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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冬天，我受到了比利时国王的邀请，他想要在我下一次去法国的时候与我会面。有一天我经过布伦（法国北部港口），计划在第二天早上乘汽车去比利时总部。大约凌晨的时候，德国人决定对布伦海港进行一次空袭。仍然对平民开放的小旅馆非常不幸地位于空袭目标的附近。我从床上坐起，从窗口可以看到探照灯的光线，听到飞机的嗡嗡声和不时传来的爆炸声。突然窗户被炸得粉碎，我也受了伤——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这场战争中受伤，四处飞溅的玻璃碴划破了我的手臂。然后一个伦敦腔的英国军士重重地拍打着酒店的房门，朝每个人大喊：“躲到地下室里去，躲到地下室里去！”我用一条毛巾包裹了我的手臂，在黑暗中摸索着走到了下面的大厅里。整个屋子唯一的灯光来自那个伦敦人手里的一根蜡烛，他现在正站在一张椅子上大声喊叫：“躲到地下室里去！妇女和小孩快点进去！妇女，小孩，快一点！”一群受到惊吓的妇女和孩童纷纷涌下来，在狭窄的楼梯口堵住了。蜡烛的光摇摇晃晃、忽隐忽现，有一瞬我竟觉得这里就像是个地狱，就像杜勒（德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画家）画中的情景一样。周围的声音不断烘托着这个噩梦般的场景，街道上又传来响亮的轰炸声和孩子们的尖叫声。那个伦敦人又大声喊着：“女人们，女人快藏起来！”楼梯附近没有男人，全都是妇女和孩童。我旁边的一个法国男人淡定地说：“我们是不是应该直接过去，然后一人踢他一脚，把他给踢死？”尽管我也这么想，但是我没有这么做。我转身回到房间里，躺在了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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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我们乘车到了德帕内一个小型的海滩度假村，那里有比利时的土地，比利时的国王、王后和他们的孩子们在那里有一个夏日小别墅。那一整天我都和他们待在一起。远处不断有德国前线射往敦刻尔克（法国北部港口）的炮弹，房子都被震得一颤一颤的。但是比利时国王坚持要生活在比利时的土壤上。他焦急地想要知道救济会的一切，想要知道比利时的人民过得好不好。在那一天里，他一直在怀念过去在美国的时光。那时他还是王位的法定继承人，从牛津大学毕业之后，老国王利奥波德就把他送去了美国，让他在詹姆斯·希尔先生的监护下体验了一下美国的生活，希尔先生在大北方铁路公司工作，而利奥波德国王对这个公司非常感兴趣。那时的王子并不想像一个游客一样游览美国，所以希尔先生就为他找了份工作——铁路公司的消防队员。他告诉我，那是他人生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当时他甚至打定主意放弃自己的比利时国籍，然后成为一个美国人。他很确信，几年之内他一定会被提拔成为一位火车司机，可能某一天他就会成为铁路公司的董事长。不管是哪个工作，在他心里都比当个国王要好得多。他开始表现出自己的这种渴望，很快华盛顿的比利时大使就出现在米苏拉市，出现在他面前，代表国王命令他停止这样的白日梦，直接回家。就这样，他独立自由的生活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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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伯特先生是一位品行高贵、性格很好的人，他有高尚的道德和无畏的勇气，并致力于为人民奉献。他正积极主动地指挥着他的军队，他们正在一个小三角地区驻扎——那是比利时仅剩的未被占领的国土，距离前线大约有20到30英里，前线有水路为其保驾护航。我询问他比利时军队撤离安特卫普的情况和他们掌控纽波特运河口水闸的事情。这一条大运河涌出大量再生的潮水区域，大约向比利时国内延伸了25英里的距离然后汇入大海。陆地的海拔低于高潮位，因此水闸通常只在低潮位的时候打开，以便让水流出去，当潮位上涨的时候再关上水闸，保证海水不会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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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回答非常简单：“我们回到纽波特运河，然后打开了水闸，海水就可以在德国人之前淹没陆地。我们大约还剩下4万人。我们靠水闸撑了大约48个小时，德国人不时地向我们进攻，后来我们不得不请求援助。法国人答应我们会在第二天派增援部队过来。每一天他们都这么承诺，但是我们一共等了11天。终于，增援部队来了。我们的士兵终于可以撤离，然后重新组织了。当时，军队只剩下两万个没有受伤的士兵。我们重新组织了军队，再一次踏上了征程。”然后他们就到了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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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有一段时间里，国王去做别的事情了，我就去看了看孩子们。他们收集了周围爆炸的炮弹的碎片，仔仔细细地把时间标记在这些碎片上面。国王表达了想授予我某些荣誉的愿望，他说：“只是为了保证你会继续为这份事业而付出。”我向他解释，我对这样的事情一直持民主的态度，他表示完全能够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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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9月末，在我穿越北海的又一次旅行中，我从布鲁塞尔出发到达了荷兰角，想在那里乘坐开往哈里奇的荷兰船。乘船的条件依然是在晚上登船，因为这艘船会在黎明时分驶出港口。至少要等到那时，乘客才能安稳地睡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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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晨较晚的时候，我被一个粗哑的嗓音惊醒，他用德语告诉我不要动。这个人穿着德国海军的制服。他用一把左轮手枪指着我，枪口看上去似乎有啤酒杯那么大，我可不敢在他面前乱动。他看上去根本不想和我谈论什么，但是每过一会儿，他都重复一些略带安慰意味的话。我用蹩脚的德语和肢体动作建议他让我拉一下床铺那边的铃。对于这个建议，他没有表现出强烈的反对。当荷兰乘务员过来之后，他告诉我，整艘船已经在天亮时被德国海军抓捕，现在我们正在驶向泽布吕赫（比利时西北部港口）。在我看来，这应该是一场平静温和的战斗。我让荷兰乘务员给指挥船只运行的德国军官捎了口信，因此我得到了起床和在甲板上寻找早餐的特权。在甲板上，我发现我们已经到了泽布吕赫港口，四周围绕着四艘或五艘德国驱逐舰。所有的乘客——除了我——和一位年迈的荷兰绅士都被硬塞到船尾的甲板，两个德国军官坐在桌子后面，一个一个地检查这些乘客。有一位军官问我是不是胡佛先生。我如实回答了他，他非常礼貌地告诉我，我们会有几个小时的延迟，但是当他们完成对信件和乘客的搜查之后，就会允许我们继续踏上回英国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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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会儿，这位德国军官派人来叫我，并向我解释说，他们将要拘留大约30个英国乘客——其中一部分人是从德国逃出来的囚犯，另有五个人身边陪着他们的妻子，她们坚持要跟着丈夫们。军官询问我是否可以劝说她们不要跟随。这些人很可能会被拘留在不同的俘虏收容所，短则几个月，长则几年。我尽我所能地劝说她们，但是只有两位妻子同意不跟随她们的丈夫而去——因为她们家中还有孩子等着照顾。尽管如此，其他人还是被强行留在了船上。看着那些女人和丈夫分离的凄惨画面，我不禁感叹，这场战争让世界到处都充满着这样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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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搜查结束，我们等待德国军队发出可以离开的信号。当时我正和那位荷兰绅士观察着上层甲板的行动。突然，爆炸当着我们的面发生了，我的同伴们成堆成堆地掉了下去。我脑中闪过一个念头，一定是岸上的军队向我们开火。然后一个荷兰水手大喊：“飞机！”我才抬头看到一架法国飞机正在上空盘旋，每一次它过来的时候，都会“温柔”地投下一枚炸弹。它过来了五次。第一个炸弹掉在了50尺远的驳船头上，爆炸的碎片给那位荷兰乘客造成了轻微的擦伤。这架飞机接下来还进行了四次袭击，我实在是对这种场面很感兴趣，于是我一直仰着头盯着那架飞机，以至于后来脖子上的肌肉都抽筋了，这种痉挛持续了一周的时间。炸弹并没有落到我们头上，也没有落在德国驱逐舰上，但是期待它下次瞄准一点却是个非常有趣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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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1月，我从比利时启程回伦敦，事实证明这是战时我最后一次回程旅行。我到荷兰角乘坐开往蒂尔伯里的荷兰船。战时情况特殊，荷兰人保持一次只有一艘船的安排，因此船票和邮递费用可能是这艘船一次出行所需费用。如果荷兰的船只轮流被水雷炸沉或在其他战争事故中沉没，他们就用另一艘船替代这艘船。在事故中幸存的船组人员有义务为下一艘船继续服务。我来来回回坐了40次船，我成功避免了北海海域的悲剧。但是在几艘船沉没之后，我越来越不满意这种概率的数学理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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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40次穿越北海海域的经历中，我制定了一种向乘务员支付费用的程序。当旅程结束，我就会向他支付船舱和食物的费用。这一次我在登上船的时候，就恭喜这位乘务员成功从“王后”号沉没事故中生还。“王后”号船是在几天前沉没的。等我开始吃早饭的时候，他继续围着桌子站着，一开始用一只脚站着，然后又换成另一只。最后他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你必须用现金先付款。”我用痛苦的声调反对这一建议，我对他说，他是我的老朋友了，两年以来，我们一起经历了无数次旅行，而且我一直很慷慨大方，他这样做会让我觉得他对我不再信任，这实在是太伤人了。他的回答却十分鼓舞人心：“是这样的，‘王后’号船上的十位乘客都被淹死了，他们还欠我65荷兰盾呢！我不能再冒这样的风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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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险年代（美国总统胡佛自传） 第十九章 和德国人一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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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任何占领军中和好战民族打交道，真是一件吃力的苦差，而德国的军队还有他们自己特殊的品质。大部分的品质就是军队通常对待平民时展现出的人文素质，有的品质则展现了他们民族独特的好奇心，还有一些则显示了他们对自己优越性的坚信不疑——他们认为自己出生于优等民族。他们的有些行为，像是在迪南特残忍屠杀迪南的俘虏，可以说是罄竹难书。所有的德国军人都深深地相信，战争是德国军队的事业，而不是一次下午茶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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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的问题就在于，我们要在德国军队的占领中生存下去、活下去，我们还要帮助比利时人活下去，要保证德国人并没有将所有的食物独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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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早些时候，我与高地的德国军官签订了协议，他们非常真诚地履行着这些协议。我们当时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选派了一位德国粮食储备联络官到布鲁塞尔和德国沙勒维尔指挥部与我们进行消息的互通。而德国军队则委派了马克思上校和两位德国官员来专门处理我们的问题，马克思上校被派往布鲁塞尔，而那两位德国官员——冯·凯斯勒少校和文杰斯吉伯爵则被指派到沙勒维尔指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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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沙勒维尔指挥部这样一个满是德国人的地方，我成立了一个“大使馆”。这项工作并不容易，我选了弗农·凯洛格博士来担此重任。他毕业于一所顶尖的德国大学，同时他又作为一位出色的美国科学家而深受整个国家的尊重。他在德国生活过很多年，他的德语水平和对德国的了解对我们来说有重要的价值。他所做的第一个安排就是将军队区域划分为十块，并保证德国联络员在每个区域都可以与我们进行顺利的会面。很快，他们就以“护卫”的身份为我们的工作人员所熟知。他们的确很能帮得上忙，而且也很快接受了他们的昵称。从前他们都是商业人士，因此他们自然而然地喜欢上了这份工作。另外，前线的战壕可没有城里舒服的大床有吸引力。还有，我们一直给他们供应有咸肉和火腿的伙食——当然，在当时火腿是非常奢侈的食物。我们的协议中有一条规定，那就是如果这些“护士”中有人无法令我们满意，德国人就会将他送走并派另外一个人过来。这一规定督促着他们努力工作，直到我们满意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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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次要的德国军官及行政官员打交道，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困难的一件事。他们常常无法与最高级官员保持一致。就像是食物的问题，所有的军人都有购买食物的钱，但是他们偶尔却会陷入饥饿。我们系统的定量配给限定了每个人的额度，因此他们无法得到很多的食物。但当军队要投入战斗的时候，他们会拿走可用的一切，从小鸡到碾磨器他们都不会放过。如果他们足够严谨审慎，他们会付钱给我们。但即便他们付了钱，钱也不能完全弥补食物的大量损失。因此，当地官员的不负责行为常常导致这样的事件，有时候情况没那么严重，有时候则会造成很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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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荷兰食物的非法走私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困扰。不能否认，它为比利时的食物供给带来了额外的帮助，但是走私食物的价格是我们配给量价格的二十倍，只有德国官员和富有的比利时人才能吃得起这些食物。而那些有意无意的观察者——尤其是英国和法国的间谍——却会将这小量的食物走私和偶尔的没收行动与我们的工作经营混为一谈。他们给我们带来了无尽的麻烦——他们认为德国人得到了我们的食物，指控我们有贪污腐败的行为，我们只能不断地与他们争论，证明自己的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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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制定了一个协议，协议规定，德国应该将德国人买来或是拿来的这些小量食物放回原处。但当我们开始实行这一协议的时候，一切并没有那么顺利。人们非常痛苦，还有很多抱怨。不管怎样，德国人渐渐习惯了我们的存在，并且允许我们独立进行预算和评估。毕竟，无论在质量还是体积上，我们所处理的食物或在德国的食物都比起那些小量的食物要大得多。想想看，一吨的面粉可以做多少三明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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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6月，在制定完柏林协议的三个月后，那个自大的比利时长官——冯·比辛发布了命令，严令限制我们美国工作人员的行动，完全违背了我们制定的协议。这一命令发布后，英国情报局的爱德华·格雷先生在看到报道后与我取得了联系，告知我冯·比辛先生发布禁令的消息，并详细阐述了英国对救济委员会行动自由观点的支持，在信中他提到救济委员会加强了战时人民生活的保障，并大致传达了他对德国统治者的看法。随后，我向柏林的杰勒德大使传达了这一信息。很快，冯·比辛先生就改变了先前的论调，他向维特洛克先生承诺会完全遵守我们定下的协议，并对外宣布了这一消息，但这次交易并未增加他对我的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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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同部门中的德国官员代表会帮助我们减少德国特工对我们工作的侦听和间谍活动。事实证明，这些官员——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是非常有合作精神的。有一天，在布鲁塞尔照看我们事务的马克思上校跟我提起他的儿子。自从儿子赶赴俄国的前线后，他已经很久没有得到关于儿子的消息了。那天他突然听说，他的儿子可能已经在一次行动中被俘虏或是被杀了。他还告诉我，他的太太因为孩子无法确定的行踪与生死而紧张忧虑，现在身体也不太好。听说了这件事后，我便在打给美国驻圣彼得堡大使的电报中请求大使打听下马克思上校儿子的情况。得到消息后，我在适当的时候告诉了马克思上校，他的儿子在战争中受了伤，后被送进医院接受治疗，虽然已经康复，但因为各种原因还在战俘集中营里面。我甚至得到了这个男孩给父亲传递的一些消息。还有，通过圣彼得堡的美国人，我们定期给这个男孩汇少数的钱，让他不必过得那么艰难。从那以后，这位年迈的上校就是我们永远的朋友了。事实上，在我们的救济工作中，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将我们从一个非常尴尬的窘境中解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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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鹿特丹的办公室有一位年轻的美国员工，我叫他史缪尔茨。有时，他会从边境那里给我们在安特卫普和布鲁塞尔的办公室带来消息和邮件。在比利时，他总是习以为常地与我们的人侃侃而谈，他们从未感觉到不妥。有一天，沙勒维尔指挥部的德国总参谋部愤怒地通知凯洛格先生说，我们的美国人正在从事间谍活动。他们不愿意向我们提供任何细节或名字，但是要求我们所有的美国员工搬出比利时和法国。吉布森先生随即给我发了一份电报，要求我马上从伦敦赶去布鲁塞尔，因为一场灾难已经近在咫尺。我一到布鲁塞尔就见到了马克思上校，第二天他给我带来了德国情报部门的报告，这份报告是整件事情的导火索。从报告中看来，史缪尔茨这个倾向于德国的人曾经听到我们的工作人员在不经意间说出的反对德国的言论，并将这些话添油加醋地转述给了德国情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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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参谋部的冯·凯斯勒少校和布鲁塞尔的马克思上校的帮助下，驱逐命令的总数要求被降低至六人，即那六个存疑的人员。然后，马克思上校和冯·凯斯勒少校负责对他们以及史缪尔茨进行谈话。但即使那样，我们的人都没有进行过任何有间谍活动色彩的谈话或行为——只有闲聊中无意发出的反德国言论。但是德国情报局却认为这些人并不“安全”，声称他们只是打着我们的幌子，并没有很好地履行我们的职责。后来，我将他们送回了美国。我要求史缪尔茨到我们的伦敦办公室来一趟。就在他到达英国的那一刻，伦敦警察厅就应我们的要求逮捕了他，并将他从利物浦驱逐出境。他在一个英国监狱里度过了不愉快的一周，我们的工作人员时常吓唬他，说他将会在塔楼里被处决。后来他到达了纽约，但是我再也没有听到关于他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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