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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最新的趋势之上，我们的政府理念和欧洲的政府理念完全是天壤之别。我们的开国元勋也许是从古希腊和古罗马那里得到了启发，从而形成了最初的想法，而不是从他们那时代的欧洲借鉴了这方面的理念。当时只有极少的小共和国存在，君权神授的理念几乎在全球通用。在设置代议政府的形式时，开国者毫无疑问地采用了英国人的一些想法，但是即使如此，我们还是发展出了完全不同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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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议政府在欧洲大陆上兴起的时候，和我们的代议政府有很大的差别。他们都采取了议会制的形式，国家的管理事实上是由立法部门委员会执行的，另有一个经验丰富、训练有素的官僚机构巩固其对国家的统治。这样一对比，我们在几年的固定期限里面，只有一个行政机构，而公职人员却是常常变动的。在我们的政治体系中，我们严格地将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门分开。在他们的政治体系中，行政部门并没有与立法部门分开，也没有与司法部门完全分开。我们的政府是一个拥有有限权力的联邦政府，主要基于局部职责。他们的政府都是中央集权式政府。他们的首相和内阁都可以代表立法部门说话。但我们的总统不能这么做。因此，我们的政府代表不能在复杂的和平谈判中代表整个国家说话或是将整个国家牵扯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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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险年代（美国总统胡佛自传） 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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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与西欧在社会理念上的不同跨越了三百年的距离。我们之所以与他们不同是因为我们并不喜欢他们的社会理念。思想上的分歧是难以避免的，而这种缺口常常会不断扩大。他们的阶级分层阻碍了小粒子在社会解决中的自由崛起。甚至是在英国，大部分的机会都只限于小部分人口——只有大约20％的人口能够享用这种半寡头政治。法国在某种程度上要优于英国。那些宽泛的关于个人权利和真正的个人尊严的美国式概念几乎都存在于一些小的国家里。但是即使是在那里，残存的贵族统治屏障还是限制了个人的权利和尊严。事实上，真正平等的机会非常罕见。在我们国家，这样的机会普及至每个公民——至少是公平的机会——因此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一种真正的友谊，从而发展了深刻的平等意识。而在欧洲，很少有这样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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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险年代（美国总统胡佛自传） 经济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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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经济上的差别也同样生动。我们不仅不需要通过剥削其他国家为自己提供每日生活所需的经济资源，而且在80年代的时候我们就经济体系进行了一次革命，这让我们很快脱离了欧洲放任自由的经济模式。在那时，我们通过了《州级商业法》，建立了对自然垄断的公共管制。更重要的是，我们制定并颁布了《反托拉斯法》（也称《反垄断法》）。欧洲从来都不曾接受这个反垄断的概念。欧洲经济充斥着联合企业、垄断组织和限制自由贸易的和约，这一切的目的就在于通过控制价格和分配获取高额利润。我们则通过维持竞争强迫人们通过改善的技术、新的发明、节约人工措施和技能更加高超的劳工来获取利润。因此，成本和价格也相应得到了稳定的下降。在这些动力的促进下，我们提高了人民的生活质量，远远超出了欧洲人民的想象。因此，我们在立约过程中因为经济关系的问题产生了尖锐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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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险年代（美国总统胡佛自传） 交错的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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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太多美国人意识不到我们现在的想法与生活方式跟欧洲有如此巨大的差别，这在三百年的分离中，我们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美国社会和很多知识分子都十分留恋他们的精神家园——欧洲。他们没有认识到，我们的精神家园已经和欧洲的精神家园分隔了三百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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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那些华丽的城市、有历史意义的教堂、艺术、音乐、文学、顶尖的大学、人类英雄气概和进步发展的遗迹都对他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在欧洲能够遇到殷勤好客、受过良好教育和有所造诣的人们。自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为建立个人自由的结构、为提升人类的尊严、为带来和平与安定而奋斗甚至死亡，人们在欧洲就会自然而然地想起这一切。而且，从每一个欧洲国家——英国、德国、法国、俄国和其他所有国家——我们都得到了人类思想的伟大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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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美国人常常忽略这些民族战线的强大爆发力。事实就是，在欧洲的四亿人口中，共有二十六个民族，他们紧密地生活在三分之二美国领土的面积上。在他们之间汹涌着根深蒂固的种族直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长久以来的憎恨、深刻屈辱的回忆、激烈的怀疑和被动的恐惧。还有宗教矛盾和民族迫害。甚至在世界大战之前，这些势力还因为受到新的、激进的意识形态的冲击而不断爆发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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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观念上的矛盾和在立约期间的经历已经显示，美国根本不可能解决欧洲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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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巴黎和会上美国观点之所以会被拒绝，皆是因为欧洲的各种势力交缠所致。这些势力比任何外交的阴谋或是欧洲政治家的弱点都埋藏得深远。在这里，三百年来不同发展的文明不断相互碰撞。西方世界的理想主义和欧洲的强大势力处在冲突的状态，欧洲这二十六个民族的民族习惯及其冷酷的作为不断冲击着理想主义的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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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国个人主义》，道布尔迪出版社，多伦公司，纽约，19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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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险年代（美国总统胡佛自传） 第五十五章 巴黎的生活和回国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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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十一个月的时间里，大部分时候我都待在巴黎。我见到的所有人几乎都是政府官员。我很少接受晚宴的邀请，我没有去过一次剧院。我没有参观任何博物馆或美术馆，除了偶然一个周日在巴黎圣母院度过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也没有参观任何教堂或“风景名胜”。我从未去过商店，当我缺衣短裤的时候，有人会为我带一些衣服。只有两次，我乘车到乡村进行了简短的旅行。如果我不是已经对法国有了非常亲密的认识，在这十一个月的时间里，我可能完全无法了解她的伟大，也不会了解她丰富的智慧和社会生活。我每天都工作十二到十八个小时，星期日也不例外。我的早饭、午饭和晚饭时间都是工作时间，我每天都和自己的人员和其他政府的官员一起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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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代表团租用了克里翁酒店，我在那里有一个固定的房间，作为我与美国官员开会的地方，偶尔我也在那里睡觉休息。因为我想要和我的员工一起生活，我们在吕贝克街上安排了一处装备完全的大住宅，大部分时间我都在那里安顿，当重要成员来到总部的时候，大部分人也会在这里住下。我们承担这部分的费用，美国政府无须为此付钱。那些人员是如何生活的，我从来不是非常清楚，因为那里只有四个洗手间，但却可以供三十个人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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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巴黎不久之后，我收到了科斯塔·鲍里斯先生的消息，他是我们某位邻居以前的仆人，但他现在是军队的二等兵。他告诉我他非常想到巴黎来。我将他带入了这个屋子，只是为了一般的理由——他可以做任何有关房子的事情。渐渐地，我发现那里出现了新的士兵甚至军士。后来，我询问鲍里斯才知道他带来了十六个人，这些人原本都是农村辛苦耕种的农民，后来被他带入军队。他们听鲍里斯说“胡佛先生要求”他们在我们的房子里工作，然后就被诱骗了过来。他有某种才智，还特地挑选了这批人——其中有一个专业的裁缝、一位洗衣工、一位擦鞋工、四或五位司机、几个厨师助理和很多守卫。管理这所房子的法国女厨师亲切地收留了他们所有人，教了他们一些法语，而且他们真的开始工作了——当他们当值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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