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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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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名）伍德罗·威尔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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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4月15日，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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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险年代（美国总统胡佛自传） 关于国际联盟的偶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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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2月15日，威尔逊总统乘船回到美国，海上的航程为一个月。在他离开之前，他从国际联盟那里得到了一份初步起草的合约。在他确定半终稿之前，他询问我是否阅读过联盟提议的各类组织的计划书。我曾经阅读过。我提醒他想想最高供应委员会的悲惨命运，以此来表达我的看法。那个组织曾经试图撰写一本过于详尽的章程。尽管我们从未接受那些规定或条款，其他盟国无尽的争论还是埋葬了这个组织。随后最高经济委员会取代了该组织。最高经济委员会没有任何确切的契约，只有一份公告，宣布其尽全力解决经济问题的目的，与这份公告一起的还有一份简单的成员名单。我向总统提议，这一事件给了我们有价值的经验借鉴。这件事告诉我们，如果一个国际组织的合约太过详尽，对权力的划分太过精准，这个组织就会因为权力范围和权力应用的无尽争论而耗尽自己的寿命。当它拥有这些权力的时候，如果它没能很好地执行工作，人们也会责骂它。但当它没有这些权力的时候，它反而会更有效力，因为在那个时候，它就会把精力完全放在解决紧急的问题上。通过对先例的借鉴，成功的解决方法就能为它创造最高的权力——道德权力和名誉声望。与此同时，失败的表现也不会是难以挽回的伤害。我非常勇敢地提醒他，即使当时成员如星云般繁多的“欧洲联盟”也是如此解决权力问题的——在面对重大的危险境地时才能自然而然形成效力——这样的方式避免了大范围的战争，在维也纳会议召开的一百多年以后，依然能够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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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事件的启示下，我建议威尔逊总统建立联盟委员会和立法机构，它的所在地和工作机构也应包括世界法庭。建立该组织之后，他不要赋予这个组织任何权力，但是让它拥有调查事实和阐述事实的权利。它建立的意义非常广泛，促进、协商和仲裁世界上的和平事务，在危急时刻召集相关国家参与会议，等等。但是总统的意见就像美国宪法一样是一份详尽的政治文件，在整个地球上都应得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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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总统先生的想法可能是对的，但是如果我们再做一遍，随后经验给我的启发显示，我的路线才是当时唯一实际的一条。这个组织将会避免一千个陷阱或诱惑，也确实能够保证美国的参与资格和支持。我更相信，这个组织可以提供无穷的服务。它可以治疗那些溃烂化脓的癌症，以争取未来的和平。然而，威尔逊总统认为，国际联盟会重新协调所有事，包括和平协约中盟军各国要求的经济供给——尽管那些供给量的数据非常可怕。国际联盟将会引导各国进行裁军措施，也将在法律的指引下确立自由。国际联盟将用善意取代人们心中的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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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创立国际联盟本身的时候，盟军力量已经明确表示，他们不会做出任何让步，也不会做出任何改变。他们通过有效地控制委员会——从大国行列中选出某些常任理事国，并要求对主要问题实行一票否决制——实现了这一目标。盟军各国知道威尔逊总统对联盟目标的坚定信念，他们当然不会在表面上违背他的意愿，但是他们已经在最直接的领域实施自己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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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蒙梭总理和法国人是威尔逊总统实现其对国际联盟（声称不会成为一个军事联盟的组织）理想的绊脚石之一。总统先生想要通过规定条款10来得到克莱蒙梭总理的支持。条款10事实上保证了欧洲的边界，是根据各国之间的约定而制定的。但即使是这样，老奸巨猾的“老虎”还是不能满足，这份契约也得不到法国总理的认可。威尔逊总统签署了一份分开的完整联盟合约。我不仅因为这件事而倍感困扰，更因为条款10而感到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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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中旬，威尔逊总统在美国待了一个月之后，又一次启程前往巴黎。等他抵达巴黎的时候，他发现整个和平谈判进展很不顺利。主和人士沉迷于使用古老的外交手段。如今人们甚至不会在口头上、表面上提及乃至赞同二十五点方针的精神。威尔逊总统勇敢地提出恢复关于“正义基础”的大量问题的解决方案和恢复欧洲的“新秩序”。他非常英勇地捍卫自己的想法并和他们战斗，但是他们逐渐在生理上和心理上拖垮了威尔逊总统。4月初，威尔逊总统生病了，他度过了好几天无助的生活。在他生病期间，美国的和平代表团没有任何实质的权力。当他恢复健康之后，他又重新开始工作，但是他似乎和以前不太一样了。同时，欧洲的整个经济和社会情况都因为合约的延迟而陷入危险的退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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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不久，威尔逊总统就召唤“乔治·华盛顿”号客轮前往巴黎。我相信他是真的决定要终止巴黎的工作然后回家。然而，他收到了美国发来的建议，认为这样做是不会被理解和接受的。这很自然，因为美国人民根本无法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并没有“公开达成”有关和平的“协约”，或者说得更准确些，没有公开背离有关的约定。看到他面临的境况，我开始认为，除了在国际联盟的问题上，他在这场战争的其他部分里都松懈了下来，因此劳合·乔治先生和克莱蒙梭总理才大行其道。很明显，威尔逊总统最终还是将唯一的希望落在了国际联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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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险年代（美国总统胡佛自传） 第五十二章 和平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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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们必须理解，和敌国签订的协约都有详细的文档，不包括在联盟合约之内。我们与德国（以及其他敌军国家）合约的制定是由服从于“四大国家”最高委员会的不同政府代表组成的众多委员会完成的。每个委员会都像雕琢玉器一样精心参与合约工作。他们将准备好的文件交给德国人，德国人有一小段时间思考和讨论，然后可以提出他们的异议。然后“同盟联合力量”就会对德国人的意见进行讨论，在最终的修正和总结之后，代表们就会在合约的虚线处签字。但是，要整合所有意见制定出一份最终的合约，中间还有无数次的延缓。最终的合约有75000字，其中只有一小部分和联盟合约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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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5月7日凌晨四点，我被侍者叫醒，他非常不安地告诉我，有一位带着重要文件的送信者正在等着见我，他不愿意把手上的文件交给除了我以外的任何人。待我见到他，接过文件才发现，是和平合约的打印版草稿，他们必须在那一天把这份草稿交给德国人。我立即阅读了这份合约。尽管我已经知道了很多委员会通过的条款，但是我从未整体阅读过。在看完整份合约之后，我感到非常忧虑。合约的政治条款和经济条款里都充斥着憎恨和复仇的情绪。他们在制定很多条款的时候根本没有考虑到这些条款对其他部分的影响。现在建立的一些情况很可能导致欧洲无法得到重建，和平也将无法实现。在我看来，仅考虑经济后果一条，欧洲就有可能被拖垮，而且美国也会受到伤害。当时天空刚刚泛白，我起身到荒芜的街道上散了一会儿步。走了几个街区之后，我遇到了斯马茨将军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先生。如果说世界上真的有心有灵犀的话，那么这次碰巧的见面就是。我们彼此交换意见之后，我发现斯马茨将军和凯恩斯先生尤其对政治的条款感兴趣，而我则对经济方面的问题比较感兴趣。我们都认为这份合约非常糟糕，我们愿意尽己所能地向自己的国家阐明合约中潜在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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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凯恩斯先生是一位年轻的经济学者，主要为英国代表团工作。劳合·乔治先生并不喜欢他，说他是“学经济学的妖精”。凯恩斯先生非常聪明，在分析和表达上他都非常能干。和大部分现代知识分子一样，他一直致力于为当代世界寻找新的经济形式和结构，而不只是关注下一步该做什么。在世界上，他这样的思维有很高的地位，尽管有时会让身边那些只知道保证文化机器同时运转的同伴非常紧张。然而，对于这份合约将带来的经济后果，凯恩斯先生和我的意见完全相同。我至少得到了他的认可和赞扬——他在后来出版的一本书中这样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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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和会这次严酷的考验中，胡佛先生是唯一一个脱颖而出的人——他有着不断增强的荣耀和声誉。他有多重性的人格，他总是像一个疲惫的巨人一般说话（或者，有的人可能认为，他总是不知疲倦地为荣誉、奖赏、战利品而战），他总是目不转睛地盯着欧洲局势的根本事实和真理。当他成为巴黎委员会的一员时，他积极地将这些观念灌输至巴黎委员会之中，完完全全营造了现实、知识、慷慨和公正的氛围。如果在其他部分也能有这样的氛围，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得到美好的和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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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饭时间，我召集了我自己组织里所有思维敏捷的人员。这些人比巴黎任何其他的组织的成员都要精通欧洲的经济和政治背景。而且他们有客观的思维，摆脱了憎恨和暴力的束缚。我们坐了几个小时，探讨了这份临时和约将会带来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后果。毫无疑问，德国人将会激动地指出每一个他们有发言权的小点。毫无疑问，他们会要求比他们值得得到的更多的东西。同时，我们会派出和平维护者向他们解释其他一些事情。我们这方就有机会在回复德国人的时候先占一些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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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斯马茨将军和凯恩斯先生与我、万斯·麦考密克先生见面，讨论和约的事情。麦考密克先生可能比巴黎任何一个美国人都有分量，他个人对威尔逊总统有更多的影响力——因为豪斯上校在意大利索赔要求方面与威尔逊先生发生了冲突，之后就离开了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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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马茨先生是一位非常能干、目光远大的人。在修正和约的工作中，他表现得格外积极。他和巴黎其他的英国官员把他们的想法汇报给了伦敦的内阁。内阁的高级职员来到巴黎，非常震惊地和他们讨论劳合·乔治先生的行为后果。劳合·乔治先生还是非常乐于听取意见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英国人明显发生了改变。但是英国人抱怨说，威尔逊先生的看法很难转变。也是在这时，凯恩斯先生创造了他著名的一句话：劳合·乔治先生之前蒙骗了威尔逊总统，现在想跟总统说实话却不被相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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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考密克先生、我和其他人拜访了总统先生，向他提出我们可以好好利用英国人改变论调的事情。威尔逊先生看上去并不是非常热衷于这个主意，很明显他已经对这些事情感到非常疲倦，所以他的戒备心很强。我们劝他召集巴黎的美国领导成员参加巴黎和会，他同意这么做。与此同时，德国人也送来了他们的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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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问题在于，如何能让德国人不得不签下这份和约。威尔逊总统原本坚持要让德国人“在自愿接受那种处理方式”的基础上签下和约，但是后来我们也就把他的“论点”抛之脑后了。福煦将军建议重新设立食物封锁，以逼迫德国人签署和约。运输封锁的地点是他所在的地方，也在我的职权范围之内。5月14日，我写信给威尔逊总统表达我的反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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