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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冯·比辛先生——比利时长官该对卡维尔小姐那次残酷的处决负责任。但是后来经确认，我发现冯·绍瓦斯拜克将军才是处理那次死刑的长官，当时他是临时的军政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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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用含糊不清的口吻独自说话的时候，我有了一个想法。很明显，冯·绍瓦斯拜克将军并不喜欢中立世界对他的那类评价。而我们的救济会似乎已经没有了继续下去的可能性。我对凯洛格博士说，我想要向冯·绍瓦斯拜克将军就救济会的问题做进一步的阐述，我希望凯洛格博士能够将我的话原原本本地翻译给将军听。我的观点是，德国当局所做的粮食数量的结论实际上会导致成千上万人的死亡，这些人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孩子。因为冯·绍瓦斯拜克将军是负责这一事件的官员，如果成千上万人因这一结论而死，那么在卡维尔处决事件后，在全世界面前，他作为“怪物”的形象就会无限扩大、无限黑暗。我详细阐述了我的观点，我所说的这一形象并不单单指冯·绍瓦斯拜克将军，更指向所有的德国军队。我越说越激动，我反复强调这一观点，以至于凯洛格博士有点犹疑不决，他不知道应不应该将我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将军。但冯·凯斯勒少校告诉我他可以充当翻译官的角色。而且他将我的话原原本本地翻译给将军听，没有任何保留。看上去，少校先生一整日都站在我们这边和我们共同战斗，他没什么幽默感，只是严肃地参与着这一切。将军并没有马上做出回复。突然，他说他从我所说的话中感受到了些什么。我也不知道，他最终是被什么感动的——是我的威胁，还是威士忌，是他的悲伤，抑或是人道主义的感染力。他指示冯·凯斯勒少校通知莱瓦尔德，他认为这次的谈判协商还需继续。如果对方愿意负责并且解决这一问题，他会非常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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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达成一致后，我们很快与冯·绍瓦斯拜克将军分开，与冯·凯斯勒少校一同前往内阁部门。莱瓦尔德部长在听到冯·凯斯勒少校带来的委任消息时，似乎安心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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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小时之内，我们找到了解决的方法，但前提是，我们必须降低预估的粮食数量以“保全德国军队的面子”。莱瓦尔德部长说他会起草一封信件，让我们稍作等待。当我们收到草稿文件的时候，它很明显是一份做出版用途的文件，因为其中的三分之二都是对英国的控诉和轰炸，谴责英国粮食封锁对德国的妇女儿童造成的残忍影响。我建议他换一行在最后三行中清楚声明，我们并非他谴责和控诉的对象。他用了一会儿时间研究了整篇文件的内容，然后幽默地表达了他的意思，他的话大概是这么说的：“总之，让我们把那个部分全部删掉吧，反正我们是要用子弹去回敬英国的。”在这之后的一个小时之内，凯洛格博士和我匆忙离开了柏林，因为我们担心军队中反对我们的人会试图将这份文件召回，然后篡改一些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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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因为英国军事当局对德国军队接受我们估算结果一事表示非常愤怒。但是又一次，我们忠诚的朋友——外交部的尤斯塔斯·佩尔西勋爵安抚了这头狮子的情绪。事实上，最终我们得到的粮食数量甚至超过了德国人能够从法国农民那里收集起来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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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的一天，我在那慕尔（比利时省名）处理一些救济会的杂事。为了理清其中的纷乱，我必须拜访该省的主管——一位德国陆军上校。巧合的是，多年以来，他一直是美国一家大规模制造公司的重要员工，战争爆发的时候，他被召回德国服兵役。在我们解决问题之后，他提到一位受伤的英国军官——一位陆军少校——正在当地的德国军方医院慢慢死去。他说这位军官非常渴望有人能够给他在英国的父亲带去他的口信。这位陆军上校建议我去见见他。于是，我前往军方医院拜访了这位英国军官，记下了那些温柔、私密的口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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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回到伦敦的时候，我把这些口信带给了埃德加·里卡德，让他找到这位军官的父亲并传达这些消息。那位年迈的绅士在听到这一消息后非常悲痛，他对我们的行为表达了诸多的感谢。但在几个礼拜之后，我又一次拜访了那慕尔，那位德国长官回想起这次事件，告诉我军方医院的外科医生给那位英国军官做了一次手术，尽管成功的概率很小，但那位军官还是奇迹般地康复了，几天之后，他被送往一处战俘集中营。待我回到伦敦的时候，我让埃德加把这一令人高兴的消息带给军官的父亲。毫无疑问，那位年迈的绅士感到非常震惊。更甚者，他义愤填膺地说：“你们这群美国佬，你们可能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玩笑，但你们知道吗，我们刚刚给我儿子办了一个追悼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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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末，我前往德国军队在沙勒维尔的指挥部，与凯洛格博士一同参与了关于军方区域内运输货物问题的讨论。在某些军方区域，我们的货物运输遭到了频繁的滞留问题，而在我们看来，军队行动完全不需要对运输进行如此多次数的滞留。在沙勒维尔指挥部，我们受邀在员工食堂吃饭，当时在场的有冯·弗莱塔格将军、新上任的军需处长和许多次要的人物。在谈话中，有些人向我们问起美国人所谓“德国军国主义”的意思。后来，凯洛格博士出版了一本名为《指挥部之夜》（Headquarters Nights）的小书，在书中他记录了那些充满激情的、有关军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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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访问中，温哲思基伯爵和冯·凯斯勒少校向我们表达了他们的想法。他们认为，如果那些负责指挥军队的主要将领们和我们有一些私下的交往和接触，我们在粮食运输过程中遇到的障碍就会消除不少。他们为我们和冯·杭特伦将军安排了一次饭局，地点是冯·杭特伦将军在塞丹的指挥部。德国人安排了车辆接送我们，我们到达的时候他们安顿我们在某个法国人的故居住下。很快，温哲思基伯爵就到了。他的表情十分严肃，五官都紧紧地皱在了一起，他说冯·杭特伦将军和他的参谋们刚刚接到了最新的消息，美国威尔逊总统尖刻地在媒体前指责德国暴力、尚武。他以为我们听了这话会坐立难安并且马上灰溜溜地逃走。我却告诉他，如果将军不想和我们吃饭的话，他大可以取消今天的安排，但我不会这么做。少校看上去非常烦恼，因为他负责安排了这次会面，但这整件事就像个陷阱一样让他无所适从。他害怕那些风头正劲的初级军官会冒犯或侮辱我们，也害怕我们以同样强势的态度回敬他们，当然这样下去只会变成一团糟。然而，将军的态度虽然强硬却也不失礼貌，他的参谋长可能因为烦恼而心不在焉的，最终并没有发生什么麻烦事儿。我们在将军的指挥部讨论了食物补给的运输问题，他同意下达命令：除非是紧急的军事活动所需，军队应给予我们的粮食补给列车以优先通行的权利。他的确下达了这一命令。将军建议我们说服法国人民从前线搬离，至少搬离十到二十英里的距离。在前线生活的人民常常被战火伤及。我们向他保证，两年以来我们一直在尽全力这么做，但是法国农民和村民对他们家乡和居所的依恋实在是太过强烈，我们将他们带离前线之后，他们又忍不住逃跑、回到原地。出于对他们处境的担忧，后来我们只能拒绝为他们提供食物，除非他们答应我们离开前线的居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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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杭特伦将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一个非常智慧的人，他一点都不像我们常常见到的那些普鲁士军官。之前盟军发表了多篇报道，谴责他的军队朝兰斯大教堂开枪。他非常憎恨盟军的这种行为。他说那些宏大的教堂都是世界的文化财产，但是法国军队常常把教堂的塔用来观察敌情。德国的炮兵偶尔经过这些教堂的时候，会发一个小的炮弹来警告他们。很明显，这个方法并没有起到效果，因为两年之后，我发现那个大教堂几乎已经被摧毁了。将军用一种客观的方式来看待这场战争，然而他还是深信英国正在企图毁掉德国，他们的民族已经走投无路了。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在战争双方的前线工作，在我看来，这一种想法却是两方士兵都拥有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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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有大量的文学作品激烈地抨击着德国军队在比利时和法国的暴行。很多情况下，这些文学作品都是用作宣传用途的。甚至连布莱斯勋爵（1838—1922，英国政治家、历史学家）都被卷入其中——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整件事情的范围和影响力。有一天他邀请我和他共进午餐，并且极力劝服我提供一些可供他发表的言论。作为一个明理之人，他最终理解了我的立场，如果我发表了这样的言论，那么我就无法再在德国统治的地区继续救济工作了。然而，我从未预想到个人的愤怒或残忍能够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德国军队的上级官员下令采取了一些令人震惊的措施——大规模地屠杀迪南特和塔米纳斯的平民俘虏、烧毁卢万的所有村庄、图书馆和圣皮埃尔教堂就是很好的例子——对我来说，情况简直不能再糟。在迪南特的残忍屠杀事件中，牵涉在内的德国陆军上校被开除了，德国为此专设的调查法庭对这一行径进行了激烈的谴责，所以说并非所有的德国人都赞同这一做法。在我看来，每一个军队都有一部分有犯罪思想、犯罪倾向的人，而在战争中，为了将士兵们的灵魂升华至理想主义领域，他们对道德限制的废除和冲破很少被关注或计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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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险年代（美国总统胡佛自传） 第二十章 美国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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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2月的英国谈判之前，我开始与佩奇大使着手讨论和处理我们与交战国政府联系和谈判活动的全部问题。作为我们的赞助人和保护人，美国大使馆的大使和员工们不厌其烦地应对我们带来的麻烦——预约会面、参加会议、拿到签证、轮船运输以及其他无数个细节都需要和他们谈论才能做出决定，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要一起参与与高级官员的主要谈判活动。我认为，我应该与政府官员和大使建立直接的联系，当事情出错的时候这样的直接联系会起到很大的作用，佩奇先生和西班牙、荷兰的大使们立刻对我这一想法表示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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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委员会一位成员因被辞退而心怀愤恨，他向美国国务院递交了一份正式的投诉信，举报我经常违反美国政府于一百年前制定的罗根法，该法规定只有总统和国务卿才有资格谈论对外政策，如果普通公民与外国政府进行政府事务的谈判，即被视为犯罪。他在投诉信中还指出，我们通过这一组织与欧洲产生了许多的交集纠葛，而这样的行为违反了乔治·华盛顿先生曾经颁布的禁令。我知道国务院完全了解有关委员会的所有事情，因此我完全没有将他的投诉放在心上，直到豪斯上校告诉佩奇先生，参议员洛奇先生正在对此事进行调查，并准备对我和我们的工作进行打压，因为我们的工作违反了美国的法律，使美国危险地“卷入”了混乱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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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让我们的组织长久地生存下去，它在美国乃至全世界的公信力和信誉就必须得到维持和保存。在这一领域，我们的工作牵涉到的是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安全。我十分害怕这样的事件，因为洛奇先生已经下定决心打压我们，他完全可以利用耸人听闻的媒体报道让我们受到来自中立者的伤害，而这些伤害都是无法挽回和补救的，这样的事件更会让英国和德国的军事团体得到攻击我们的武器。我可能有些担忧过度了，但在约翰·怀特先生（他当时是我们纽约办公室的主管）的催促下，我乘船前往纽约（1915年5月7日）。我即刻咨询了美国联合通讯社的总经理梅尔维尔·斯通先生，他赞成我的观点——洛奇先生对我们的打击将会对我们的声誉和慈善事业的进度造成很大的伤害。他很快接手了这一事件，第二天晚上，他设晚宴邀请了纽约所有主要的出版商或编辑以及其他通讯社的领导人。我向他们描述了救济委员会的运作方式、成立发展历程和我目前遇到的困难。纽约《世界》（World）杂志的弗兰克·科布先生做了简要的“评论”，大致意思是说一百多年以来，美国难得有我们这样的慈善团队，美国应该以我们的所作所为而感到骄傲，他确信这个团队一定能在他之前处理好所有类似的小问题，用精彩的反击来让那些人哑口无言——所有人都鼓掌称赞。我则认为我们的处境有点像恺撒之妻（因遭人怀疑有罪，被恺撒遗弃。在恺撒看来，作为他的妻子，行为引起别人怀疑也是不应该的。指不应当受怀疑的人），此时，正当的防卫是应当的，但我想要的是停止这种攻击，最好的情况就是，如果有人让参议员洛奇先生知道了人们的态度，他就会停止这一切。斯通先生也赞同这一做法。第二天早上我前往华盛顿与国务卿兰辛先生见了面。他是这样问候我的：“你的灵魂是否已经做好了准备，迎接那一千年的牢狱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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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盛顿的这次拜访中，兰辛先生向我引见了内务部长莱恩先生和农业部长休斯顿先生，兰辛先生认为他们会是我很好的顾问和咨询师，我从他们两位那里得到了很大的鼓舞。从那时开始，我就与他们建立了一生的友谊。在他们的建议下，我制订了一个需要威尔逊总统配合合作的计划。随后，莱恩部长就带领我去面见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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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先生颇有兴致地听我说完了我的困难（因为他讨厌洛奇先生），在谈话中我看出他对我们在欧洲的工作有充分的了解。我建议道，如果他愿意在美国任命一个出色的委员会来代表我们，那么我们委员会的声誉就会大大提升，而且也会把眼前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总统以非常慷慨大度的态度回应了我的建议。他发布了一个公共声明，大加赞扬了我们的委员会，并宣布将选出一批背景无疑的人成为“纽约咨询委员会”的成员——例如美国轮船发明家罗伯特·富尔顿·卡廷、担保信托公司的董事长亚历山大·亨普希尔、纽约信托公司董事长奥托·巴纳德、纽约主要民主党人士S．R．柏特龙、前共和党商务部长奥斯卡·施特劳斯，以及我们自己的员工梅尔维尔·斯通和约翰·怀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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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通曾经告诉过我，在总统先生下发声明之后，洛奇先生更加激进地打压我们的事业。因此我决定，亲自见参议员一面，当面和他谈谈。我前往波士顿与他见面，而他迟迟不肯现身，直到我们约定时间过去一个小时之后。他的办公室并没有其他的拜访者进进出出，我想他只是想给我们个下马威。见了面后，我尚未开口，他就抛出一种“年轻人你什么意思”的冷漠氛围。他说，他知道我们所做的全部事情，还问我，我作为一个美国的平民百姓，凭什么和交战国政府制定合约，他问我知不知道这样的行为会把美国卷入争议，卷入一个危机四伏的局面。他接着说，可能我不知道法令全书里面有这样一本法律规定美国公民的这种行为是应处监禁的罪行。我回答说，我知道有这一法律，但是我们的工作是得到美国外交大使的赞助和批准的，而大使们与这件事的联系也是得到政府的许可的。我还回答说，其实交战国政府与美国政府并不存在什么合约或协议，和交战国政府唯一有联系的就是我们这个完全中立的个人组织。更重要的是，其他一些重要的中立政府也是我们的赞助人，我们的行为都是经过他们的批准的。洛奇先生坚持认为，即使这样，我所处的领域对于个人来说还是太过危险，他并不赞成我们政府哪怕是在道德上牵扯进这样的事情，而在他看来，实际上这样的行为已经修改了国际法关于运输封锁和战争的相关规定。我向他说明，假设他的理解都是有据可依的，我也确信美国人民不会反对我们拯救一千万人民性命的行为，即使我们的方法并不得到认可。为了支持这一想法，我提到了斯通先生为我安排的新闻发布会。他问我谁出席了那次新闻发布会，而我很乐意地告诉他，我从出席人员和媒体那里得到了特殊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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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会面之前，参议员得到的消息看来是错误的。会面后，我自信地离开了波士顿，因为我确信一切都已经办妥了，不会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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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得到了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邀请，他邀请我在蚝湾酒庄吃午饭。这次午宴是斯通先生促成的。当时我已经与他最好的朋友——参议员洛奇先生谈妥了这件事，更重要的是，美国政府已经向媒体发布了威尔逊总统赞扬救济委员会的声明，因此我觉得这次午餐会面并没有新的进展可以期待。但是前总统却告诉我，如果民主党给我带来任何麻烦，他都愿意为我出面“去找他们”。我告诉了他我和洛奇先生的谈话。他大声地笑了起来，他说洛奇可以从任何细枝末节处看到美国与欧洲的“牵扯”，但是“我会抓住他的双手、控制住他”。他还让我放心，让我无须担忧洛奇会突然爆发。“对任何一个政治官员来说，他在办公室表现出的勇气都要多于他在媒体报纸前表现出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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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先生和我聊了一整个下午——我的其他安排不得不泡汤。从那时起直到他过世，他一直是我最温暖的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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