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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巴瓦王子也变得非常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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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我收到了美国人发来的建议书，他们对这些矿藏也非常感兴趣。但是我们并不愿意卖掉它。还有，当时我正专注于比利时救济会的工作，我根本无暇顾及这个问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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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工作的另一个例子是，我和戈维特先生一起作为总经理加入了两个矿业投资公司，我们为公司购买了未来有前途的矿业利益。他和我也出任了布罗肯希尔山锌矿公司集团的总经理，这件事我已经提到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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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戈维特先生和我的努力下，莱克·维尤公司得到了西澳大利亚州卡尔古利一定数量的低质矿，从而降低了大量输出造成的开销，使其拥有了一个绵长而又繁荣的生命(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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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之前的六年时间里，我又遇到了一些到俄国进行工程检查的机会。对于一个工程师来说，我注定又要进行无数次旷日持久的旅行了。最有趣的事就是克什特姆，那是叶卡捷琳堡附近乌拉尔山脉地区的地产。这块地大约有150万英亩，包括农业用地、大森林、重要的铜矿床、一个制铁工厂、制钢工厂和化学工业，人口大约为10万名农民和工人。这里的财产属于罗曼诺夫家族一个遥远的分支，当时是由梅勒·扎克梅尔斯基男爵领导的。这个家庭积累了几代人的收入，生活的状况非常奢华。但是因为浪费和奢侈，前一代人陷入了巨额的债务，莱斯利·厄克特先生，一位能干的苏格兰商人，接手了他们的地产，重新提供资金，并对铜矿、制铁厂和森林工业进行现代化改造。厄克特先生出生在俄国，好多年来他一直在巴库参与石油贸易。在他对克什特姆进行现代化改造之前，这里的地产一直依靠英国工程师打理，他们运用了一种错误的冶金理念。他们建立的工厂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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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英国冶金师的想法不对。他们将自己的想法基于用高炉提炼更富有的矿石，但这种处理方式要求提供大量的焦炭和助熔剂，必须用很高的花费从很远的地方买来，每处理一吨矿石，就要亏很多钱。这个矿适用于通常的选择——大规模的“硫化铁矿”熔炼。这个加工方法的技术目的就在于利用矿石中高硫含量的热值，用一小部分的木炭燃烧这些矿石就可以了，而木炭在本地就能得到。这些矿石都是低质量矿石，所以大规模的生产计划必须以低成本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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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克特先生尚未能够完成公司内部资源的转变，1910年，他的代理人向我的伦敦办公室求助，不仅在财务上求助，也在工程问题上求助。我派出了我们的工程师调查研究他们的产业。在前几次俄国之行中，从亲身勘察过的美国工程师那里，我也知道了一些关于他们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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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公司的财务安排了重组计划，后来我亲自拜访了他们的产业。吉尔曼·布朗先生给出了技术上的指导，我们召来了布特、蒙大纳的经验员工，在那里他们处理过类似的矿藏。我们建造了新的熔炉，当火光重新燃起的时候，公司又开始赚钱了。每个人都从中受益——俄国业主、农民、工人、债权人、股东，尤其是工程师们。这份产业最终的年生产量超过了2500万磅，还生产了大量其他的畅销产品，每年的净收入大约为20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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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生意因为其复杂的人际关系而更加有趣。这里就是俄国的一个缩影。有的细节非常有趣，因为这就像是俄国悲剧的一个案例。俄国社会的顶层是贵族家庭，而底层有10万农民和工人，中间没有太多人，只有教士和监督人。在历史中，这些家庭有的时候履行了他们的封建义务，有的时候他们并不在乎这些义务。有几代人耗尽了蒙特卡洛和巴黎的产业积累。其他的人试图保持和改善农民和工人群众的生活。梅勒·扎克梅尔斯基男爵并没有封建主义的思想。我和他的每一次接触都让我感受到，他是一位致力于保护人民利益的政治家。有一次在欧洲大陆证券交易所，公司的股票价格上涨，但上涨后的价格在我看来非常不公平。经过询问之后，我发现是男爵先生在购买股票。他当然原本就持有了大量股票。我向他提出，他购买了太多股票。他回答我说：“我必须用我所有的股息购买这些股票，因为我必须为俄国存下足够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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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块地产中的农田产量极低，农作物难以存活，农民被每次侵袭而来的饥荒压迫打倒。但是在男爵先生的指示下，多年以来，森林产业一直是俄国的模范行业，为农民们提供了额外的生活补助。150年以来，在这片地产上，一个制铁工业繁荣发展——以某种村舍工业的形式。它的主要产品就是俄国铁皮。这些铁皮是经过“秘密加工”后制成的，这种加工方法是从父辈传到子辈，代代相承的。这一方法让这些铁皮能够抵抗氧化和生锈，一度曾让它们在世界市场上无比畅销。它们用自己的产品制造了大量老式的美国火炉烟囱，我们的化学师非常容易就看穿了他们秘密的加工方式。这一方法是通过交替加热铁皮，当它们过热的时候就用一根湿的松树枝刷洗。其效果就是制造一层铁的涂层，这层铁是可以抗氧化、抗锈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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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甚至更加普遍的村舍工业就是铸造大量铁的装饰品，其销售遍布整个亚洲，甚至在美国这样的装饰品也比比皆是——在那些活蹦乱跳的牛、马或者士兵身上都能看到，一度都超过了家庭自动添煤炉的装饰。在这些产业中并没有什么公司利润。他们很难维持自己的市场，很难与更加现代的产品，尤其是镀锌铁相竞争。铁制装饰品的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因为人们用饰板进行装饰，而这些饰板来源于特殊铁矿石中较高的硫含量。俄国艺术家尝试进行了更好更畅销的设计，并且为农民建立了一个规模可观的买卖，主要让他们销售一些用于穆斯林洗礼的装饰性小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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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真正生意是铜矿的大规模开采和熔炼，以及一系列的卫星化学工业。硫化铁矿的熔炼需要3％到4％的木炭量。用现代方法制作木炭产生了大量的发生炉煤气，而发生炉煤气可以用作能量，以及一系列副产品——乙酸、甲醇、松节油等等。公司用矿内发出的硫酸气体制作了硫酸。通过精炼，铜被用于金和银的再生产。而被隔离的地区需要公司建造自己的铁路连接和大量的机械工厂，在那里可以制出他们自己的钢铁以及大部分的设备，除了更加复杂的机器，例如火车头、发电机和汽轮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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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新的熔炼厂被建立在旧工厂的几英里处，而且周围建起了一个新的小镇，里面有温暖的木房子，有学校、教堂、电影院和医院。他们在这些设施里面尽可能多地配备了现代的设备，以满足人们固定习惯的需要。他们建立了一个技术学校，训练工人们的机械操作，以便提高技能，升为工长。他们在每个可能的工作点都用俄国的技术人员，将美国人限于后车间的指挥工作。他们支付的薪资高于乡村水平25％，但这并不是慈善活动，只是为了吸引更多能干的工人。他们把土地卖给农民——以很低的条件卖出，而且这是农民的毕生所求。我们这个进步而又快乐的社区让每个人都感到非常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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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俄国人打交道的时候，我明白了一个道理，要与俄国人以及俄国官员保持如此亲密的联系，我们必须充分了解其可怕的社会和政府背景。有一天，在列车站的月台上，我看到一长队民众被残忍地用铁链拴起来，还被强行塞进了一个货车厢，这辆火车是开往西伯利亚的。他们中有人满脸绝望，有人意志消沉，有人带着蔑视和反抗。整个画面实在令人发指，我常常在噩梦中回想起这一幕。这样生动的画面恰恰证明了我的观点。我们常常有一种感觉，觉得这个国家总有一天会爆炸。男爵先生认为俄国能够在指引下走进民主主义的康庄大道，但是几百年来的贫困和压迫不会让人们以法律或和平转变的形式爆发他们的情绪(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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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需要回顾几年前的一个故事。克什特姆的成功带来了重要的反响。俄国的工业从此常常被德国和英国的经营者操控。俄国人常常对他们非常怀疑，害怕他们的行动中有一些政治意蕴。他们厌恶英国和德国官员高高在上的优越感。但他们对美国人没有这样的情绪。俄国的工程师大部分都是能干的技术人员，但是他们在管理方面缺乏训练。俄国人和美国人之间有一种天生的友情，凭借这种默契，他们可以共同渡过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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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俄政府中更加进步的力量以赞赏和欣慰关注着我们与俄国人民的关系。这一点不仅仅适用于克什特姆群体，也适用于俄国的其他企业，我和其他的美国人与这些企业皆有联系。我要补充的是，在这些团体和俄国官员长期必要的联系中，从未有过一分一毫的贪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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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一切都导致了另一个巨大的矿区事件。1912年，梅勒·扎克梅尔斯基男爵和厄克特先生通知我说，我们的团队被要求承担一些内阁矿藏的开采工作。这些都是沙皇的私人财产，其中也包括了很大一部分西伯利亚的矿物资源。政府用最直接的言语说，他们想要我们按照克什特姆的例子打造其他的团体。我们没有人知道这些矿藏在哪里，也不知道它们会有什么样的价值。我对西伯利亚的矿藏有一点模糊不清的记忆，那里似乎是政治犯工作的地方。我知道一股革命的浪潮停止了那里的开采工作。突然我脑海中闪出了一个念头，我查看了乔治·凯南先生的书《西伯利亚和流放制度》（Siberia and the Exile System），这本书在1891年引起了世界性的轰动，揭露了采矿区政治犯受到的非人对待。事实上，正是这本书引领了改革的浪潮。再次阅读这本书之后，我们意识到，这些罪犯工作的矿区都是非常有价值的。我们建立了一个小团体，进行初步的勘探，然后派遣埃莫·库恩勘察其他的罪犯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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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探结果显示，最有希望的就是西伯利亚南部边境处的阿尔泰山脉，在鄂木斯克上方额尔齐斯河上游750英里处，穿过群山55英里的地方。库恩的报告表明，那里加工了大量的氧化铅锌银矿，但奇怪的是，这些矿也含有铜和金。采矿运作被限于表面的氧化区域，而且在遇到深入的硫化物冶金问题时，采矿运作宣告失败。矿区巷道很难接近，他要求我们用金刚石钻头，我们随即给他运去了金刚石钻头。在适当的时候他报告说第一个钻孔达到了1000英尺的深度，要不就是撞击了150英尺宽的矿床，要不就是跟随一条细脉到了这一深度。分析数据显示，里面大部分是固体铜、铅和硫化锌，也有大量的金和银。这类矿床迄今为止只存在于博物馆的样本里。长久的采矿经验让我们持怀疑态度，随后谨慎地排除了一条丰富细脉的可能性，随后我们继续进行更加理智的工作。但是大约一个月的时间之后，库恩先生报告说，第二个同样深度的钻孔穿过了同一个矿床。听到这一消息，我们惊得坐起，随后开始进行精密的计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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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应该纠结于更进一步的细节。充分资料显示，那里发现了世界上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最丰富的单体矿床。在共产主义革命之前，这个公司产出了几年的产量。我们的财务朋友为我们提供了营运资本。公司随后安装了许多竖井，在矿区建造工厂，搭建通往河流和蒸汽机船的铁路，还在去往鄂木斯克半路上一个靠近河流的地点建造了熔炼厂和精炼厂——铅、铜、锌、金、银，所有这些金属都要进行加工。距离这个地点的75英里，他们在一个便利的地点建立了一个精炼焦煤的工厂。那些工厂因为战争爆发而推迟了运作，直到1917年才终于开始工作，也就是革命的几个月前。然后，就在可怕的威胁下，在这些不断向北进行残忍屠杀的嘴脸面前，美国人逃离了这里，只为保住自己的性命。这一百个美国人和很多俄国工程师及其家人——男人、女人、孩子——逃到了内蒙古。在马匹和骡子的帮助下，他们翻山越岭、长途跋涉，行进了4000英里的距离，终于到达中国——平安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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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南先生目击了工程师被虐待的辛酸画面，也正是这些画面的刺激，他大幅度地系统改善了矿区的情况，将矿山变成了体面得体的工业，在健全的社区中体面地对待矿区的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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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团队仍然承担了另一个内阁财产的钻井工作，其中凯南先生尤其生动地描述了涅尔琴斯克（俄国西伯利亚南部城市）的铅银矿开采。涅尔琴斯克的矿山带来了大量的工业和高额的回报。除了这个特定的组织之外，我在俄国还参与了很多其他的工程活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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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工程治疗案例就是林登·贝茨的案例。他毕业于耶鲁大学，是一位土木工程师和承包人，他在伦敦的办公室和我的办公室在一幢楼里。他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人。很多年来，我们一直是好朋友。有几次我曾经代表他出任相关董事会的成员。他承包了很多建筑合同，这些合同让他能够从石油生产或是石油公司股份中获得未来的利润，最终他在石油生意里面越陷越深。在其中的一些企业，他从戈维特先生和我其他一些朋友那里得到过财政支持。到1912年为止，他因为开支过大而周转不灵，情况让人担忧。在他的恳求下，我查看了他的事务。和大部分不屈不挠的乐观主义者一样，他也陷入了纠结的情况，他从一开始就忘记了自己债务问题的始末。这项工作，虽然一开始看上去简单，但却成为一个无利可图的私人问题，而且还很难解决。贝茨先生去了纽约，在那里清理整顿自己的美国事务，把整个伦敦的烂摊子留给了我。然而，在戈维特先生的帮助下，我们得到了解决秘鲁合约的资金——在秘鲁，贝茨先生获得一份颇具前景的石油财产的利益，并将这份利益卖给一个大型石油公司。我们对他在特立尼达拉岛的一份合同也进行了同样的操作。他签订了一份合约，要在俄国南部建造一条管道线，而且已经完成了一部分。这个问题牵扯到太多方面，因为这些管道服务的油田已经被消耗殆尽了。然而，我们还是为俄国石油公司安排了一条管道，以承担合约中关于救助管道的剩余债务。最后，我们为他恢复了一定数量的金额，他也感到非常舒心。就在那个时候，他选择了退休(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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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工程疾病是在克朗代克地区出现的。1911年，A．C．贝蒂先生将我介绍给他的朋友A．N．C．里德格尔德先生。里德格尔德先生最初是从英国中部地区来的，他是一位自封的工程师，当然也是一位天生的促进者。他和J．B．波义耳先生有断断续续的合作关系。他们购买了克朗代克地区40英里小溪底部的大部分碎石，或是获得了它们的期权，在著名的淘金热之前，这些碎石中最昂贵的部分就已经被提炼出来了。有人提出用现代的提取方法再次加工这些碎石。因而里德格尔德先生就以此为目的建立了好几个公司，还从几个来源取得了高数额的钱款，大部分钱都被他浪费掉了。然而，有一个公司是由能干的波义耳先生管理并且共同拥有的，他选择了一种可供提取的方法，并且取得了成效。因此他挣得了一些利润。里德格尔德先生多数的公司都处于破产或是负债状态。他们解决了融化冻结碎石的问题，而且成本不高，但是要实现长寿命的工业开采，很大的希望在于将所有的碎石整合在一起然后共同清理。我向戈维特先生转述了这个问题，他在我们的投资公司中找到了一些初步的现金，用以检验和尝试解开里德格尔德先生的促销捆绑。我与一位经验丰富的挖泥工程师——旧金山的牛顿·克利夫兰先生签订了合约，目的是对这些财产进行进一步的勘察。他非常赞同我的想法。我们也与里德格尔德先生签订了合约，但那只是麻烦的开端。合约对他来说没有约束力。更重要的是，他随时随地都处于一种和别人斗争的状态。这个生意一直拖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就被束之高阁(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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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义耳先生是一位独特可爱的爱尔兰绅士，他险些就让我陷入麻烦。当他不参加克朗代克地区的活动的时候——事实上，是每个冬天——他都忙着策划爱尔兰的国家阴谋。有一天，当爱尔兰事务爆发至紧要关头的时候，波义耳先生来到了我的伦敦办公室，当时我正在美国。他说他为一位朋友预订了一些机械：办公室是否愿意接受这些货品，并且将之运输到一个爱尔兰的地址？我们的人员同意这么做。我在下一次回到伦敦的时候，这件事变成了一次粗鲁的冲突。苏格兰场的警察出现，他们想要知道更多关于机关枪的来龙去脉，他们说，我们借口为中美洲购买了这些机枪，然而这些枪却会运往爱尔兰。在世界大战期间，波义耳先生成为加拿大军队的一位上校，他在军队表现很好，用他自己的钱为他的机关枪队提供武装设备。这些机枪就是他的爱尔兰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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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件关于生意和工程医疗的事情是石油问题方面的。1911年，一场发生在英国股票市场的油浮选企业宣告破产，他们还持有加利福尼亚的股票。有一些深表遗憾的股东到我们办公室来寻求帮助。我当时正在加利福尼亚州勘察这份财产，随后我发现其中一部分与通用石油公司在科林加和其他地方的财产相连接。我询问公司是否对此事感兴趣。最终这些财产作为公司的抵押物被通用石油公司购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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