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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比利时国王和比利时政府多次邀请的回应，我于1938年再次访问了比利时。二十年后再在另外一个地点处理与此次访问相关的事项，看似与救济会无关，但是我还是会触及与救济工作相关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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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触动我回忆的事件是在这次访问的初期，在我出席位于杜维尔酒店的公务接待的时候发生的，这次接待是由我的老朋友，市长马克思主持的。在1914年，德国占领布鲁塞尔之后，他成为了市长，那时我与他有很多事情要做。一年以后，因为对市长的领导不满，一个德国军官和他的助手到市政厅寻找马克思。德国军官解下了他的两把左轮手枪，将它们放在会议桌上，不是为了卸下它们来减轻重量，就是在为谈判做准备。马克思肃然地拧开了他的钢笔并且将钢笔放在了左轮手枪的旁边。不久之后，他被带去一所德国监狱——但是在1918年德国投降之后，他于同年被释放，并且再次当选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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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触动人心的是，这次会议邀请我们曾经在比利时参与救济工作的老委员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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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我在内，这个组织是由委员会中美国的领袖们组成的，超过90位比利时成员，他们分别代表政治、宗教、经济和地理界。在那些绝望的日子里，这个委员会使得比利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团结程度。除了现实的进行工作分配，它给民众提供了一个伟大的精神和道德凝聚点。美国的成员，屹立在委员会和德国之间，阻止了比利时无数悲剧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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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全体成员在四年的战争期间每月会面一次。见面地点是一家大银行之一的会议室。细致的比利时人将会议室的每个座椅都标上了每位成员的姓名。1919年8月，是我们解散前最后一次会面，自此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即使是为了社会目的。在此期间，主席埃米尔·弗兰奎去世了。但是依据旧协议中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副主席埃米尔·詹森和秘书凡·布里召开了这次特殊的会议。美国人中，哈勒姆·塔克、佩兰·盖尔平、米勒德·谢勒和我出席了会议。我们都坐了我们的老位置。现任主席是个感性的人，他的情感占据了主导地位，宣布当天的会议议程只有三项：在座成员点名、纪念已逝亡者以及重温在审判时期建立起来的友谊。我很少再有如此有感触的时候，尤其当我听到点名的时候，时不时的“已经去世”代答的声音响起的时候。超过三分之一的座位是空着的。许多座位上的人已经在时光的催促下衰老，此情此景下，那么多人的离开，让他们所有人都沉浸在哀伤的情绪里。在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战争期间，我才四十出头，而我的比利时同事们已经是由年长我二十岁的老一代组成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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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里的每一篇文章、每一个字都让人不禁想起过往的记忆，那些人在那样伟大的日子里有过伟大的行动。在某种程度上，一种为人类奉献的至高无上的精神感染了整个房间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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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甚至感动得连话都无法说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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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久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了，并且德国第二次包围了比利时。但是英国是不允许战争救济委员会的成立的。没有任何保护措施，那时候的比利时人民遭受了德国极其可怕的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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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险年代（美国总统胡佛自传） 美国食品管理局 1917—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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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 政策和组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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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1917年5月5日抵达华盛顿。威尔逊总统在同一天要求我加入他的战队。四天后，美国食品管理局成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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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工作一点都不轻松也不浪漫。1916年和1917年谷物的歉收令我们十分苦恼，因为谷物的歉收，在战争初期的十五个月内，我们没有任何的剩余用来出口。在讨论我们的组织之前，我首先描述了我们最初决定的政策，后者自然而然地就优先于前者进行论述。尽管没有事先制定详细的政策，但是主要的原则在几周内就已根深蒂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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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确信，美国的问题和欧洲的问题是截然不同的，美国的现实并不适合采用我曾经在比利时或者其他联盟国家中创新使用过的抑或是试验过的许多方法。然而，由于熟知欧洲政府食品管理部门的一些试验和错误，这种熟悉感对于我们而言是一种巨大的优势——尤其是那些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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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大陆和西印度群岛每年能生产足够我们自给自足的食品，并且有富余。尽管来自南半球和印度的一些食物是可以提供给我们盟友的，但是他们在战争期间没能掌控足够的船只来搬运食物，同时，他们的船只也不支持航行时间比从欧洲到北美耗时多两到三倍的海上航运。此外，这些较长的航线可能让他们处于德国潜水艇的威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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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来讲，五千吨位的船可以从北美运输一万五千吨的货物，这和从澳大利亚运输的一样多，也可以从阿根廷运输一万吨的物品。我们存在的困难是从美国、西印度群岛和加拿大尽量挤出足够多的食品用于出口来弥补我们联盟国家和中立国家的巨额财政赤字，使其对我们国家的经济干扰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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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政策的提出源于威尔逊总统个人对于为新战争机构创建董事会和委员会的偏爱。威尔逊总统就像每一个真正的民主党派一样，希望能尽量避免任何独裁主义。但是这个主意使他成为战争初期联盟军分裂的主要责任人之一，当其他美国部门采取这一政策之后，使得行动被拖延甚至搁浅多月。通过观察联盟军失败的过程，我认为关于食品问题，必须是一个领导来指导解决问题，并且他的权力必须大到能够从头到尾完全领导食品管理的每一步骤。这就涵盖了所有直接或者间接的政策，这些政策包括生产、农业政策、食品存储、出口、进口、为我们的军队以及联盟军购买食品、定价、定量配给、食品处理、供销商以及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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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逊总统提议建立董事会，这样就可以防止独裁统治的发生，同时又可以协调各部门和民用机构的关系。毫无疑问，他的思想已经受到了各大报纸“食品独裁者”和“食品沙皇”大标题的影响，正是这些标题欢迎了我的到来。他同时也担心我掌控战时农业政策的渴望会和美国农业部的理念产生冲突。对于他的担忧，我是这样答复的：第一是我认识秘书大卫·休斯顿，他会同意的；第二是这样的控制权分配已经产生了摩擦，这对战争期间的欧洲是一种巨大的浪费，也是一种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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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强烈敦促，在美国，个人可以获得自愿行动的自由，这种自由是不受任何没有人情味的董事会命令的，在这次自愿行动下，可以防止我们国家士兵的普鲁士化。我强调欧洲董事会和委员会的失败就在于不可避免的摩擦、优柔寡断和经常拖延。我建议全美商业天才，甚至是政府机关，只在咨询功能、立法功能和司法功能方面提供一个负责执行的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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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我成功地说服他不在食品管理上采取董事会这一方法。很有可能他被我提出的新说法“行政主管”作为“行政机构”的首领说服了。我呼吁，这个词本身就意味着非独裁，这一想法是相互协调和行政领导。我相信，这是这个标题首次被应用到公共职能中。威尔逊总统经过千思万虑之后，最终同意了我的提议，因为他已经设立了所有的战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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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第二政策是有关于内部组织的。对于我们食品管理局的一些相关人员，他们在华盛顿的部门已经习惯了的初步精神练习之一就是用圆形、方形和收敛线制作“组织图表”，这种图表可以非常精准地展示所有的从属关系。其中一些人认为如果没了这种图表，我们就对要做的事情无从下手。最后，在我们初期的会议上，我提到如果我们继续画这样的组织图表，我们以后的每天都要花费一上午的时间来校正图表。我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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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紧要的组织，这同时也是一种新型的操作。每天我们都会遇到新问题。因此，我对于这个组织的想法就是评估出问题的大与小，将问题发送到全国中最懂得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男士或者女士手中，给他一间房间、一张桌子、一张椅子、一支笔、一张纸以及废纸篓——以及让其他人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的命令。一旦这个问题已经被解决，我们会发现还有更多的问题待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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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我们招募男士和女士，对问题进行概述，然后让他们着手考虑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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