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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我们的家庭活动路线和往常一样不太稳定。冬天的时候，太太决定和我一起待在英国伦敦，不回加利福尼亚州了。然后她还决定将红房子作为食物补给处对外开放，让那些来来往往需要救济的人可以随时在这里得到食物。同时，她成为了于佩恩顿建立的美国妇女医院的主要组织人之一，还承担了该医院的管理工作。在战争时期，这家美国妇女医院曾为千千万万的英国伤者提供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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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末，太太必须回家照看儿子们。在那里的几个月时间里，她和校园里的年轻人一起参与了各种各样的活动，像是去约塞米蒂国家公园和一些山区野营旅行，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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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10月的时候，我必须到纽约了解并处理救济会在美国这边的运作情况。太太和儿子们在那里和我会合。随后，我们于11月9日一起乘船前往欧洲。我和太太两人并不想暂时中断儿子们的学业，但是在战争时代，我们不想和他们一直分开，如果让我的妻子不停地在大西洋两岸穿梭来履行她的两份工作，她会非常辛苦。战争时代，海上的船只也并不安全。无论如何，孩子们至少可以得到一些遥远的战争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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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末至1916年初，比利时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因此我将所有的精力投入在比利时的事务中，无暇他顾，甚至都无法为伦敦提供任何充足的服务——无论是作为一位工程师，还是作为一名主管人——更不要说关心美国、墨西哥、南非和俄国这些地方的矿藏了。正是如此，我在伦敦的员工们都肩负着额外的责任。在那些企业中，他们渐渐培养出许多的领导者品质，而我的美国员工们则更加游刃有余地继续处理纽约和旧金山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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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个月的时间里，我一直在纠结我该不该完全放弃我的工程实践。要赢得一个更好的未来，工程经验是我强大的优势，我的商务联系也能助益我的事业，应该说，这是我要牺牲的最后一个对象。更重要的是，考虑到我十分熟悉世界上的原料来源，作为工程师的我能够在战争中不断遇到巨大的商机。然而，我只能选择一样。因此我断绝了所有的商务联系，只保留了缅甸铅矿董事会的成员资格——我个人对这个矿藏非常感兴趣。我在其他方面的兴趣很小——工程师的费用是按照收益的百分比来计算的——因此我将这些会分散注意力的东西全部清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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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我们的家庭生活又一次在很大程度上脱了节。其中一段时间太太和孩子们留在了伦敦，而我却鲜少有时间待在那里。太太依旧承担了很多的救济会职责。她和其他美国妇女成立了一个编织工厂，让英国那些因为战争而失去物质支持的妇女能够通过工作来养活自己。她们的产品主要被分配给贫困的海员和士兵。她们还为受伤的士兵们提供康复服务，为那些士兵们的妻子提供救济服务，因为这些女人在很多情况下并不在那些已有慈善机构的救助范围之内。她们的组织有个有趣的名字——美国妇女经济救助委员会。然而，太太最伟大的一项活动就是与其他人共同创立了佩恩顿妇女医院。这家医院一直由美国人资助、管理和经营，直到战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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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们的儿子们则在附近的一家小规模的私立学校上学，很快他们就完全掌握了牛津那样的英文口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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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德国人开始用齐柏林飞艇向伦敦投射炸弹了。一天晚上，在一次突袭中，一个炮弹降落在我们周围，发生了剧烈的爆炸。太太赶紧往孩子们的房间跑去，想将他们从床上拉起来，赶往地下室避难，但是，床上空空如也。我们焦急地在整间屋子里搜寻，从阁楼到地下室一遍一遍地找，都找不到我们的孩子。突然我想起来，他们这两个顽皮的孩子偶尔会搭一个爬梯从阁楼的天窗爬到屋顶。我推开阁楼的天窗，就发现他们正平静地观察着四处搜寻的探照灯和正在战斗的飞艇。我和妻子决定加入他们一起观察四周，我们看见一架齐柏林飞艇在伦敦北部坠落，火花满天。我们在心中记下了那个方向和大致位置，等天一亮，我们就开车前去搜寻飞艇的残骸。在一位友善的警察的帮助下，两个孩子都得到了齐柏林飞艇珍贵的残骸部分，他们高兴地带着这些纪念品回家了。几年以来，尽管这些物件跟我们家里的其他物品不太搭配，我们还是一直保留着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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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这样的原因，以及我不得不花三分之二的时间待在欧洲大陆上处理事务的现实，还有我们希望孩子们逐渐改掉他们的牛津口音并深刻领会美国生活方式的愿望，太太决定带着他们离开伦敦，回到加利福尼亚。当她离开红房子，准备前往火车站的时候，我们有点伤感地说，也许这就是我们最后一次看到这座房子了——事实的确如此。整间屋子，包括它那个古雅有趣的花园，地处一个伟大城市的中央，它凝聚了我们许许多多的情感，许许多多快乐的会议，还有许许多多令人兴奋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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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伦敦，我们常常会有一些拜访者，就像爱德华·M．豪斯上校，他每年都是我们的座上宾。他常常代表威尔逊总统访问欧洲，还常和我待上好一段时间。我对他来说，有点像是军队里面的警戒哨兵。事实上，几乎没有几个美国人像我一样，常常从一条战线移到另一条战线，还和那些高级的官员有频繁的联系。尽管我的工作需要我忽略军事事务，但我不可能完全对运作中的政治力量装聋作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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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14年以来，威尔逊总统就一直想要找到一个让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依据和理由。因此，我经常向豪斯上校提供相关的备忘录和其他信息，以期发现实现和平的可能性。这些信息与我当时的笔记整合起来，可以总结为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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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豪斯上校完全不了解英国的政治情况，也不了解战争中四处征战的军队。威尔逊总统和上校两人都生活在远离地表的平流层，因此他们对地面上发生着的战争知之甚少。他们想要通过谈判协商来促成和平，但他们只知道说些类似“无苦痛的和平”“国家的解放”“公正的和平”的伟大词句，看似大义凛然，实则没有意义。他们推崇某种“国家之间的联合”以保持永久的和平。很明显，他们并没有想到，欧洲并不害怕血流成河的战场，也没有想到，欧洲真正应该意识到的是，它正处在悬崖的边缘，准确来说，是欧洲的文化正悬在深渊之上，要如何保存这些珍贵的人文文化才是欧洲真正面临的难题。威尔逊总统和豪斯上校似乎认为，国家的领导人私下里可能明白这场战争最终将会成为一场僵局，既然终会如此，为什么现在不终止它呢？但这些想法都是不切实际的。残酷的现实是，战争双方的国家领导人并不认为这场战争会成为一个僵局，他们急切地想要胜利。他们渴望拥有统治世界的能力和新的疆域领土。每个国家的群众们都相信，他们的战争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家园，他们必须战胜和报复如狼似虎的敌人，让敌人完全补偿他们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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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威尔逊总统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他似乎并没有认清现实——欧洲的军队是由不同民族人民组成的，他们之间差异极大，但他们组成的军队提炼了所有民族的风俗和文化，更集合了这些民族几个世纪以来积累的危险、野心、委屈、恐惧和憎恨。这场战争不是一次偶然的事件，而是整个欧洲几百年传承带来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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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办公室的人员当然都想要讨好豪斯上校，他们在这方面都受过很好的训练。协约国阵营希望美国能富有同情地给予资源上的帮助，更希望美国能够加入他们的阵营，向同盟国宣战。而德国人则希望美国保持中立，以避免美国向协约国提供帮助。他们甚至想要在我们和协约国之间制造矛盾。因此，双方军官虽然非常尊敬地聆听了豪斯上校的建议，却并没有真正付诸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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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中，一个有组织的力量在美国涌现，他们呼吁通过和平谈判来结束战争。面对他们强烈的呼声，威尔逊总统面临着负责“斡旋”的巨大压力。很多在外奔波的美国人都有这样的想法，他们前来拜访我的时候，似乎觉得我已经愚昧得无可救药了，因为我没有大声地呼吁“和平！我们要和平！”这些激烈的情感终于在亨利·福特的“和平”号出征时达到了高潮，这艘船的乘客们信誓旦旦地说“要在圣诞节之前把孩子们从战壕里救出来”！后来在荷兰，我看到了这些好心人，我发现他们正在承受梦想破灭的悲伤，不知他们歇斯底里的快乐是否与“和平鸽”一起到达了“孩子们”所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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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豪斯上校想出一个主意，他认为美国总统应该提议一个达成和平的确定期限，然后将我们的筹码抛出，如果一方接受了美国提出的期限，那么美国就站在他那边，与拒绝接受这一期限的另一方对抗。威尔逊先生似乎并没有完全接受这个想法，但不管怎样，豪斯上校又一次来到欧洲探索可行的和平方案。他于1月抵达欧洲，然后参与了伦敦和柏林举行的讨论会。他建议规定解放比利时、归还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以及割让达达尼尔海峡给俄国等事件的确定期限，同时他还提议成立一个“国际联盟”，并进行大范围的裁军。豪斯上校告诉爱德华·格雷先生说，如果德国仍然顽固、冷酷地拒绝他的提议，美国将“很有可能”加入协约国的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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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事件又一次证明了，威尔逊总统和豪斯上校完全不切实际。协约国从来就确信，美国永远不会站在德国那一边。他们相信，未来罗马尼亚将会加入协约国的阵营，而他们也精心策划了夏日里对东西两边敌军的攻击，有利的局势和绝妙的进攻绝对会让协约国取得胜利。所以，他们委婉地拒绝了上校先生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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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豪斯上校讨论的时候，我向他展现了整场战争的另外一幅景象，而这种现状正是豪斯上校计划注定失败的最重要原因。随着这场战争的缓慢进行，越来越多的人名出现在了死亡名簿上，平民百姓正在承受越来越多的痛苦和折磨。因此，在老百姓的心中，憎恨正在缓慢地生长，而他们的这种恨从未在战争中得到过补偿。事实证明，整场战争激发了全部的憎恨。过去的大规模战争都是由士兵们出战的，而这一次战争却在很大程度上将矛头指向了平民百姓。在过去的“文明战争”中，一群勇敢的人和另一群勇敢的人打仗。这样的战争有一定程度的骑士精神和运动员精神。纵观大局，平民们并没有在这样的战争中受到攻击。现在协约国对德国水面船舶进行的粮食封锁已经将憎恨延伸至每一个饥饿的家庭了，这种憎恨会在他们每天三餐的时间触发，甚至会时时刻刻打击着他们的心灵。而德国人炸毁轮船、空投炸弹的行为，更是让那些水手和乘客丧失生机，让英国小镇上无辜的妇女和孩子生出前所未有的憎恨，而这种程度的憎恨，在过去的英国人身上是完全不会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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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坚定地认为，协约国和同盟国双方的人民已经因为战争而产生了激烈的恨意，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家能够说服他们接受和平谈判所意味的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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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美国呼吁和谈的激烈运动还在继续，美国驻各交战国大使馆面临着群众不断施加的压力，这种种终于让欧洲交战双方领导人在1916年9月爆发。劳合·乔治、布赖恩德、阿斯奎特、贝斯曼·霍尔维格以及他们所有的部属都义正词严地发表声明，谴责任何形式的和平谈判。他们得到了媒体的热烈欢呼。然而，威尔逊总统还在筹划更多的努力，甚至都没有人能意识到这个错误而劝阻他进一步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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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需要提一下，在这段时间，考特尼勋爵和拉姆齐·麦克唐纳先生是我们主要来往的熟人（和朋友）。他们都反对英国加入战争，当然，他们都因为战争而失去了公共生活，只能在每个街角低声咒骂。我在家设宴，将这两位先生引见给豪斯上校，但他们只是礼貌性地和上校握个手，没别的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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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结束后，英国人开始意识到英国的没落，并逐渐发现了麦克唐纳先生的品质。他做上了英国首相，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和他一直有很多交往。他是一位天才的演说家，是一位充满良知的善心人，在谈判中他能展现出惊人的能力，他也不会装腔作势地端架子，是个没有架子的行政官员。我相信，我对他的评价是十分中肯和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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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12月末，很明显，尽管交战双方都在军事上下了不少功夫，但他们却没有得到任何好处或成就。威尔逊总统总是希望交战国家可以多从理性角度而非感性层面出发思考问题。更重要的是，美国如果加入战争，那么即将发生的危险将会不断增加。停止战争明显是将美国排除在战争之外唯一可行的方法。12月14日，为向美国人宣传停战的决定，德国人升起一个和平气球。12月18日，威尔逊总统向交战国送去一封雄辩滔滔的信件，要求交战双方都向他确定一个和谈的期限。他再一次声明，他希望能够为和平谈判提供足够的共同依据。英国人和德国人都因此勃然大怒。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中，两国都回复了威尔逊总统的信件。但事实上，在和平谈判这件事上，根本不存在什么共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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