六千名虚构的员工。于是，我们给每位员工发放数字号码牌，他每次来上班都要将这块号码牌寄放在公司。这件事情引起了出纳员的极大不满。他非常悲伤地来到我们办公室，解释说：自己的工资只有每月五十墨西哥银圆——而他此前用五万墨西哥银圆买通一位长官才能得到这份持续三年时间的工作。他在这个岗位上只有一年时间。更糟糕的是，他当时组织亲朋好友筹集五万美元，因此他们都牵扯到这件事。为了尊重中国的风俗习惯以及基本人权，我们决定做出一定妥协，至少保住他的脸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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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05812 在中国，金属号码牌系统使我们陷入窘境。由于人道和经济原因，我们支付给工人的工钱不够他们购买食品，而我已经给他们加薪了四成，远高于周围城镇的工资水平。因此，有人注意到了金属牌本身的价值。求职者需要购买金属牌以获取一份工作。金属牌的价值涨到工人一个月工资的水平。我们还发现，我们根本无法根据应聘者的技术水平和性格来作出判断。不过，我们能够阻止技术工人当中发生这种事情，工头会立刻发现出现在其中的任何陌生人。然而，在龙蛇混杂的普通劳动者中间，要预防这种情况是相对困难的。此外，技艺超群的工匠们已经能够做出以假乱真的仿冒品。在向当地地方官抱怨此事时，他建议降低薪酬。不过，我们通过更加有效的身份验证手段来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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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05814 中国的“压榨现象”不等同于外国人严重的“贪污受贿”。经过几百年来的不断实践，人们心照不宣地设立了一套规则限制。事实上，这就是利润体系的附属品。外国人很难理解其中的道德置换。举例来说，在陷入围攻后，外国政府代表外国居民及其员工，要求获得相应的赔偿。我问过我们的管家柯，他是否丢失了任何东西，我会给他要回来，他制造证据以证明自己丢失了九百美元的物品，而且得到了赔偿方的认可。十八个月前，我以十五墨西哥银圆的月薪雇用了柯，当时我就知道他破产了。当我的夫人开玩笑说自己也想分得部分酬劳时——因为她同样做了家务——柯并没有给出任何回复，甚至没有任何面部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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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05816 柯的工作之一就是确保其他人都遭到了最低程度的压榨，而他一丝不苟地完成了这项任务。有一天，我的夫人向他抱怨说，我们的家用开支几乎是邻居的两倍之多，而两家的规模基本相同。柯回答说：“主人拥有弗朗西斯先生两倍多的工资。”不过，我们确实将所有的现金和之前的东西托付给家里的十位仆人（他们每月的工资加起来约等于108墨西哥银圆）。就是这个名叫柯的管家，即便在租界陷于围困的情况下仍然坚持跟我们共渡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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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05818 我不妨从另一个角度来讨论当时的道德准则。以中国人制定合同为例。他以书面形式来制定合约。这代表着最高规格的真诚。如果违抗合约，他通常都会自刎以谢罪。不过，合同必须明确指出压榨和掺假行为，否则将视为违法。这种极其忠实于契约的精神可能源自当时中国尚未出现完整的商业法。很少出现执行清偿的情况。然而，中国人开展了集中的商业活动。违约的唯一责罚就是遭到流放。数百年来，忠实契约几乎成为迷信。中国也有坏人——各个民族都有坏人。好人和坏人的比例问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需要吃多少食物。我有些怀疑，如果美国人的食量跟中国人一样小，他们当中的好人和坏人比例是否也会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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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05820 在压榨现象普遍存在的前提下，我们根本无法展开西方的工业化运作。不过，我们逐渐打压了这里的压榨现象。在九十天的时间内，我们通过减少“压榨现象”的方式将不断亏损的这家公司打造成每月赢利十五万墨西哥银圆。起效之后，这些手术式的运作手段变得更加广泛。当然，张燕谋先生只能作为其中的反面教材。他发现，尽管自己作为总经理，但是名义工资只有每月五百墨西哥银圆，因此开始给德·伍特斯制造麻烦：向英国公司发送财产转移的具体细节(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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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05822 德·伍特斯最终选择跟张先生和解（至少他认为是和解），承诺向后者及其顾问团分配公司股份，保障他们的“压榨”权力，跟我签署单独的备忘录，正式指派张先生作为当地委员会首脑以及公司在中国的代表，并且给予大幅加薪。我之所以提到这件事情，完全是因为这份“备忘录”还将引发一系列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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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05824 幸好我们在接下来的数月期间都在和平相处，直到1901年秋天的降临。我们的业务正在不断扩张，我们购置了新仪器，完成了秦皇岛不冻港重建计划。尽管仍处在冰冻季节，那里的港口已经开始装载煤炭。我们引进了一位美国新员工，重新改进了技术方法，这一切因素进一步提升了盈利能力。随着新股票的发行，中国最初在公司持有的股份出现了百分之五百的市值增长。我一直雇用唐绍仪先生作为顾问——他是中方最大的股东——他非常支持我的举措，因为他一直以来都在担心：这家公司在张燕谋的严密掌控下，能否取得任何成绩(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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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05826 1901年秋天，伦敦方面告知，比利时人已经买得其他欧洲国家以及中国股东在这家公司的多数股份，因此他们即将派遣公司主管埃米尔·弗兰奎以及一名比利时方面的技术人员来取代原本负责矿井的美国员工。等到弗兰奎先生抵达的时候，他向我保证我将继续担任总经理一职。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宣布“备忘录”失效，公司将要终止与张先生方面的全部合作。他还宣称，这些人仍在贪污。弗兰奎的抱怨不无道理，张先生已经卖掉了公司位于香港的一处地产，并且宣称这处财产是他本人所有。根据账本，公司早在几年前就拥有这处地产，早在张先生未与公司发生任何关系以前。然而，我跟德·伍特斯都认为，备忘录不仅合法，而且具有道德约束力，它是公司为了杜绝贪污现象而做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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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05828 弗兰奎先生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但是非常武断。最终，我跟德·伍特斯决定辞职，弗兰奎将公司管理层变成比利时人的天下。我当时认为，弗兰奎对我的离职没有任何的不舍；针对是否终止协议，我们俩发生了激烈争执，而我认为单方面终止协议是不道德的行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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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05830 我将这些事情告诉莫林先生，并且提出返回美国的意愿。几天后，我收到他发来的电报，询问我是否接受莫林公司初级合伙人的职位。当时的我刚满27岁，很高兴自己能够离开中国，进一步地在工程领域大展拳脚。我跟我的夫人、德·伍斯特乘坐轮船途经日本长崎，再借由加州返回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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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05832 在中国度过的岁月里，我的夫人开始对精美绝伦的中国古董瓷器产生浓厚兴趣。很快，她就将关注点缩小到明朝（1368—1662）和清朝康熙年间（1662—1720）的青花瓷。她不断扩充自己的收藏，寻找价位适中同时品相良好的青花瓷。在四十年的时间里，她的收藏品日益增加。在1901年冬天，她当时正在日本，而我的中国仆人无意中找到了一位中国古董商人，对方当时有十二只盘子出售。中国仆人强烈要求我买下这些盘子送给“亲爱的夫人”，每只盘子售价10墨西哥银圆。不过，我对自己的判断力并不是很自信，因此决定买下其中的一只盘子送给身在日本的夫人。她立刻发电报给我，要求无论如何都要买下剩余的十一只盘子。结果，我们再也没能找到那位商人。几年之后，同款盘子在伦敦的拍卖价格攀升至一千美元。在这只盘子的刺激之下，我的鉴赏能力在后来得到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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