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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5月7日凌晨四点,我被侍者叫醒,他非常不安地告诉我,有一位带着重要文件的送信者正在等着见我,他不愿意把手上的文件交给除了我以外的任何人。待我见到他,接过文件才发现,是和平合约的打印版草稿,他们必须在那一天把这份草稿交给德国人。我立即阅读了这份合约。尽管我已经知道了很多委员会通过的条款,但是我从未整体阅读过。在看完整份合约之后,我感到非常忧虑。合约的政治条款和经济条款里都充斥着憎恨和复仇的情绪。他们在制定很多条款的时候根本没有考虑到这些条款对其他部分的影响。现在建立的一些情况很可能导致欧洲无法得到重建,和平也将无法实现。在我看来,仅考虑经济后果一条,欧洲就有可能被拖垮,而且美国也会受到伤害。当时天空刚刚泛白,我起身到荒芜的街道上散了一会儿步。走了几个街区之后,我遇到了斯马茨将军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先生。如果说世界上真的有心有灵犀的话,那么这次碰巧的见面就是。我们彼此交换意见之后,我发现斯马茨将军和凯恩斯先生尤其对政治的条款感兴趣,而我则对经济方面的问题比较感兴趣。我们都认为这份合约非常糟糕,我们愿意尽己所能地向自己的国家阐明合约中潜在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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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凯恩斯先生是一位年轻的经济学者,主要为英国代表团工作。劳合·乔治先生并不喜欢他,说他是“学经济学的妖精”。凯恩斯先生非常聪明,在分析和表达上他都非常能干。和大部分现代知识分子一样,他一直致力于为当代世界寻找新的经济形式和结构,而不只是关注下一步该做什么。在世界上,他这样的思维有很高的地位,尽管有时会让身边那些只知道保证文化机器同时运转的同伴非常紧张。然而,对于这份合约将带来的经济后果,凯恩斯先生和我的意见完全相同。我至少得到了他的认可和赞扬——他在后来出版的一本书中这样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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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和会这次严酷的考验中,胡佛先生是唯一一个脱颖而出的人——他有着不断增强的荣耀和声誉。他有多重性的人格,他总是像一个疲惫的巨人一般说话(或者,有的人可能认为,他总是不知疲倦地为荣誉、奖赏、战利品而战),他总是目不转睛地盯着欧洲局势的根本事实和真理。当他成为巴黎委员会的一员时,他积极地将这些观念灌输至巴黎委员会之中,完完全全营造了现实、知识、慷慨和公正的氛围。如果在其他部分也能有这样的氛围,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得到美好的和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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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饭时间,我召集了我自己组织里所有思维敏捷的人员。这些人比巴黎任何其他的组织的成员都要精通欧洲的经济和政治背景。而且他们有客观的思维,摆脱了憎恨和暴力的束缚。我们坐了几个小时,探讨了这份临时和约将会带来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后果。毫无疑问,德国人将会激动地指出每一个他们有发言权的小点。毫无疑问,他们会要求比他们值得得到的更多的东西。同时,我们会派出和平维护者向他们解释其他一些事情。我们这方就有机会在回复德国人的时候先占一些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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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斯马茨将军和凯恩斯先生与我、万斯·麦考密克先生见面,讨论和约的事情。麦考密克先生可能比巴黎任何一个美国人都有分量,他个人对威尔逊总统有更多的影响力——因为豪斯上校在意大利索赔要求方面与威尔逊先生发生了冲突,之后就离开了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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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马茨先生是一位非常能干、目光远大的人。在修正和约的工作中,他表现得格外积极。他和巴黎其他的英国官员把他们的想法汇报给了伦敦的内阁。内阁的高级职员来到巴黎,非常震惊地和他们讨论劳合·乔治先生的行为后果。劳合·乔治先生还是非常乐于听取意见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英国人明显发生了改变。但是英国人抱怨说,威尔逊先生的看法很难转变。也是在这时,凯恩斯先生创造了他著名的一句话:劳合·乔治先生之前蒙骗了威尔逊总统,现在想跟总统说实话却不被相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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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考密克先生、我和其他人拜访了总统先生,向他提出我们可以好好利用英国人改变论调的事情。威尔逊先生看上去并不是非常热衷于这个主意,很明显他已经对这些事情感到非常疲倦,所以他的戒备心很强。我们劝他召集巴黎的美国领导成员参加巴黎和会,他同意这么做。与此同时,德国人也送来了他们的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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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问题在于,如何能让德国人不得不签下这份和约。威尔逊总统原本坚持要让德国人“在自愿接受那种处理方式”的基础上签下和约,但是后来我们也就把他的“论点”抛之脑后了。福煦将军建议重新设立食物封锁,以逼迫德国人签署和约。运输封锁的地点是他所在的地方,也在我的职权范围之内。5月14日,我写信给威尔逊总统表达我的反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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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总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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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您表达我强烈的反对意见,我认为我们不应该被引导至此,与盟军一同向德国实行粮食封锁,这并不是一种促成和平的方法。德国人民现在的生活完全依靠一小部分粮食支撑,他们必须撑到下一次丰收。而任何形式的粮食运输封锁,哪怕只是一小段时间,都会导致大规模的死亡。也许,实施粮食封锁的确可以有效地让德国人在和约上签字。但我严重怀疑,我们的世界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其道德的平衡,为什么和约会考虑让无数妇女和儿童挨饿至死,以束缚德国人同意和平的条约?如果德国人发起反抗,我认为德国将会完全陷入混乱,我们就不得不采取军事占领的手段来拯救整个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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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伯特·胡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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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委员会通知福煦将军,如果必须要采取一些措施的话,必须采取军事措施。6月19日前后,福煦将军动员了他的军队,大摇大摆地做起了侵略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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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0日,德国人给出了人们预料的答案,他们还想要对和约进行更多的修改,但这已经超出他们应得的范围了。他们对这份和约的批评也传到了我们耳朵里。德国人指出,整份和约根本不符合十四点和平原则及其详细内容,他们声称德国的投降是建立在贯彻实施十四点原则的基础上的。同时,我自己组织调查发来的报告显示,德国正在经历非常严重的退化。看上去,他们刚刚选举组成的新国会可能会愤怒地离开德国,那么就没有能负责的组织参与和平谈判了。复兴的共产主义者在德国到处暴动作乱,当局只能用大范围的流血镇压稳定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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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日,美国代表团与总统会面。会议并没有什么进展,除了指出和平合约中一个主要的弱点。我对这件事的评论激怒了总统先生,他的回复非常尖锐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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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5日,在国务卿兰辛先生的要求下,我就整件事起草了一份纪要,他将这份文件的副本转交给了总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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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每一次就和约草稿进行讨论的时候,我们都应该对一个前提达成共识,那就是真正的公平正义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我们永远无法想出足够的惩罚措施来让德国赎罪,在现在的和约草稿中,我们也不可能将所有可能的惩罚措施都包括进去。因此,如果我们抛弃了关于惩罚措施的问题,并用人道主义的看法对待德国人,那么情况会完全不同。我从目前形势的调查中得出了以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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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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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和约能够达成的最理想的目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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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要求德国人交出其为一代人准备的粮食剩余储备。而这一目标的潜在含义就是,不能要求他们交出多于剩余储备的食物,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德国的人口就会:(1)死亡;(2)迁移;(3)陷入经济混乱,然后席卷整个欧洲。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德国都不可能生产出足够的粮食剩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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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达到对德国的控制和管理,以剥夺德国的政治权力和发动军事攻击的权力。这一目标意味着,德国可以建立稳定的民主政体,否则它可能会变成共产主义国家,或是建立反动政体,从而再一次进入军事或政治的进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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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保证德国人接受并签订和平协约。我们必须明确一个前提,那就是我们不应该通过运输封锁、轰炸德国城镇,或是军事占领逼迫德国人签署和约。我认为,在封锁或轰炸逼迫下签署的和约不会维持长久的和平,在十二个月内世界范围内受到的道德冲击会起到很大的反作用,到时候我们就不得不修改这份和约。我还认为,军事占领手段不仅会进一步造成协约国各国更大数量的牺牲,还会导致盟军之间的政治纠纷。另外,按照规定,占领军必须为被占领地区的人民提供粮食、工业恢复和私人财产保护等保障——被占领的人民必须得到供养,并加入生产活动——我们完全不确定德国人是否会不欢迎这样的保障,所以这一项内容至少会在一开始就给协约国各国带来大量的开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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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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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前提和选择的基础上我重新权衡了整份和约草稿,我确信:(1)和约上的要求远远大于德国的经济剩余;(2)和约想施加在德国身上的政体和控制可能会危及德国稳定的民主政体;(3)德国人永远不会在这样一份和约上签字。目前的德国政府是除了反动政府或共产主义政府之外的唯一选择,如果这个政府被推翻,无论如何德国目前的政体都会被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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