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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大部分的美国媒体都不乐意接受救济敌军国家的这个主意。欧洲联合媒体更是强烈反对这一主张。战争的恨意很难消减。现在，饥饿作为一种总体的惩罚手段却可以合理平息人们心中的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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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抵达欧洲的那天，英国食品部门的约翰·比尔爵士拜访了我，他强烈表示，我不应该继续公开讨论食品封锁的事情，因为他们都反对解除封锁，他们希望德国能够“得到点教训”。我立刻向他和其他官员重申了我的看法，包括充分谴责了他们继续对中立国和已解放国家进行粮食运输封锁的行径，而在这些国家，他们甚至都没有给出类似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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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快发现，盟军政府官员彼此之间并没有达成一致。他们都在试图调解许多不同的目标。有些人的目的在于让德国人为他们邪恶的罪行付出足够的代价。他们常说：“德国人还没遭受过真正的灾难。”他们希望德国人受到适当的惩罚。有些人的目的在于建立战后对世界经济长期控制的计划，但这个计划非常不切实际。还有些人的目的就是要打破世界食品价格，在欧洲食品储存真空之前建立对价格的控制。法国人并不希望德国或其他敌军国家用任何资产购买食物，因为这些资产很有可能是德国人战败的赔偿。英国人和法国人都不希望德国在他们恢复自己市场之前介入到出口的事宜中。英国、法国和意大利都想要在和平之后几年控制德国的经济生活。粮食运输封锁的效果很好。他们都赞同继续保持封锁状态。但是由于他们目的不同，他们无法就采取任何替换措施而达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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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战之前一个月的时候（1918年10月3日），德皇退位，由巴登亲王马克西米兰充当内阁首脑即位。11月9日，这个政府被另一个更自由主义的内阁取代，其首脑为弗里德里希·埃伯特。德国人的银行储备中大约有价值6亿美元的黄金，而法国人派出士兵看守着这些储备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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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盟军国家和德国，这些事件的真相以及它们对世界和平的影响都被完全扭曲了。所以，我作为深处整个局势中央工作的人有必要澄清这些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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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粮食运输封锁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协约国打败德国，但每一个敌军士兵、每一个军需品生产者、每一个农场主、每一位政府官员及其家庭都有食物供给。唯独剩下的平民百姓只拥有少之又少的供应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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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问题还有，要采用一种较高的政治手段来对付巴黎的有害风气。没有人会为德国辩解，没有人会辩称德国的战争行径是无罪的，尤其是我——我曾经亲眼看到、亲身感受并亲自处理被压迫的比利时人民的事务。但是如果我们希望世界重归和平，就只有两个选择——要不就消灭整个德意志民族，要不就在德国开始建立并巩固民主主义的力量，以期他们能够发展成为一个和平共处的国家，成为人类家庭的一员。如果这两个选择都无法实现，那么德国就会变成有侵略天性的共产主义暴政。要在德国保持民主政体，首先要让他们成为食物供应品的主人，帮助他们巩固正在奋斗的自由主义力量。这是我们现在最迫切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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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0日，我给豪斯上校写信，解释了当时的整体情况，他当时是美国驻欧洲代表团的首领。信中部分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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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广义上讲，继续在敌军区域实施食物运输封锁已经不再有任何军事或海军价值。继续保留封锁的确有其政治价值——有助于盟军政府正确处理根本的政治问题。但是目前看来，封锁的影响主要适用于经济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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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要在敌军国家和某些其他区域维护生命的延续和秩序的稳定，首先必须为他们提供食物，其次要逐渐重新恢复他们的商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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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要供应该国所需的食品物资数量，该国也必须支付相应的钱款。但支付方式的问题也就此出现。在目前的封锁状况下，敌军国家只能用以下方式支付他们的食物供应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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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黄金的形式，或是用适于销售的抵押物实行可转让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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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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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联合政府支付这些食品物资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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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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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过出口商品来交换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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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停战协定，在道德上和常识上，我们最直接的第一步应该是允许德国立即进口食品，并出口染料和碳酸钾这类的物品。这类物品的出口对协约国的贸易是没有竞争压力的。我指出，如果盟军政府继续实施这样的拖延政策，迟早德国就会发生暴动，那么随着食物购买的延后，德国可能不得不用黄金来支付供应品的价格，而这样一来，协约国收到的赔偿就会大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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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抵达欧洲之后，派遣了凯洛格博士、泰勒博士和赖安上校到德国报告。前两位先生不仅是食品方面的专家，在战时处理比利时救济会的工作时他们还常常待在德国。而赖安上校对公共现象更是有敏锐的观察力。他们都会说德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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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向我报告，停战之后德国的食物短缺情况远比战时要严重得多。政府的干扰和分解妨碍了物资的运输。目前的政府还很脆弱，无法让农场主停止囤积食物，也无法制止贩卖食物给富人的非法贸易。人们的口粮配给量正在不断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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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还报告说，孩子们的死亡率已经上升了30％，而七十岁以上的老人的死亡率上升了33％。三分之一的孩子都因为营养不良而身患疾病。而我们最擅长的恰恰就是对儿童的救济——战时在比利时高效的食物供应控制就是最好的例子，比利时的儿童就是我们最好的证明。泰勒博士和凯洛格博士还报告说，所有工作人口的体重都低于正常水平；被遣散的军队士兵们到处抢劫农场主，到处都是各种各样的罪行；停战时期，工业几乎是停顿的，失业率非常高。中欧和东欧的整个区域，铁路的载荷下降到正常水平的40％，只有40％！这些国家都缺乏煤炭，原材料也已经消耗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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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报告说，德国的自由主义政府每况愈下，它一边面临着军事革命的危机，另一边共产主义者正在不断利用那些饥饿民众的情绪。共产主义者一直试图把握对政府的控制。在大约六个城市里，埃伯特先生和他的支持者最终用机关枪解决了这些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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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5日，威尔逊总统抵达巴黎。几天后，我给他发了一封简报，大致描述了德国危险的政治局势，并催促他立即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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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六个星期的时间过去了，我们的讨论还是毫无结果。到这个时候，我已经是孤身一人在和食物运输封锁斗争。但是万斯·麦考密克先生，我们战争贸易委员会的主席，现在也抵达了欧洲，他勇敢地捍卫我们的政策，是我们英勇的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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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9日，我听说我们曾在22日打开的一扇小门又被“砰”地一声关掉了。我随即召集巴黎不同经济组织中的主要美国成员开会。会议目的在于就如何反抗持续的运输封锁达成一致的意见。塔斯克·布利斯将军是当时美国和平代表团的一位成员，因为无法出席会议，于第二天给我寄了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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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们会冒犯某些统治阶级，但是我认为，如果我们现在以善意的名义要求他们解除对中部力量的运输封锁，我们或许可以团结全世界的情感力量。以共同的人道主义的名义，我建议我们向总统提出强烈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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