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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财政方面，我一直有一种强烈的预感，如果德国的中立势力开始帮助救济比利时人，协约国政府就会开始着急了。但在这之前，他们并不赞同这个主意。然而，我相信如果我可以得到一个德国方的供应，这样的事件可能会帮助我们转化协约国的态度，让我们得到他们的财政援助。在我的设想中，这样的事件完全可以引发资金援助的膨胀甚至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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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斯塔斯·佩尔西勋爵立即为我安排了与劳合·乔治先生、埃莫特勋爵的会面，时间定在1915年2月17日。劳合·乔治先生耐心地倾听我重新总结的现实状况，听我描述了与德国人协商得到的进展。这一次，他富有同情地回应了整个问题背后的人道主义请求。从佩尔西先生给我的暗示中，我猜测阿斯奎斯先生、格雷先生和埃莫特先生可能给他做了一些工作。如果德国人为比利时人的食物埋单，而人们又只知道英国人用运输封锁让盟友国家的人民挨饿的话，我想英国当局应该不会乐意见到这种情况——英国很可能被宣扬成一个没有人文道义的国家。佩尔西先生要求我给他准备一份用于陈述的备忘录，以便他明日早晨向整个内阁介绍现在的情况。我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来准备，在中午内阁会议之前交到了他的手上。文件包括了所有争议的内容和论点，支持和反对的意见，也包括了牵扯到的各种原则和政治权重，也包括了我们目前困境的陈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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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2月18日），劳合·乔治先生要求我与陆军上校亨齐克先生（他负责与英国政府报告我们的细节问题）一起前往英国财政部，在那里我发现尤斯塔斯·佩尔西勋爵已经在等我们了。佩尔西先生告诉我他们已经驳回了丘吉尔先生和基奇纳先生的建议(3)。财政部长告诉我，他们已经同意每个月提供100万英镑（大约482万美元）的善款，捐给“胡佛基金”。我告诉他这样命名这些善款会招来数百万人的内心压力——他却回答我说：“你值得这样的成功。”我请求他以更好的方式帮助我们——从法国那里得到更多的津贴和赞助——他答应了我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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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里为止，我已经解决了大部分的财务问题。我们开始与法国政府打交道。我给法国总统寄去了一封信，并且立即前往巴黎面见总统。在那里，我联系了美国驻法国大使威廉姆·夏普先生，我计划的第一步就是请他带我面见法国外交部长德尔卡斯先生，然后根据这次会面的进展，带我面见总理先生，有可能的话，我想面见总统先生。夏普先生吞吞吐吐、犹豫不决，最后告诉我说这是法国政府的内部问题，所以他这样安排是非常不妥当的。我向他转达了美国国务卿对救济会工作的祝福，以及佩奇大使和杰勒德大使的态度，但是全然徒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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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随即请求路易斯·谢弗里永先生为我安排与德尔卡斯先生的会面。在这次会面中，我再一次强调了法国北部300万人口的心酸处境。我向他指出，在德国侵占法国北部之前，所有能打仗的适龄男人都被征用了，现在法国北部地区的人口仅限于孩童、妇女和年迈的男人。他们每天只依靠家庭定量供给而活，疾病还在到处肆虐。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目前已经救济了他们中的40万人。但是对于比利时人来说，英国的津贴援助已经都捉襟见肘，他们并没有对这些食物进行不公平的剥夺，现实如此。因此，为了救济比利时人，我们必须停止对法国人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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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尔卡斯先生礼貌地聆听了我的陈述，但是他坚决认为德国人有向被占领人口供给食物的义务，否则德国军队就应该离开比利时和法国北部。我能回答的只是德国人明显不会这么做，成千上万的人已经在挨饿了，这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我表示，德国人这么做也有自己的理由，他们认为运输的封锁正在伤害他们自己的妇女和儿童。他们也常常提出，如果粮食运输封锁可以解除，他们愿意为每一个人提供食物。德尔卡斯部长最终突然激烈地声明，法国永远都不会宽恕这种粗野残暴的行为，更不会容许人们为此进行争辩。他的态度变化不仅让我非常气馁，更让我有一种被羞辱的感觉。我只能总结说我完全没有充分准备好这次陈述，然后撤离了他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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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到了我下榻的缪莱斯酒店，准备收拾东西搭乘晚上的轮船回到伦敦。过了一会儿，一位侍者给我带来了巴黎联合银行行长M．莫里斯·翁贝格先生的卡片。我下楼到接待室，见到了一位年迈但却依然英俊的法国人，他说一口流利的英文。他告诉我，他听说我正在巴黎努力为北部被占领地区的法国人和比利时人争取购买食物的资金援助。他向我询问目前的情况，我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如今我已经非常熟悉政治界、军事界和慈善界各方的观点，哪怕是睡着了我都可以完完全全地重复他们的争论。翁贝格先生又询问我，救济会估计需要多少成本投入。我告诉他，对法国人口的救助，我们至少需要500万美元资金用于食物的运输，并且每个月还需要300万美元流动资金以救济法国人。我觉得，若不是为了平安度过这个冬天，这样的救济无异于对人民施以吝啬的政权支配。我也指出，英国的津贴根本不足以喂养所有的比利时人，而且法国在这件事上同样非常感兴趣，法国人应该跟随英国人一同帮助我们援助比利时人。翁贝格先生说他对这件事非常感兴趣，他问我什么时候回伦敦。我告诉他我今晚就要回去，除非他认为我应该再花点时间与其他法国部长聊聊。他觉得再多花任何精力与时间并不值得，但是他告诉我，如果有任何希望出现的时候，他会给我写信。在我看来，这样的话也不过是可有可无的安慰，之后我便回到了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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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我到达救济会办公室之后不久，伦敦一家法国银行的工作人员给我打电话，他告诉我，经授权该银行的资金现在可以供我使用。我问他这些钱是否来自法国政府。他交给我两张初始支票，加起来的金额达到了700万美元。我问他这些钱来自何方。这位银行员工告诉我他并不知晓。不管怎么样，我都留下了这两张支票。而拯救法国人口的月资金300万美元如期而至(4)。后来，我们从同一个来源收到了更多的钱，以资助我们在比利时的工作。而且，在开始的两年，我们的慈善款项也增加到了大约每月20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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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英国与法国的补贴现在已经达到了大约每月1000万美元，而且，当食物的价格和需求不断上升时，每月的补贴也在大幅度增加。1917年，我担任食品管理局局长的时候，我将美国政府也拉入了赞助人的行列，具体细节我将在后面的章节中叙述。在战争的最后几年，救济会的开销上升到了每个月250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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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这里是个不错的地方，让我综合总结一下整场战争中救济委员会收到的所有外部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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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府就救济比利时给予的补助——109045328.73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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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政府就救济法国北部和比利时给予的补助——204862854.21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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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就救济法国北部和比利时给予的补助——86632260.44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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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政府提供的补助——6328328.3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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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慈善界对比利时救济的补助——52290835.51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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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他国出售食物所得款项、在比利时有效兑换的比利时银行外汇存款，以及免费船只出租和其他贮藏——168521877.79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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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927681484.98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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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持续了超过四年，在这段时间里，救济委员会全部的管理费用为3908892.24美元，不到所有花费1％的一半。这里也许是个合适的地方，我将会把审计员对救济会复杂交易的最终审计结果和认证结果罗列出来，并附上他们对救济会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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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公司从一开始就出任了救济委员会的审计员，负责战争时期对其运作情况的审计监督，也就是说，我们的工作持续了大约五年的时间。除了作为审计员的职责，我们还应赫伯特·胡佛先生的要求，安排了一种账户保存的方法，并选择会计师监督救济会主要办公室的资金操作。因此我们的工作记录包括了救济会所有的开销与花费，也就是将近十亿美元的钱款——都在我们的仔细监视和审查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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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这些记录都将逐渐随历史而去，我们很高兴能够以此强调救济会经理人对救济会事务周密并持久的关注与付出，以及他们的合作精神，他们的勤劳工作和对我们工作的配合使得这些记录得以保持得如此完好，救济会所有的交易都能够完全得到证实。也因此，人们能够了解救济会在事务管理方面的诚信表现，以避免一些毫无根据的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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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记录能够证明所有救济会主要人员提出的重要服务项目，而这些服务都是没有任何酬劳回报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说明，胡佛先生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他从不接受——无论间接还是直接——救济会得到任何形式的报酬，在救济会运作的整个时期内，他拒绝以个人名义使用救济会的钱款，他的公务旅行或其他现款支付的开销都是由他自己承担的，即使他是在为救济会而工作，他还是拒绝使用救济会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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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非常荣幸能够被选作救济会的审计员，也很高兴能够为这样一份伟大的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我们的负责人不会为这一段时间的工作而收费，而考虑到我们的助手，我们只在他们薪资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票面上的百分比。因此，我们并没有因此而谋取任何的利益，在如此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努力付出的一切服务都是免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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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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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会计事务所，普伦德，格里菲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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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很多学者认为，德国纳粹党人的意识形态是后几年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这种观点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从本质上来说，德国从1914年到1918年就已经在奉行国家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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