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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夫人在1901年11月上旬来到伦敦。我很快与莫林先生以及他的同事们确立了合作关系。我的两个合伙人比威客先生（比威客家族企业中的老二）和爱德华·胡珀先生将要退休，他们把股份的20％分给了我，另外两个新伙伴A．S．罗和T．W．威尔斯特也每人分到10％。在这样的安排下，这种公司直接持有的不同矿山的所有权就被分配给了老合伙人，一个新的公司开始了全新的历程。除世界各地办公设备和实验室资产之外的资产是无形资产以及管理费用的合约，是建立在每年的总收入和利润的百分比之上的。公司的无形资产（即商誉）相当于过去三年企业的净收益，而我们这些新的合伙人将用公司未来的收益支付这笔金额。合伙契约具体规定，合伙人不可以从事股票投机活动，事实上我提到这一点是因为我们曾经经历过这样一个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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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两个有实力，并以发现、发展新矿区为目的的勘探集团合作，公司根据合同派遣管理人员和工程师去世界各地二十个矿区。莫林先生作为保守党的活跃成员和议会候选人，他的主要兴趣是金融和公共事务。身兼工程师和管理人员两个职务，我的工作是管理矿区。罗不是一个工程师，他长期以来一直是公司的总会计师，并持续管理着世界各地的矿区账户。强壮的威尔士人威尔斯特则负责办公室管理、矿区物质采购、合同细节等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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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进入公司时，它的业务包括中国、威尔士和德兰士瓦的煤矿，康沃尔的锡矿，西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和西非的一些金矿，昆士兰和加拿大的铜矿，内华达州的一个铅银矿，以及埃及西奈半岛的绿松石矿。此外还有其他涉及新的前景和工程工作的不断考察。该公司在纽约、卡尔古利、墨尔本和约翰内斯堡都有分支机构，这些机构由当地人领导并参与利润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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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1908年7月，我在这个公司做了七年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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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决定不像以前的合伙人一样只待在伦敦和纽约，我应该更多地参与野外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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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矿主的经济问题和管理问题会很无聊。如果有人感兴趣，这些问题可以在当时的科技和工业出版物中找到。由于这是一个个人的叙述，我应尽可能不要提到太多专业知识，而应更多地讲讲人类领域的事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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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问题在世界各地都能见到，我进行了大量旅行——事实上，成为合伙人之后，我的行程绕了地球五圈。我夫人也参与了大部分旅程，当孩子们出生后，她用一个摇篮将他们随身带着。出行坐客轮、不定期货船、拖船，或火车、汽车、小机动车的经验对我们来说并没什么出奇。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去图书馆看看，那里有大量介绍各种地理环境的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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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公共官员进行愉快的学术交流，并遇见了各种势利小人、骗子、相貌平平的好人、鼓舞人心的智者、无经验的工人。一路上有美食也有糟粕，有舒适的床铺，当然也有不舒适的，臭虫、蚊子、灰尘、沙子和疟疾都很常见。除此之外，还有与体面或愚蠢的官员的交易、旅人尖锐或平淡的故事、壮丽的风景、海边舒适的热带早晨、北方寒冷的风暴、奇特的民族风情、到达目的地的心情、海关官员们，这些见闻让人兴奋，是我日常喜悦与悲伤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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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究竟在困扰什么呢？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我在大部分时间都带着秘书和助理工程师，因为我可能需要在各港口间工作。每到一站我们都会收到一大堆报告。在每个站点我们都发出很多跨洋电报。我拥有充足的时间阅读，并且我一度觉得我会把世上的书都看完。但是书的储藏太丰富了，最后我还是有很多书没有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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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明确我那段时间的行程量，我将自己身为比威客莫林公司合伙人那几年停留的国家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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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中国，美国，英国，法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夏威夷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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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法国，意大利，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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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夏威夷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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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美国，德国，意大利，英国，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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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英国，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埃及，法国，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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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埃及，英国，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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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英国，澳大利亚，马来亚，美国，缅甸，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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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英国，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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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长期在外的人来说，家政可以算是一个问题。我们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当时，我们停泊在美国。在1902年，我们与我的岳父亨利先生在蒙特雷停泊处建造了一间小屋。而后，在1907年，我们定居在了斯坦福大学，在那里我们得到了一间六房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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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春天，我的夫人希望我们能够安顿下来度过夏天，于是她为我们在泰晤士河畔沃尔顿找了一间小农房(2)。我的工作需要我马上去美国，她仍旧住在沃尔顿。在欧洲有一些“据点”在那个秋天显得必要起来，尽管我们时常不在那里。于是，我的夫人决定在伦敦海德公园大门附近置办一间公寓，并按她的想法布置起来。因为家具非常好，所以到现在它们还存在着。小赫伯特出生在1903年8月4日。他母亲生产后的第一次出门，便是去美国领事馆注册他的美国公民身份，因为他是在一次临时的美国登陆时所生。9月中旬——在他降世五周后——我们用小篮子装着他启程去澳大利亚，同行的还有一名护士。与婴儿一起旅行显得要比与大多数成人一起旅行更为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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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缅甸，我们住在公司提供的住所。除加利福尼亚之外，1907年我夫人还在伦敦坎普顿山发现了一个老旧却美丽的花园小房。我们叫它红房子（The Red House）。这个房子可以用于租赁。原始的租约已经过期：我们被要求不能让自家的奶牛走上大街以及不能在邻居的视野范围内晾晒衣服。即使我们很想在此久住，但是行程太满。即便如此，这起码是除了加利福尼亚州以外一个方便存放东西的住所，尽管我们可能永远都要把东西存放着，以便为租户腾出位置。1907年7月15日，当我们正在装修红房子时，艾伦在海德公园城楼出世。在美国领事馆注册之后，他便跟着我们一同前往缅甸，此时他也才满五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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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最大的商业单区在澳大利亚，我成为合伙人之后的第一次远航就是出发视察那里的情况。我们在1901年12月经过苏伊士和锡兰到达卡尔古利。我离开那块“热土”已近三年，但那种高温至今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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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澳大利亚已经经历过一个巨大的黄金繁荣期，如今正处于相当于宿醉后的头痛期。这个惨剧源于三个主要原因：其一是人性的弱点。新的黄金市场推动密西西比经济泡沫以来最肆无忌惮的股市增长。其二是地质脆弱。沙漠侵蚀使得成百上千英尺的石块在地质演变时被吹走或冲走，这样的地质条件导致浅层金矿的次生富集现象。随着工作深入扩展，这些矿藏不断被证明等级较低，原本看似很有前途的矿山被证明只是昙花一现。用另一个矿工的话说：“它们没有办法被持续开采下去。”其三是工程的局限性。技术工作达不到高标准。澳大利亚仍处于提升领班，而非培训工程师为管理人员的阶段。同时矿区的管理人员缺乏技术设备以在先进工程学方面解决新领域的新问题。系统的矿石储量检查和详细取样定值鲜为人知。确定这些矿石是否有价值的唯一方法是通过工头肉眼观察。工头普遍乐观的结果是鉴定结果被夸大不少，外加一些矿山管理人员通过蓄意操纵矿区产量来进行股票投机和勾结营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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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我离开澳大利亚之后，这个公司的工程工作大部分都转移至英国和殖民地上。正是因为总部对这些情况的忧虑才将我带进了这个公司。为了保证管理上的廉洁和可靠性，同时改善设备、修复金属，并且以此降低工作成本，我派了十五位受过大学训练的矿井管理者、冶金学家和机械工程师到美国(3)。我们通过设立中央机械与冶金办公室建立了更强、更独立的中央检查机制，从而加强了整个装配。从卡尔古利的一个办公室，我们巩固了供应品的购买。这一改革后的组织在一定时间内降低了40％的成本，尽管我们同时还提升了薪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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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进入公司的时候，在我们的管理下，最初的澳大拉西亚矿山中有四个矿拥有非常好的资源。它们是欧罗亚·布朗丘、大芬格尔山、西澳大利亚州的夸拉尔子矿和纽西兰的塔里斯曼。六个其他的矿，曾经有很高的产量，现在却开始显露其深度的缺陷，几年之后，这些矿就不得不被放弃。它们是东默奇森、朗里弗、薇薇安、闪长岩王、尤安密、孟席斯和达洛特河。另有其他四个矿曾经非常赚钱，但是现在已经彻底失去价值，不得不被关闭。它们是贝利的奖励、英格兰银行、梅西的礼物、昆士兰矿。这些损失直接影响了公司的收入，因为人员成本在上升，而营收却在下降。经过这次整顿，我们在澳大拉西亚的各类金矿中已经设立了大约340处开矿点，大约每年都可以产出50万吨的矿，价值大约是每年800万或是900万美元，直接或间接雇用的有大约两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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