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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来了威尔斯特德先生，另一位新合伙人。作为两个年轻人——我当时28岁，威尔斯特德32岁——我们当即决定寻求前辈们的意见。我们给一些重要的实业家打了电话，他们都是公司的生意伙伴，包括弗朗西斯·戈维特先生和弗雷德里克·汉密尔顿爵士。我们请求他们赶紧回来——告诉他们我们陷入了麻烦。他们从未承受过这些欺诈手段带来的损失。一个小时之后，我们终于聚集在一起，我向他们承认我对英国生意习惯的疏忽和无知，并要求我们的律师将罗先生的信大声念出来。而聚集起来的这个团体对这封信的回应几乎是一致的，用口语来说就是：“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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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中的有些人已经认识并且信任罗先生很多年了。我们还商量了一个现实问题，那就是我们在一周之内可能都无法用电报与莫林先生取得联系。律师指出，公司和团体在这些伪造行为上没有任何法律责任。讨论了一会儿之后，戈维特先生转向我，大概说了这么一句话：“年轻人，你是这个公司的新人，你对英国的生意也不熟悉，我们都愿意帮助你。我们首先应该了解，你对可以采取的行动有什么看法没有？”我回答说，我想做的就是直接付清亏空的每一分每一角，无论我们是否有责任，无论我们是否能够避免公众的舆论，但是我不知道我们可以利用什么资源来弥补亏空的公款，威尔斯特德先生也不知道。但是我补充道，莫林先生和比威客先生当然都是非常富有的人。这笔钱对他们来说也许只是小菜一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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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维特先生评论道，我应该说“两便士”而不是“一分一角”这样的词，气氛顿时没有那么紧张了。他们都赞同我的观点，认为如果由威尔斯特德和我来处理这件事，那么我们在缺乏大量资金的情况下什么都做不了，应该由莫林先生来处理这件事。他们认为莫林先生选择了罗先生，所以他自己的名声以及这个历史悠久的公司的名声才会双双陷入危境。对于采矿工业来说，名声尤其重要，因为我们公司自成立至今几乎是澳大利亚淘金热以来唯一一个能够杜绝腐败的清廉企业。我询问公司的律师，莫林先生还有什么非常亲密的朋友，莫林先生是否可能存起了一些公司无法找到的现金。他非常强烈地表示赞同。冒着莫林先生不赞同的危险，我们向媒体发表了一份声明，宣布公司出现了伪造和挪用公款的事件，罗先生作为罪犯，已经供认了所有的罪行，并补充公司将会弥补所有的损失，尽管公司并不负有法律责任和义务。到这里，会议结束了，但是这里的所有人——有的人当时我都不认识——在他们的一生中一直都是公司和我忠诚的伙伴。他们帮助我们筹措了一些紧急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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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给莫林先生发去了电报，告诉了他这次灾难性的事件，并总结了我们的决定和已经采取的行动，等待他可能的怒气爆发。如果他发怒了，我们就必须滑稽地安抚他的情绪，这可是一份令人烦恼的工作。威尔斯特德先生负责检查账簿，他向会计人员借来了一大堆账簿，目的是在不断核查之后找到新的欺诈行为。我的工作室给罗先生供认书中提到的所有公司和个人打电话，说类似下面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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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先生，我非常遗憾地告诉您，您的公司有我们公司的股份凭证……我还要非常遗憾地告诉您这些凭证都是伪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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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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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我就要说明我们公司会弥补所有的损失，但是我们需要一点时间来周转。同时，他们必须紧握着这些股票。然后，他们通常都会说：“好吧，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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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您好……先生，我非常遗憾地告诉您那些在您的账户上兑现的伪造支票总额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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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什么！”随后就“哔”一声挂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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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林先生通过电报回复了我们，简洁地对我们的操作表示赞同，然后指示我们从他的个人资金中提取必要的现金来渡过难关。他很快回国，弥补了75％的损失，并同意将公司利润重新调整，让我掌握30％的利润，威尔斯特德先生掌握15％。我们必须承担罗先生造成损失的25％。在大约三年的时间里，我们才付清了所有的数额。我们在两个案例中，发现伪造文件的接收者和罗先生有勾结，他们曾经从事过欺诈行为，然后集合了这帮人。我们拒绝支付他们的索赔。这些恶棍就去法院告我们，但是最后输了官司。公司获得了合作伙伴的信任和尊重，接到了很多业务。警方在加拿大抓到了罗先生。判罪之后，他接受了十年的有期徒刑。我太太一直为罗太太提供足够供养孩子的津贴，直到罗先生出狱。在那时候，罗太太已经和罗先生离婚，嫁给了另一个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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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我们购买了第一辆汽车——一辆法国的潘哈德。我们开了一段时间。很明显，对我们在澳大利亚的矿采工作来说，汽车是非常理想的交通工具，即使它不能一直不停地运作，而且需要格外专业的保养。1903年去往澳大利亚的一次旅行中，我带去了一辆车，这是澳大利亚最早引进的汽车之一。我们的矿区分布广泛，远离铁路。我们团队要开超过400英里的路去勘察这些矿。在内部矿区，我们也保持双轮轻型马车的使用，但马匹要食用的饲料必须靠骆驼驮着走非常长的距离才能抵达。每周我们大约要花10美元的价格来饲养一匹马。而我们人员进行这些路程的频率非常高，马匹每天大约要行进40英里的路程。因此，每个月我们要花五千到一万美元的交通费用。这一切都让我确信，使用马匹实在是不合适。新的汽车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我们每天竟然沿灌木道路行驶了125英里的距离，仅一天而已，行走的路程简直是出人意料。最后，我们又引进了四辆汽车，取代了驾马而行的交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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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荒漠中开汽车有一个困难就是在通过灌木轨道之后会遇到长长的骆驼行列。那些“驾驶”骆驼的阿富汗人不喜欢停下骆驼的脚步，为它们脱下已经用得很久的衬垫，让它们休息一下。我们发现了他们的习惯，给他们三大瓶的啤酒，让他们停下歇一歇。后来，我们只要从远距离按喇叭，阿富汗人就会让出这里的路段，并且欢呼让我们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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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受过机械力学的训练，因此我觉得车轮上的什么燃气发动机根本不算什么。我们在蒸汽机和发电机的发明中，早就创造并运作了好几万的马力，这些机器上还有很多更加复杂的机械设备。但是最早的澳大利亚汽车几乎每隔一个小时就会让我陷入泥土之中。它们常常引起一种毛病，叫作汽化器沙尘，轮胎最后不得不用好几块蒸汽软管包扎起来——每隔很少一段时间就要替换这些软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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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汽车还是不断在改进。后来几年的周末与假日里，我常常与太太驾车穿过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各个县，穿越这个到处都是森林和湖泊的国家。我们大部分兴奋的回忆都是由这些旅行组成的，旅行让我们忘记了很多令人讨厌的工作，忘记了人类的世俗杂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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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7月到8月的时间里，我前往德兰士瓦调查并去解决和一个煤炭公司以及几个我们正在管理的金矿有关的问题。这些成功的煤矿被证明是由东兰德的含金系列扩张支撑的。在成功巩固多方面的利益之后，这些煤矿成为高度成功的金矿。在这里我受到了老朋友和斯坦福同学赫伯特·斯塔克的热情招待，他当时是皇冠矿业的经理人，皇冠矿业是德兰士瓦规模最大的企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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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候东兰德的矿业开始进口中国的劳动力。我根本无法相信，在商会面前做了一个简短的声明，坚持表示使用廉价劳动力是得不偿失的，还列举我们在澳大利亚和美国矿业工作每吨产量的较少成本，这都是因为我们雇用了高价的白人劳动力。关于这次陈述的摘要后来发表在《伦敦编年史》（London Chronicle）上。我继续调查研究这一项目，最后在1909年出版了一本小书，题为《矿业工作原则》（Principles of Mining），给出了额外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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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大铜矿可能只是惠特克·赖特丑闻戏剧中的部分景象。那些苦恼的股东建议我们接管这里的管理任务。我亲自前往勘察了这些矿，但是结果却显示，它们并没有什么未来的价值，我们不得不婉拒了他们的请求。然而，我们最终还是试着拯救了另一个陷入绝境的矿业团队。在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州，出现了一系列的地下河，它们有含金的基岩碎石，从地质学角度来说叫作“洛登河河川体系”。地质历史上的某个时间，一股火山岩浆冲进了山谷里，埋葬了这些河流。1850年，人们发现了这些丰富的碎石河床，冲积矿的矿工们挖到火山岩浆下面，并沿着火山岩浆挖得越来越深。用这样的方法，很多非常赚钱的矿被发现和运营。沿着斜坡，碎石自然而然地变得更深，火山岩浆沿着被埋葬的河流，其厚度也在不断增加。最后不断加深的河流变得非常汹涌，当时挖矿的泵根本无法操作，因此挖矿的工作已经废弃多年。惠特克·赖特先生和他的操作员同事给大约20英里的地下河取了名字，以它们为背景开始了庞大的股票投机活动。他从股东手里拿走了大约600万美元的利益，花了200万美元在竖井和立泵上——当埋藏河井喷的时候。为了支援他孤注一掷的市场操控，赖特先生最后从公司的财务库中抽取了其他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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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经理人中没有一个能够克服水的问题，而他们对矿藏价值的了解跟他们刚开始运作的时候差不了多少。1903年，发怒的股东让我们公司接手了管理工作，并且终止了这个企业。我请求沃尔德玛·林德格伦博士来调查这块区域，因为他长久以来一直在加利福尼亚州从事类似的地下河研究，很明显，他非常适合这份工作。林德格伦博士认为如果我们继续运作，股东们有机会把损失的钱拿回来。我告诉他们，只是高度投机的选择，但是，他们已经有了很多钱，如果他们还想要更多钱，我们可以试着用泵将矿里面的水取出来。他们提供了额外的100万美元，于是我们开始了矿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抽吸操作。但是里面的水太多，最后我建议放弃这项操作(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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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黄金矿业作为一项产业，需要不断的扩张，但是资源有限，其前景非常不乐观。因此在我与比威客莫林公司早期的交往中，我认为，如果我们将更多的重心放在基本金属——铅、锌、铜和锡——的开采上面，效果反而更好。这些产业尽管少了很多浪漫色彩，但是实用性更高，比黄金矿的投机风险更小，对工业生产来说也是非常可靠的支持。在这一政策的指引下，我们开始在澳大利亚的各个地区勘探基本金属矿。从日常的勘探行程中，我们勘察了很多未成熟的矿藏，随后在昆士兰建立了一个成功的铜矿区——大菲茨罗伊。1905年，我们致力于基本金属的挖掘，我还访问了布罗肯希尔，那里是澳大利亚最大的银铅矿区。这个地区已经有很久的历史了。挖矿的手段也已经过时，没有一个公司有令人满意的锌再生法，但在矿业中，再生法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这些矿都运作了好多年，只是简单地用重力法提取铅（包括大部分的银），提取完之后的尾矿就被堆积在一旁，久而久之就堆成了山状，大约有数百万吨的尾矿，里面其实还有未被提取干净的锌。好几个矿当时只有很少部分的铅能够有利可图，但是如果锌能够得到再生的话，利润还可以提高。最近新发现的方法——通过油浮选的方法再生硫化物——可以采纳，我也曾经在我们的实验室里进行过系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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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探了整个区域之后，我建立了一个协会，由我们公司和墨尔本的W．L．巴留先生、W．S．罗宾逊先生，以及伦敦的戈维特先生组成。在巴留先生的安排下，我代表我们的客户购买了大约500万吨的尾矿。我们签订了关于未来产出问题的合约，获得了低级矿藏的控制股权，也获得了未来扩张该区域的权利。我们建立了小规模的试验厂，对三种不同的浮选法进行试验，最后找到了一种可行的方法。然而，在开拓的进程中，这只是最初的痛苦和历练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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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操作中，布罗肯希尔山北矿、合并锌公司、锌企业又重新组织了起来，布罗肯希尔山南矿也重新恢复了活力。后两个矿业公司归我们公司管理，前两个公司由巴留公司管理。这些公司都取得了极高的成就。我们的企业很快扩大了招聘，提高了该区域的生活条件，并且维护了该区域的稳定(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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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布罗肯希尔山的老矿在挖矿手段和劳工待遇上非常保守，罢工和争吵已经是家常便饭。我们鼓励他们通过集体谈判结成联合团体。在我们管理的期间，从未发生过任何的罢工活动，尽管该地区其他的矿常常因为劳工动乱而停工。我们的运营方式是很好的示范，也展现了工业运营的基本原则——更好的技术服务、更多节约人工的设备、更低的成本、更多的生产和更高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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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时候，布罗肯希尔山是世界上最沉闷的地方之一。它深处沙漠的中央，在夏天简直热得不可思议。除了牵引进来的水源或是净化水，这个地方没有淡水。这个地方没有任何植被，只要一阵风吹，那些尾矿堆积的山就会扬起巨大的尘土，每一条裂缝、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碟子和每一张床上都有吹来的尾矿渣。然而，那里的人们都健康地生活着，也有充分的饮用水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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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一次，张燕谋先生向英国法庭提出了诉讼，要求我们按照之前提过的“备忘录”保障他的“权利”，也就是为公司建立管理机制。他的律师已经很多年没有采取行动了，最终他的诉讼还是传到了法庭上。这次审判激起了人们很大的兴趣，既因为张先生独特生动的形象——他穿着整套的满洲大褂，上有一个纽扣——也因为他将自己塑造成被英国、法国和比利时大公司伤害的亚洲人，扮出了无辜的样子。比威客莫林公司作为一个公司，还有我作为个人，成为了法庭上的被告。这对我们是非常不公平的。我们被要求作为证人而出席，但很快就被解散。那个备忘录被认为是有约束力的——德·武泰和我的证供证明了这一点——对这一结果，弗兰奎先生非常生气。和一般的法律诉讼一样，双方都疯狂地指责对方使用欺诈手段，但是没有任何指控能够被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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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先生不远千里、不计花费地来到英国，还有别的目的。他想要实现他的权利——让他选择一份每个月有500美元工资的工作。唐绍仪（后来他成为中国的总理）以及其他曾经原谅了张先生真实或虚假错误的人，以多项罪名指控他欺诈。慈禧太后命令他偿还所有的财产——或者其他。他和他的顾问一直进行着这项诉讼活动，大约进行了六年的时间，以至于他可以常常定期报告这项重新恢复“权利”的工作的进展(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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