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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险年代（美国总统胡佛自传） 第十九章 和德国人一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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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任何占领军中和好战民族打交道，真是一件吃力的苦差，而德国的军队还有他们自己特殊的品质。大部分的品质就是军队通常对待平民时展现出的人文素质，有的品质则展现了他们民族独特的好奇心，还有一些则显示了他们对自己优越性的坚信不疑——他们认为自己出生于优等民族。他们的有些行为，像是在迪南特残忍屠杀迪南的俘虏，可以说是罄竹难书。所有的德国军人都深深地相信，战争是德国军队的事业，而不是一次下午茶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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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的问题就在于，我们要在德国军队的占领中生存下去、活下去，我们还要帮助比利时人活下去，要保证德国人并没有将所有的食物独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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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早些时候，我与高地的德国军官签订了协议，他们非常真诚地履行着这些协议。我们当时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选派了一位德国粮食储备联络官到布鲁塞尔和德国沙勒维尔指挥部与我们进行消息的互通。而德国军队则委派了马克思上校和两位德国官员来专门处理我们的问题，马克思上校被派往布鲁塞尔，而那两位德国官员——冯·凯斯勒少校和文杰斯吉伯爵则被指派到沙勒维尔指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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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沙勒维尔指挥部这样一个满是德国人的地方，我成立了一个“大使馆”。这项工作并不容易，我选了弗农·凯洛格博士来担此重任。他毕业于一所顶尖的德国大学，同时他又作为一位出色的美国科学家而深受整个国家的尊重。他在德国生活过很多年，他的德语水平和对德国的了解对我们来说有重要的价值。他所做的第一个安排就是将军队区域划分为十块，并保证德国联络员在每个区域都可以与我们进行顺利的会面。很快，他们就以“护卫”的身份为我们的工作人员所熟知。他们的确很能帮得上忙，而且也很快接受了他们的昵称。从前他们都是商业人士，因此他们自然而然地喜欢上了这份工作。另外，前线的战壕可没有城里舒服的大床有吸引力。还有，我们一直给他们供应有咸肉和火腿的伙食——当然，在当时火腿是非常奢侈的食物。我们的协议中有一条规定，那就是如果这些“护士”中有人无法令我们满意，德国人就会将他送走并派另外一个人过来。这一规定督促着他们努力工作，直到我们满意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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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次要的德国军官及行政官员打交道，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困难的一件事。他们常常无法与最高级官员保持一致。就像是食物的问题，所有的军人都有购买食物的钱，但是他们偶尔却会陷入饥饿。我们系统的定量配给限定了每个人的额度，因此他们无法得到很多的食物。但当军队要投入战斗的时候，他们会拿走可用的一切，从小鸡到碾磨器他们都不会放过。如果他们足够严谨审慎，他们会付钱给我们。但即便他们付了钱，钱也不能完全弥补食物的大量损失。因此，当地官员的不负责行为常常导致这样的事件，有时候情况没那么严重，有时候则会造成很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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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荷兰食物的非法走私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困扰。不能否认，它为比利时的食物供给带来了额外的帮助，但是走私食物的价格是我们配给量价格的二十倍，只有德国官员和富有的比利时人才能吃得起这些食物。而那些有意无意的观察者——尤其是英国和法国的间谍——却会将这小量的食物走私和偶尔的没收行动与我们的工作经营混为一谈。他们给我们带来了无尽的麻烦——他们认为德国人得到了我们的食物，指控我们有贪污腐败的行为，我们只能不断地与他们争论，证明自己的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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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制定了一个协议，协议规定，德国应该将德国人买来或是拿来的这些小量食物放回原处。但当我们开始实行这一协议的时候，一切并没有那么顺利。人们非常痛苦，还有很多抱怨。不管怎样，德国人渐渐习惯了我们的存在，并且允许我们独立进行预算和评估。毕竟，无论在质量还是体积上，我们所处理的食物或在德国的食物都比起那些小量的食物要大得多。想想看，一吨的面粉可以做多少三明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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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6月，在制定完柏林协议的三个月后，那个自大的比利时长官——冯·比辛发布了命令，严令限制我们美国工作人员的行动，完全违背了我们制定的协议。这一命令发布后，英国情报局的爱德华·格雷先生在看到报道后与我取得了联系，告知我冯·比辛先生发布禁令的消息，并详细阐述了英国对救济委员会行动自由观点的支持，在信中他提到救济委员会加强了战时人民生活的保障，并大致传达了他对德国统治者的看法。随后，我向柏林的杰勒德大使传达了这一信息。很快，冯·比辛先生就改变了先前的论调，他向维特洛克先生承诺会完全遵守我们定下的协议，并对外宣布了这一消息，但这次交易并未增加他对我的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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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同部门中的德国官员代表会帮助我们减少德国特工对我们工作的侦听和间谍活动。事实证明，这些官员——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是非常有合作精神的。有一天，在布鲁塞尔照看我们事务的马克思上校跟我提起他的儿子。自从儿子赶赴俄国的前线后，他已经很久没有得到关于儿子的消息了。那天他突然听说，他的儿子可能已经在一次行动中被俘虏或是被杀了。他还告诉我，他的太太因为孩子无法确定的行踪与生死而紧张忧虑，现在身体也不太好。听说了这件事后，我便在打给美国驻圣彼得堡大使的电报中请求大使打听下马克思上校儿子的情况。得到消息后，我在适当的时候告诉了马克思上校，他的儿子在战争中受了伤，后被送进医院接受治疗，虽然已经康复，但因为各种原因还在战俘集中营里面。我甚至得到了这个男孩给父亲传递的一些消息。还有，通过圣彼得堡的美国人，我们定期给这个男孩汇少数的钱，让他不必过得那么艰难。从那以后，这位年迈的上校就是我们永远的朋友了。事实上，在我们的救济工作中，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将我们从一个非常尴尬的窘境中解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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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鹿特丹的办公室有一位年轻的美国员工，我叫他史缪尔茨。有时，他会从边境那里给我们在安特卫普和布鲁塞尔的办公室带来消息和邮件。在比利时，他总是习以为常地与我们的人侃侃而谈，他们从未感觉到不妥。有一天，沙勒维尔指挥部的德国总参谋部愤怒地通知凯洛格先生说，我们的美国人正在从事间谍活动。他们不愿意向我们提供任何细节或名字，但是要求我们所有的美国员工搬出比利时和法国。吉布森先生随即给我发了一份电报，要求我马上从伦敦赶去布鲁塞尔，因为一场灾难已经近在咫尺。我一到布鲁塞尔就见到了马克思上校，第二天他给我带来了德国情报部门的报告，这份报告是整件事情的导火索。从报告中看来，史缪尔茨这个倾向于德国的人曾经听到我们的工作人员在不经意间说出的反对德国的言论，并将这些话添油加醋地转述给了德国情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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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参谋部的冯·凯斯勒少校和布鲁塞尔的马克思上校的帮助下，驱逐命令的总数要求被降低至六人，即那六个存疑的人员。然后，马克思上校和冯·凯斯勒少校负责对他们以及史缪尔茨进行谈话。但即使那样，我们的人都没有进行过任何有间谍活动色彩的谈话或行为——只有闲聊中无意发出的反德国言论。但是德国情报局却认为这些人并不“安全”，声称他们只是打着我们的幌子，并没有很好地履行我们的职责。后来，我将他们送回了美国。我要求史缪尔茨到我们的伦敦办公室来一趟。就在他到达英国的那一刻，伦敦警察厅就应我们的要求逮捕了他，并将他从利物浦驱逐出境。他在一个英国监狱里度过了不愉快的一周，我们的工作人员时常吓唬他，说他将会在塔楼里被处决。后来他到达了纽约，但是我再也没有听到关于他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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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协议规定，我们必须从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军队区域以及比利时的“被占”区域取得所有农民的剩余农产品。然而，对美国人和我们当地的委员会来说，要从军队区域的本地农民手中征用和收集农产品，实在是不切实际——这些地区事实上都处在战火之中。在沙勒维尔指挥部，我和凯洛格博士就1915年农作物的问题达成了协议，协议规定，这些地区的德国军队可以索取农民的剩余农作物并且当场使用，但同时他们要从库存中给予我们一部分农作物，其数量必须是经过双方同意认可的一个数量。英国人同意了这一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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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定协议后，这一方面进行得非常顺利，直到1916年。那年夏天，我们到达农场的时候，看到的是满满的丰收。但是一场暴风雨毁了一切。在那里，很多德国人的农场都无人打理，很多作物都只能自生自灭，这让一切变得更加复杂。我们的人员以及这些地区比利时与法国的委员们估算了剩余的粮食总量，最后决定向德国索赔一定数量的农作物。但是德国人不赞同我们的结论。英国与法国情报机构对法国和比利时委员会委员所提供的信息深信不疑，迅速向本国政府报告了我们的纠纷。在协商谈判期间，英国和法国政府都在媒体面前爆出了这次事件中我们有目共睹的德国恶行——但是，这对我们来说毫无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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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的估算结果和我们的估算结果有很大的差异。德国军队估计的数量极少，大约比我们努力争取的农产品数量少了价值4000万美元的粮食。在沙勒维尔指挥部，弗农·凯洛格博士正在那里与德国军队进行激烈的讨论。当时，我很快决定前往沙勒维尔指挥部，加入了这场讨论。在激烈的争辩之后，我们还是无法同意军需处长冯·绍瓦斯拜克将军的观点。但我们相信，我们可以和柏林的首席官员有更好的谈论结果。于是，我们和冯·绍瓦斯拜克将军协商后决定，于8月——也就是几天后——在柏林的艾斯普拉内德酒店与首席官员们会面，研究解决这件事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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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离开沙勒维尔指挥部之前，一位德国参谋部的陆军上校询问我们是否愿意前往索姆（法国一省份）观看当地正在进行的一场激烈战争。这一提议有一点儿吓人，但是我和凯洛格博士都有一颗好奇的心，于是我们接受了这一提议。我们坐车前往索姆，大约几个小时之后，我们到达了森林一处观察哨，这一地址接近小山顶，离前线的战壕有一段距离，离主要的道路大约有一两英里的距离。在距离这一观察哨还有几英里的地方，一个炮弹突然地坠落爆裂，但道路周围独具匠心的掩护——可以达到一种伪造的平行效果——好似给我们的路线提供了极大的保护。在观察哨，火炮时不时发出的隆隆声似乎把周围的空气都变成了炮灰的粉末。从高倍的双筒望远镜中看去，远处分布着无数个模糊的战壕，尘土飞扬，仿若刚刚经历过火山爆发一样，取代了原本清新的空气。距离观察哨大约60英里处，150万士兵正在战斗和死去。有时候，前线的士兵会像蚂蚁一样隐约出现在模糊不清的尘土中。在这里，一万架机枪就像火山一样愤怒地喷射和咆哮，不出几个月，这场战争就会将那些德国人和英国人的姓名统统夺走。在我们附近的道路上，德国军队正拖着沉重的步伐，整列整列地沿着右边的道路向前线进发。没有鼓声的陪伴，没有乐队的颂赞，他们以一种浸透于心的顺从肃静地前进着。在左下方，无数受伤的士兵正在从战场撤离。其中有些是还可以自己走路的轻伤员，他们在无数前行的救护车和担架中蹒跚而行。大约25万士兵在战争中牺牲，但这只是整个世界大战中的一次战役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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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残酷让人害怕，但是观察哨的德国军官们却没有受到丝毫的影响。对他们来说，战争是纯力学的东西。这场战役已经持续了好几天，这些德国人却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担忧。他们说，英国军队在这场战役中损失的人数是德国军队损失人数的两倍——他们的行为无疑是在用头撞一面石墙。他们说得没错，这是一个可怕的、毁灭性的事实，与浪漫、传奇、冒险、荣耀毫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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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洛格博士和我按期到达了柏林的艾斯普拉内德酒店。在那里的第二个早晨，我们与冯·绍瓦斯拜克将军、冯·凯斯勒少校见了一面。艾斯普拉内德没有食物短缺的问题，但是人们缺少能够支付粮食价格的现金。将军和少校告诉我们，他们能够在与内阁部长和其他权威人物开展的会议中提议共同商讨我们的事件，然后在会议结束后与我们在酒店再次会面。我们知道莱瓦尔德部长也会参加这次会议，但是我们却无法亲自在会议上提出我们的事件，陈述我们的观点，我们感到非常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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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点的时候，将军和少校开完了会议、回到了艾斯普拉内德酒店。凯洛格博士在他撰写的《与比利时的饥荒做斗争》（Fighting Starvation in Belgium）一书中描述了这次的会面。我的记录和回忆只在一些次要的观点上与他不同。在会面中，冯·绍瓦斯拜克将军似乎有点不安，他一来就点了一杯威士忌酒和苏打水。冯·凯斯勒少校的英文说得很好，他给我们带来了会议的一些消息——不是好消息。当局官员的决定是，无法赞同我们估算的结果，也不会做任何的让步或妥协。更糟糕的是，他们在会上讨论了废除委员会这一问题。少校说，整个的情势对我们来说都很不利。他还说，几位将军在会议上做了一些针对我们委员会的激烈演说。只有莱瓦尔德是站在我们这边的。英国报纸上报道的那个所谓的间谍活动完完全全激怒了当局的官员们，大部分人非常坚定地认为，他们应该将委员会扔出德国，然后用炮弹轰炸英国，让英国取消所有的食物封锁。他们说，让法国人和比利时人挨饿，总好过让德国人挨饿。当然，我们对英国和法国的评论无须承担任何责任，我们的目的是要再一次推动整个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救济工作。待我们表达了我们的观点，冯·绍瓦斯拜克将军又喝了一杯威士忌。我已经数不清，他到底喝了多少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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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发生了一个让人记忆深刻的小插曲。在被告知我们的救济委员会可能已经完蛋了之后，冯·凯斯勒少校歉意地向我们提起，冯·绍瓦斯拜克将军的儿子在西部前线遭遇了一次毒气袭击，他的眼睛已经永久性失明。将军刚刚收到这一消息，这对他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打击。我向将军表达了我对这一悲剧的同情。他仍在不断地喝酒，边喝边说了一段关于战争的独白。他说，普通的老百姓已经介入了战争，而且他们介入的程度越来越大，战争再也不是士兵们的战争，再也不仅仅是武器、军队们的战争。那些平民百姓制造了有毒的气体，他们参与了很多不该参与，甚至应该远离的活动——他的话也许意有所指，很可能是在说我们参与了太多不该参与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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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后来，他很激动地谈起了德国妇女和孩童因为英国粮食封锁而承受的饥饿：“然后，就是那个叫卡维尔的女人的问题了。”他似乎想要详细阐述那个问题。我们表达了对这一事件的兴趣。他说，那个叫卡维尔的女人召集了一千个比利时女人，成立了一个间谍组织。将军说，他已经警告过她们了。他以轻微的惩罚试图让她们退却。但是她们不愿意就此停止她们的活动。他被逼无奈，只能杀鸡儆猴。将军将卡维尔抓来，详细地审讯了她，她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作为一位军人，冯·绍瓦斯拜克将军不得不处决她，以保护德国的军队。就因为这件事，他被“画成了全世界最可怕的怪物”，他说他“被人们称为谋杀犯，被称为阿尔瓦公爵二世”。而那些持中立态度的人们则认为将军是“最无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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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冯·比辛先生——比利时长官该对卡维尔小姐那次残酷的处决负责任。但是后来经确认，我发现冯·绍瓦斯拜克将军才是处理那次死刑的长官，当时他是临时的军政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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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用含糊不清的口吻独自说话的时候，我有了一个想法。很明显，冯·绍瓦斯拜克将军并不喜欢中立世界对他的那类评价。而我们的救济会似乎已经没有了继续下去的可能性。我对凯洛格博士说，我想要向冯·绍瓦斯拜克将军就救济会的问题做进一步的阐述，我希望凯洛格博士能够将我的话原原本本地翻译给将军听。我的观点是，德国当局所做的粮食数量的结论实际上会导致成千上万人的死亡，这些人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孩子。因为冯·绍瓦斯拜克将军是负责这一事件的官员，如果成千上万人因这一结论而死，那么在卡维尔处决事件后，在全世界面前，他作为“怪物”的形象就会无限扩大、无限黑暗。我详细阐述了我的观点，我所说的这一形象并不单单指冯·绍瓦斯拜克将军，更指向所有的德国军队。我越说越激动，我反复强调这一观点，以至于凯洛格博士有点犹疑不决，他不知道应不应该将我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将军。但冯·凯斯勒少校告诉我他可以充当翻译官的角色。而且他将我的话原原本本地翻译给将军听，没有任何保留。看上去，少校先生一整日都站在我们这边和我们共同战斗，他没什么幽默感，只是严肃地参与着这一切。将军并没有马上做出回复。突然，他说他从我所说的话中感受到了些什么。我也不知道，他最终是被什么感动的——是我的威胁，还是威士忌，是他的悲伤，抑或是人道主义的感染力。他指示冯·凯斯勒少校通知莱瓦尔德，他认为这次的谈判协商还需继续。如果对方愿意负责并且解决这一问题，他会非常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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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达成一致后，我们很快与冯·绍瓦斯拜克将军分开，与冯·凯斯勒少校一同前往内阁部门。莱瓦尔德部长在听到冯·凯斯勒少校带来的委任消息时，似乎安心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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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小时之内，我们找到了解决的方法，但前提是，我们必须降低预估的粮食数量以“保全德国军队的面子”。莱瓦尔德部长说他会起草一封信件，让我们稍作等待。当我们收到草稿文件的时候，它很明显是一份做出版用途的文件，因为其中的三分之二都是对英国的控诉和轰炸，谴责英国粮食封锁对德国的妇女儿童造成的残忍影响。我建议他换一行在最后三行中清楚声明，我们并非他谴责和控诉的对象。他用了一会儿时间研究了整篇文件的内容，然后幽默地表达了他的意思，他的话大概是这么说的：“总之，让我们把那个部分全部删掉吧，反正我们是要用子弹去回敬英国的。”在这之后的一个小时之内，凯洛格博士和我匆忙离开了柏林，因为我们担心军队中反对我们的人会试图将这份文件召回，然后篡改一些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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