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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荷兰食物的非法走私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困扰。不能否认,它为比利时的食物供给带来了额外的帮助,但是走私食物的价格是我们配给量价格的二十倍,只有德国官员和富有的比利时人才能吃得起这些食物。而那些有意无意的观察者——尤其是英国和法国的间谍——却会将这小量的食物走私和偶尔的没收行动与我们的工作经营混为一谈。他们给我们带来了无尽的麻烦——他们认为德国人得到了我们的食物,指控我们有贪污腐败的行为,我们只能不断地与他们争论,证明自己的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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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制定了一个协议,协议规定,德国应该将德国人买来或是拿来的这些小量食物放回原处。但当我们开始实行这一协议的时候,一切并没有那么顺利。人们非常痛苦,还有很多抱怨。不管怎样,德国人渐渐习惯了我们的存在,并且允许我们独立进行预算和评估。毕竟,无论在质量还是体积上,我们所处理的食物或在德国的食物都比起那些小量的食物要大得多。想想看,一吨的面粉可以做多少三明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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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6月,在制定完柏林协议的三个月后,那个自大的比利时长官——冯·比辛发布了命令,严令限制我们美国工作人员的行动,完全违背了我们制定的协议。这一命令发布后,英国情报局的爱德华·格雷先生在看到报道后与我取得了联系,告知我冯·比辛先生发布禁令的消息,并详细阐述了英国对救济委员会行动自由观点的支持,在信中他提到救济委员会加强了战时人民生活的保障,并大致传达了他对德国统治者的看法。随后,我向柏林的杰勒德大使传达了这一信息。很快,冯·比辛先生就改变了先前的论调,他向维特洛克先生承诺会完全遵守我们定下的协议,并对外宣布了这一消息,但这次交易并未增加他对我的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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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同部门中的德国官员代表会帮助我们减少德国特工对我们工作的侦听和间谍活动。事实证明,这些官员——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是非常有合作精神的。有一天,在布鲁塞尔照看我们事务的马克思上校跟我提起他的儿子。自从儿子赶赴俄国的前线后,他已经很久没有得到关于儿子的消息了。那天他突然听说,他的儿子可能已经在一次行动中被俘虏或是被杀了。他还告诉我,他的太太因为孩子无法确定的行踪与生死而紧张忧虑,现在身体也不太好。听说了这件事后,我便在打给美国驻圣彼得堡大使的电报中请求大使打听下马克思上校儿子的情况。得到消息后,我在适当的时候告诉了马克思上校,他的儿子在战争中受了伤,后被送进医院接受治疗,虽然已经康复,但因为各种原因还在战俘集中营里面。我甚至得到了这个男孩给父亲传递的一些消息。还有,通过圣彼得堡的美国人,我们定期给这个男孩汇少数的钱,让他不必过得那么艰难。从那以后,这位年迈的上校就是我们永远的朋友了。事实上,在我们的救济工作中,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将我们从一个非常尴尬的窘境中解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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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鹿特丹的办公室有一位年轻的美国员工,我叫他史缪尔茨。有时,他会从边境那里给我们在安特卫普和布鲁塞尔的办公室带来消息和邮件。在比利时,他总是习以为常地与我们的人侃侃而谈,他们从未感觉到不妥。有一天,沙勒维尔指挥部的德国总参谋部愤怒地通知凯洛格先生说,我们的美国人正在从事间谍活动。他们不愿意向我们提供任何细节或名字,但是要求我们所有的美国员工搬出比利时和法国。吉布森先生随即给我发了一份电报,要求我马上从伦敦赶去布鲁塞尔,因为一场灾难已经近在咫尺。我一到布鲁塞尔就见到了马克思上校,第二天他给我带来了德国情报部门的报告,这份报告是整件事情的导火索。从报告中看来,史缪尔茨这个倾向于德国的人曾经听到我们的工作人员在不经意间说出的反对德国的言论,并将这些话添油加醋地转述给了德国情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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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参谋部的冯·凯斯勒少校和布鲁塞尔的马克思上校的帮助下,驱逐命令的总数要求被降低至六人,即那六个存疑的人员。然后,马克思上校和冯·凯斯勒少校负责对他们以及史缪尔茨进行谈话。但即使那样,我们的人都没有进行过任何有间谍活动色彩的谈话或行为——只有闲聊中无意发出的反德国言论。但是德国情报局却认为这些人并不“安全”,声称他们只是打着我们的幌子,并没有很好地履行我们的职责。后来,我将他们送回了美国。我要求史缪尔茨到我们的伦敦办公室来一趟。就在他到达英国的那一刻,伦敦警察厅就应我们的要求逮捕了他,并将他从利物浦驱逐出境。他在一个英国监狱里度过了不愉快的一周,我们的工作人员时常吓唬他,说他将会在塔楼里被处决。后来他到达了纽约,但是我再也没有听到关于他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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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协议规定,我们必须从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军队区域以及比利时的“被占”区域取得所有农民的剩余农产品。然而,对美国人和我们当地的委员会来说,要从军队区域的本地农民手中征用和收集农产品,实在是不切实际——这些地区事实上都处在战火之中。在沙勒维尔指挥部,我和凯洛格博士就1915年农作物的问题达成了协议,协议规定,这些地区的德国军队可以索取农民的剩余农作物并且当场使用,但同时他们要从库存中给予我们一部分农作物,其数量必须是经过双方同意认可的一个数量。英国人同意了这一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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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定协议后,这一方面进行得非常顺利,直到1916年。那年夏天,我们到达农场的时候,看到的是满满的丰收。但是一场暴风雨毁了一切。在那里,很多德国人的农场都无人打理,很多作物都只能自生自灭,这让一切变得更加复杂。我们的人员以及这些地区比利时与法国的委员们估算了剩余的粮食总量,最后决定向德国索赔一定数量的农作物。但是德国人不赞同我们的结论。英国与法国情报机构对法国和比利时委员会委员所提供的信息深信不疑,迅速向本国政府报告了我们的纠纷。在协商谈判期间,英国和法国政府都在媒体面前爆出了这次事件中我们有目共睹的德国恶行——但是,这对我们来说毫无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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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的估算结果和我们的估算结果有很大的差异。德国军队估计的数量极少,大约比我们努力争取的农产品数量少了价值4000万美元的粮食。在沙勒维尔指挥部,弗农·凯洛格博士正在那里与德国军队进行激烈的讨论。当时,我很快决定前往沙勒维尔指挥部,加入了这场讨论。在激烈的争辩之后,我们还是无法同意军需处长冯·绍瓦斯拜克将军的观点。但我们相信,我们可以和柏林的首席官员有更好的谈论结果。于是,我们和冯·绍瓦斯拜克将军协商后决定,于8月——也就是几天后——在柏林的艾斯普拉内德酒店与首席官员们会面,研究解决这件事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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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离开沙勒维尔指挥部之前,一位德国参谋部的陆军上校询问我们是否愿意前往索姆(法国一省份)观看当地正在进行的一场激烈战争。这一提议有一点儿吓人,但是我和凯洛格博士都有一颗好奇的心,于是我们接受了这一提议。我们坐车前往索姆,大约几个小时之后,我们到达了森林一处观察哨,这一地址接近小山顶,离前线的战壕有一段距离,离主要的道路大约有一两英里的距离。在距离这一观察哨还有几英里的地方,一个炮弹突然地坠落爆裂,但道路周围独具匠心的掩护——可以达到一种伪造的平行效果——好似给我们的路线提供了极大的保护。在观察哨,火炮时不时发出的隆隆声似乎把周围的空气都变成了炮灰的粉末。从高倍的双筒望远镜中看去,远处分布着无数个模糊的战壕,尘土飞扬,仿若刚刚经历过火山爆发一样,取代了原本清新的空气。距离观察哨大约60英里处,150万士兵正在战斗和死去。有时候,前线的士兵会像蚂蚁一样隐约出现在模糊不清的尘土中。在这里,一万架机枪就像火山一样愤怒地喷射和咆哮,不出几个月,这场战争就会将那些德国人和英国人的姓名统统夺走。在我们附近的道路上,德国军队正拖着沉重的步伐,整列整列地沿着右边的道路向前线进发。没有鼓声的陪伴,没有乐队的颂赞,他们以一种浸透于心的顺从肃静地前进着。在左下方,无数受伤的士兵正在从战场撤离。其中有些是还可以自己走路的轻伤员,他们在无数前行的救护车和担架中蹒跚而行。大约25万士兵在战争中牺牲,但这只是整个世界大战中的一次战役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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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残酷让人害怕,但是观察哨的德国军官们却没有受到丝毫的影响。对他们来说,战争是纯力学的东西。这场战役已经持续了好几天,这些德国人却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担忧。他们说,英国军队在这场战役中损失的人数是德国军队损失人数的两倍——他们的行为无疑是在用头撞一面石墙。他们说得没错,这是一个可怕的、毁灭性的事实,与浪漫、传奇、冒险、荣耀毫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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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洛格博士和我按期到达了柏林的艾斯普拉内德酒店。在那里的第二个早晨,我们与冯·绍瓦斯拜克将军、冯·凯斯勒少校见了一面。艾斯普拉内德没有食物短缺的问题,但是人们缺少能够支付粮食价格的现金。将军和少校告诉我们,他们能够在与内阁部长和其他权威人物开展的会议中提议共同商讨我们的事件,然后在会议结束后与我们在酒店再次会面。我们知道莱瓦尔德部长也会参加这次会议,但是我们却无法亲自在会议上提出我们的事件,陈述我们的观点,我们感到非常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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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点的时候,将军和少校开完了会议、回到了艾斯普拉内德酒店。凯洛格博士在他撰写的《与比利时的饥荒做斗争》(Fighting Starvation in Belgium)一书中描述了这次的会面。我的记录和回忆只在一些次要的观点上与他不同。在会面中,冯·绍瓦斯拜克将军似乎有点不安,他一来就点了一杯威士忌酒和苏打水。冯·凯斯勒少校的英文说得很好,他给我们带来了会议的一些消息——不是好消息。当局官员的决定是,无法赞同我们估算的结果,也不会做任何的让步或妥协。更糟糕的是,他们在会上讨论了废除委员会这一问题。少校说,整个的情势对我们来说都很不利。他还说,几位将军在会议上做了一些针对我们委员会的激烈演说。只有莱瓦尔德是站在我们这边的。英国报纸上报道的那个所谓的间谍活动完完全全激怒了当局的官员们,大部分人非常坚定地认为,他们应该将委员会扔出德国,然后用炮弹轰炸英国,让英国取消所有的食物封锁。他们说,让法国人和比利时人挨饿,总好过让德国人挨饿。当然,我们对英国和法国的评论无须承担任何责任,我们的目的是要再一次推动整个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救济工作。待我们表达了我们的观点,冯·绍瓦斯拜克将军又喝了一杯威士忌。我已经数不清,他到底喝了多少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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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发生了一个让人记忆深刻的小插曲。在被告知我们的救济委员会可能已经完蛋了之后,冯·凯斯勒少校歉意地向我们提起,冯·绍瓦斯拜克将军的儿子在西部前线遭遇了一次毒气袭击,他的眼睛已经永久性失明。将军刚刚收到这一消息,这对他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打击。我向将军表达了我对这一悲剧的同情。他仍在不断地喝酒,边喝边说了一段关于战争的独白。他说,普通的老百姓已经介入了战争,而且他们介入的程度越来越大,战争再也不是士兵们的战争,再也不仅仅是武器、军队们的战争。那些平民百姓制造了有毒的气体,他们参与了很多不该参与,甚至应该远离的活动——他的话也许意有所指,很可能是在说我们参与了太多不该参与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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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后来,他很激动地谈起了德国妇女和孩童因为英国粮食封锁而承受的饥饿:“然后,就是那个叫卡维尔的女人的问题了。”他似乎想要详细阐述那个问题。我们表达了对这一事件的兴趣。他说,那个叫卡维尔的女人召集了一千个比利时女人,成立了一个间谍组织。将军说,他已经警告过她们了。他以轻微的惩罚试图让她们退却。但是她们不愿意就此停止她们的活动。他被逼无奈,只能杀鸡儆猴。将军将卡维尔抓来,详细地审讯了她,她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作为一位军人,冯·绍瓦斯拜克将军不得不处决她,以保护德国的军队。就因为这件事,他被“画成了全世界最可怕的怪物”,他说他“被人们称为谋杀犯,被称为阿尔瓦公爵二世”。而那些持中立态度的人们则认为将军是“最无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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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冯·比辛先生——比利时长官该对卡维尔小姐那次残酷的处决负责任。但是后来经确认,我发现冯·绍瓦斯拜克将军才是处理那次死刑的长官,当时他是临时的军政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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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用含糊不清的口吻独自说话的时候,我有了一个想法。很明显,冯·绍瓦斯拜克将军并不喜欢中立世界对他的那类评价。而我们的救济会似乎已经没有了继续下去的可能性。我对凯洛格博士说,我想要向冯·绍瓦斯拜克将军就救济会的问题做进一步的阐述,我希望凯洛格博士能够将我的话原原本本地翻译给将军听。我的观点是,德国当局所做的粮食数量的结论实际上会导致成千上万人的死亡,这些人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孩子。因为冯·绍瓦斯拜克将军是负责这一事件的官员,如果成千上万人因这一结论而死,那么在卡维尔处决事件后,在全世界面前,他作为“怪物”的形象就会无限扩大、无限黑暗。我详细阐述了我的观点,我所说的这一形象并不单单指冯·绍瓦斯拜克将军,更指向所有的德国军队。我越说越激动,我反复强调这一观点,以至于凯洛格博士有点犹疑不决,他不知道应不应该将我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将军。但冯·凯斯勒少校告诉我他可以充当翻译官的角色。而且他将我的话原原本本地翻译给将军听,没有任何保留。看上去,少校先生一整日都站在我们这边和我们共同战斗,他没什么幽默感,只是严肃地参与着这一切。将军并没有马上做出回复。突然,他说他从我所说的话中感受到了些什么。我也不知道,他最终是被什么感动的——是我的威胁,还是威士忌,是他的悲伤,抑或是人道主义的感染力。他指示冯·凯斯勒少校通知莱瓦尔德,他认为这次的谈判协商还需继续。如果对方愿意负责并且解决这一问题,他会非常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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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达成一致后,我们很快与冯·绍瓦斯拜克将军分开,与冯·凯斯勒少校一同前往内阁部门。莱瓦尔德部长在听到冯·凯斯勒少校带来的委任消息时,似乎安心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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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小时之内,我们找到了解决的方法,但前提是,我们必须降低预估的粮食数量以“保全德国军队的面子”。莱瓦尔德部长说他会起草一封信件,让我们稍作等待。当我们收到草稿文件的时候,它很明显是一份做出版用途的文件,因为其中的三分之二都是对英国的控诉和轰炸,谴责英国粮食封锁对德国的妇女儿童造成的残忍影响。我建议他换一行在最后三行中清楚声明,我们并非他谴责和控诉的对象。他用了一会儿时间研究了整篇文件的内容,然后幽默地表达了他的意思,他的话大概是这么说的:“总之,让我们把那个部分全部删掉吧,反正我们是要用子弹去回敬英国的。”在这之后的一个小时之内,凯洛格博士和我匆忙离开了柏林,因为我们担心军队中反对我们的人会试图将这份文件召回,然后篡改一些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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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因为英国军事当局对德国军队接受我们估算结果一事表示非常愤怒。但是又一次,我们忠诚的朋友——外交部的尤斯塔斯·佩尔西勋爵安抚了这头狮子的情绪。事实上,最终我们得到的粮食数量甚至超过了德国人能够从法国农民那里收集起来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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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的一天,我在那慕尔(比利时省名)处理一些救济会的杂事。为了理清其中的纷乱,我必须拜访该省的主管——一位德国陆军上校。巧合的是,多年以来,他一直是美国一家大规模制造公司的重要员工,战争爆发的时候,他被召回德国服兵役。在我们解决问题之后,他提到一位受伤的英国军官——一位陆军少校——正在当地的德国军方医院慢慢死去。他说这位军官非常渴望有人能够给他在英国的父亲带去他的口信。这位陆军上校建议我去见见他。于是,我前往军方医院拜访了这位英国军官,记下了那些温柔、私密的口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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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回到伦敦的时候,我把这些口信带给了埃德加·里卡德,让他找到这位军官的父亲并传达这些消息。那位年迈的绅士在听到这一消息后非常悲痛,他对我们的行为表达了诸多的感谢。但在几个礼拜之后,我又一次拜访了那慕尔,那位德国长官回想起这次事件,告诉我军方医院的外科医生给那位英国军官做了一次手术,尽管成功的概率很小,但那位军官还是奇迹般地康复了,几天之后,他被送往一处战俘集中营。待我回到伦敦的时候,我让埃德加把这一令人高兴的消息带给军官的父亲。毫无疑问,那位年迈的绅士感到非常震惊。更甚者,他义愤填膺地说:“你们这群美国佬,你们可能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玩笑,但你们知道吗,我们刚刚给我儿子办了一个追悼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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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末,我前往德国军队在沙勒维尔的指挥部,与凯洛格博士一同参与了关于军方区域内运输货物问题的讨论。在某些军方区域,我们的货物运输遭到了频繁的滞留问题,而在我们看来,军队行动完全不需要对运输进行如此多次数的滞留。在沙勒维尔指挥部,我们受邀在员工食堂吃饭,当时在场的有冯·弗莱塔格将军、新上任的军需处长和许多次要的人物。在谈话中,有些人向我们问起美国人所谓“德国军国主义”的意思。后来,凯洛格博士出版了一本名为《指挥部之夜》(Headquarters Nights)的小书,在书中他记录了那些充满激情的、有关军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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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访问中,温哲思基伯爵和冯·凯斯勒少校向我们表达了他们的想法。他们认为,如果那些负责指挥军队的主要将领们和我们有一些私下的交往和接触,我们在粮食运输过程中遇到的障碍就会消除不少。他们为我们和冯·杭特伦将军安排了一次饭局,地点是冯·杭特伦将军在塞丹的指挥部。德国人安排了车辆接送我们,我们到达的时候他们安顿我们在某个法国人的故居住下。很快,温哲思基伯爵就到了。他的表情十分严肃,五官都紧紧地皱在了一起,他说冯·杭特伦将军和他的参谋们刚刚接到了最新的消息,美国威尔逊总统尖刻地在媒体前指责德国暴力、尚武。他以为我们听了这话会坐立难安并且马上灰溜溜地逃走。我却告诉他,如果将军不想和我们吃饭的话,他大可以取消今天的安排,但我不会这么做。少校看上去非常烦恼,因为他负责安排了这次会面,但这整件事就像个陷阱一样让他无所适从。他害怕那些风头正劲的初级军官会冒犯或侮辱我们,也害怕我们以同样强势的态度回敬他们,当然这样下去只会变成一团糟。然而,将军的态度虽然强硬却也不失礼貌,他的参谋长可能因为烦恼而心不在焉的,最终并没有发生什么麻烦事儿。我们在将军的指挥部讨论了食物补给的运输问题,他同意下达命令:除非是紧急的军事活动所需,军队应给予我们的粮食补给列车以优先通行的权利。他的确下达了这一命令。将军建议我们说服法国人民从前线搬离,至少搬离十到二十英里的距离。在前线生活的人民常常被战火伤及。我们向他保证,两年以来我们一直在尽全力这么做,但是法国农民和村民对他们家乡和居所的依恋实在是太过强烈,我们将他们带离前线之后,他们又忍不住逃跑、回到原地。出于对他们处境的担忧,后来我们只能拒绝为他们提供食物,除非他们答应我们离开前线的居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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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杭特伦将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一个非常智慧的人,他一点都不像我们常常见到的那些普鲁士军官。之前盟军发表了多篇报道,谴责他的军队朝兰斯大教堂开枪。他非常憎恨盟军的这种行为。他说那些宏大的教堂都是世界的文化财产,但是法国军队常常把教堂的塔用来观察敌情。德国的炮兵偶尔经过这些教堂的时候,会发一个小的炮弹来警告他们。很明显,这个方法并没有起到效果,因为两年之后,我发现那个大教堂几乎已经被摧毁了。将军用一种客观的方式来看待这场战争,然而他还是深信英国正在企图毁掉德国,他们的民族已经走投无路了。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在战争双方的前线工作,在我看来,这一种想法却是两方士兵都拥有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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