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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格丽特·马尔克斯·卡巴耶罗当时十二岁，她如今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波哥大的私人秘书，她仍然生动地记得自己最喜欢的表哥、她哥哥和他们的朋友的到来。房子里满是来自海岸区的难民，晚上喝私酿的酒喝到醉醺醺，年轻人到建筑物的屋顶，胡安舅舅也加入其中，惊愕地看着燃烧中的市中心。[35]同一时间在苏克雷，家人唯恐最糟的情况会发生，如同贾布的妹妹莉妲所回忆：“我小时候唯一一次看到母亲哭泣就是4月9日。当时，看得出来她非常难过、担忧，因为凯坦被刺杀的时候，贾布和路易斯·安立奎都在波哥大。我记得第二天下午大概三点钟的时候，她突然换衣服去教堂。她要去感谢上帝，因为他们刚刚告诉她，她儿子很安全。此事让我很惊讶，因为我不习惯看到她出门，平时她总是在家照看我们。”[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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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哥大，年轻的“岸边人”在家里待了三天，政府宣布进入围城状态，狙击手还在拦截那些零星出门的人。市中心继续慢慢地燃烧，大学关闭，波哥大旧城大多已毁。然而，保守党政府依然存在。自由党的领导人物和出乎意料果决的马里亚诺·奥斯皮纳·佩雷斯总统达成了令人不满的协议，他们把其中一些人放回内阁，但实际上在未来十年仍然是没有实权的政党。他们觉得街上够安全可以回去之后，两兄弟的父母督促他们飞到苏克雷，他们开始找机票回海岸区。路易斯·安立奎决定到巴兰基亚碰碰运气，他最近的最爱在那里等待着他，贾布决定在卡塔赫纳大学继续读法律，或至少决定试着假装这么做。4月9日灾难性的事件发生一周之后，加西亚·马尔克斯、他的弟弟路易斯·安立奎和年轻的古巴人卡斯特罗从波哥大搭乘不同的飞机出发，前往他们不同的历史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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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哥伦比亚则成为历史的陈词滥调；然而，凯坦之死和后续的“波哥大大暴动”把20世纪的哥伦比亚历史一分为二，这一点儿毋庸置疑。凯坦可能的成就只能留待臆测。从那之后，没有政治人物能够如他一般感动群众，他死后，哥伦比亚真正解决本身政治问题的希望更加渺茫。他死后的危机使得游击队运动有机会崛起，直到今日都持续危害着这个国家的政治生命。如果说“千日战争”显现的是上层阶级联合对抗农民的需要，“波哥大大暴动”同样地显现了都市无产阶级群众所代表的势力。然而，这样的反应在乡间最为直接，开始了世界上最残暴、代价最大的二十五年内战：“暴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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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加西亚·马尔克斯，公平地说，他不像其他人一般深陷这个事件之中；对他而言，“波哥大大暴动”是发生在他身上最幸运的事。这件事打断了他在哥伦比亚最优秀的大学研读法律学位，让一个想找借口逃离教育的年轻人为之一振，也给他以无可辩驳的托词好放弃这令他痛恨的地方，回到他所爱的海岸区。不过，他得先熟悉这个首都城市，这对于更开阔的国家意识非常重要。他从此不再完全认真地对待两个政党，逐渐开始发展出成熟的政治意识。随着他失去或抛弃大部分所拥有的物质，对于这个国家的本质，加西亚·马尔克斯如今吸收了重要的教训。这位年轻人坐飞机到巴兰基亚和卡塔赫纳时，这些新的体验也许是他随身最重要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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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章取材自各种消息来源与访谈，特别是以下的访谈：贡萨罗·马亚利诺（波哥大，1991），路易斯·维亚尔·博尔达（波哥大，1998），玛格丽特·马尔克斯·卡巴耶罗（波哥大，1998），雅克·吉朗德（土鲁斯，1999，2004），以及古斯塔沃·阿多尔夫·拉米瑞兹·阿里萨（波哥大，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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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In M. Fernández-Braso，GGM ：una conversación infinita（马德里，Azur，1969），p.102，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提道哥伦比亚学院认为连西班牙皇家学院都算“先进”，并谈道“保护”这种语言（即使他们反对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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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卡夫卡，《致父亲的信》（1919年11月）。卡夫卡的父亲从未读过这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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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访谈，波哥大，1993年。阿方索·洛佩斯·米切尔森是远房亲戚，在科特斯这一边有共同的曾祖父，他们成为朋友后发现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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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访谈路易斯·维亚尔·博尔达，1998年。关于该时期，亦参见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波哥大1947》，《观察家报》，1981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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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见Juan B. Fernández，Cuando García Márquez era Gabita，El Tiempo，Lecturas Dominicales，1982年10月。他此时最重要的同伴之一哥伦比亚非洲裔的医科学生马奴耶·萨巴塔·欧立维亚，之后将分别在不同时间对他的命运产生巨大的影响。其他重要的“岸边人”学生还有豪尔斯·阿尔瓦罗·艾斯琵诺沙，他介绍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看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以及借他卡夫卡《变形记》 的多明戈·马努耶·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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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阿尔瓦罗·穆蒂斯，Apuntes sobre un viaje que no era para contar，Aura Lucía Mera，ed.，Aracataca / Estocolmo（Bogotá，Instituto Colombiano de Cultura，1983），pp.19-20，他在1982年诺贝尔之旅将马利亚诺形容为“我们的校长”，他是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波哥大时期最年长的卡恰克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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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关于卡米洛·托雷斯以及他决定成为神父乃至于之后发生转折之重要细节，见Germán Castro Caycedo，“Gabo” cuenta la novela de su vida. 2，《观察家报》，1977年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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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普利尼奥·阿布雷右·门多萨，La llama y el hielo（波哥大，Gamma，三版，1989），pp.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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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直译为 “cock-sucking”，是指当斗鸡的主人讽刺而挑衅地紧盯着对手，一面下巴顶着自己心爱斗鸡的鸡冠，以嘴唇深情安抚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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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见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波哥大1947》，《观察家报》，1981年10月18日；及El frenesí del viernes，《观察家报》，1983年11月13日，提到他在波哥大那些凄凉的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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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访谈，贡萨罗·马利亚诺，波哥大，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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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第二部Celestial Geography，于1947年7月1日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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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见Germán Castro Caycedo，“Gabo” cuenta la novela de su vida. 2，《观察家报》，1977年3月23日，关于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对卡米洛·托雷斯的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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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La Vida Universitaria，Tuesday supplement of La Razón，波哥大，1947年6月22日。见La Casa Grande（墨西哥城 / 波哥大），1 ：3，1997年2月至4月，p.45，在此这首诗再次发行，归功达索·萨尔迪瓦尔和路易斯·维亚尔·博尔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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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见胡安·古斯塔沃·哥布·坡达，Cuatro horas de comadreo literario con GGM，Silva，Arciniegas，Mutis y GM（波哥大，Presidencia de la República，1997），pp.469-482，这个故事众多版本之一。（博尔赫斯曾翻译卡夫卡作品，但《变形记》并非出自他的译笔。博尔赫斯本人确认过此事。——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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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当然这不是卡夫卡的祖母的说法——精确地说，这就是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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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见John Updike，Dying for love ：a new novel by GM，《纽约客》，2005年11月7日：“读来如行云流水般愉快，尽管有时深思后未必同意，具有对精巧短篇故事的恋尸癖倾向，对于行尸走肉的着迷，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二十出头时所发表作品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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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Todos los cuentos（1947—1972，巴塞罗那，Plaza y Janés，第三版，1976），pp.17-18（作者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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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Todos los cuentos（1947—1972，巴塞罗那，Plaza y Janés，第三版，1976），pp.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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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Todos los cuentos（1947—1972，巴塞罗那，Plaza y Janés，第三版，1976），pp.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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