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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讽刺的是，他的第一个革命行动是帮一个抢匪砸烂一台打字机；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向卡斯特罗保证那台打字机是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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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见Arturo Alape，El Bogotazo ：memorias del olvido（波哥大，Universidad Central，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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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访谈，玛格丽特·马尔克斯·卡巴耶罗，波哥大，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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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莉妲·加西亚·马尔克斯，收录于盖尔维斯所著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家族》，p.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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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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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德尔·卡斯特罗（左一），1948年4月与其他学生摄于“波哥大大暴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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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汽船“大卫·阿朗哥号”。加西亚·马尔克斯于20世纪40年代乘此船前往波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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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传 [:1705515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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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传 第六章 回到海岸区：卡塔赫纳的实习记者 1948—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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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4月29日，就在弟弟路易斯·安立奎出发的两天之后，加西亚·马尔克斯所乘坐的道格拉斯DC-3客机降落于巴兰基亚。路易斯·安立奎留在巴兰基亚开始找工作，很快进入哥伦比亚国家航线航空公司，在那里工作了十八个月。同时，在“波哥大大屠杀”的余波中，哥伦比亚所有的运输系统仍然一片混乱，在加勒比海沿岸的高温下，贾布带着沉重的行李箱和同样厚重的深色西装，坐着邮车朝卡塔赫纳而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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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塔赫纳已经光景不再。西班牙人在1533年抵达时，此地成为殖民系统的要塞，连接西班牙、加勒比海和南美洲；不久，旧城摇身一变成为整个新世界运送、贩卖奴隶最重要的城市之一。虽然有这样的历史背景，它还是成为（如今依然是）整个拉丁美洲最优雅、风景最美丽的城市之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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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19世纪自西班牙独立之后，巴兰基亚扩张成为哥伦比亚所需的大型贸易城市，卡塔赫纳的发展则停滞，默默疗养自己的伤口、哀痛，以过去的光荣和被蹂躏的美丽自我安慰。这个颓废的城市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新家。他回到加勒比海沿岸，回到这个感官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体的美丽、丑陋、脆弱皆以原来的样貌被接受。他从未造访过这个威风的城市，但同时被其堂皇与荒芜所震慑。此处并未完全避开“波哥大大屠杀”的影响，但如同整个海岸地区一般，即使处于围城状态，宵禁，有审查制度，也很快回到了一种不安的正常。这位年轻人直接来到位于仕女街的瑞士旅馆，此地也充当学生宿舍，却发现他富有的朋友何塞·帕伦希亚尚未抵达。主人不愿意在没有预先付款的情况下给他房间，又饥又渴的他被迫在旧城墙内游荡，最后在大广场的板凳上躺下来，希望帕伦希亚很快会出现。然而帕伦希亚并没有如期出现，在板凳上睡着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因为违反宵禁被两个警察逮捕，也可能是因为他没有香烟可以贿赂。他在警局牢房的地板上过了一夜。这是他在卡塔赫纳的初体验，不是什么好预兆。第二天，帕伦希亚终于出现，两个年轻人终于得以住进宿舍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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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到只有几条街外的大学去，终于说服校方让他继续完成法律系第二年剩下的课程，包括通过他第一年不及格的科目，而校方则在他未来的同学面前为他进行测验。他和帕伦希亚持续着先前在波哥大的生活，喝酒、狂欢，纵使有宵禁，他们的行为还是如帕伦希亚一样闲荡的上层阶级学生一般，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根本无法负担的生活。这样闲静的生活终于在几个星期后结束，帕伦希亚决定另觅他途，加西亚·马尔克斯搬到集体宿舍，一个月食宿加洗衣的费用只要三十比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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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命运之神大手介入。正当他在城墙隔壁葛瑟马尼旧奴隶区的恶行大街上闲逛时，遇见前一年在波哥大认识的黑人医生马奴耶·萨巴塔·欧立维亚。萨巴塔后来成为哥伦比亚有名的作家兼记者，他一向对朋友乐善好施；第二天萨巴塔带着这位年轻人到天主圣约翰街的《宇宙日报》（El Universal）办公室，就在他学生宿舍的转角，把加西亚·马尔克斯介绍给总编辑克雷门特·马奴耶·萨巴拉。他刚好是艾德华·萨拉梅亚·博尔达的朋友，读过加西亚·马尔克斯登在《观察家报》的短篇故事，早已经是他的仰慕者。虽然加西亚·马尔克斯这个年轻人很羞怯，但总编辑让他当了专栏作家，并没有讨论薪资待遇内容，只说期待第二天见到他，第三天报纸就刊出了他的第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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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加西亚·马尔克斯似乎只是把记者这一行当成谋生工具，而且是层次比较低的写作。不过，此时刚过二十一岁生日的他之所以能够被雇用为记者，就是因为他之前得到的文学地位。他马上联系父母，告诉他们现在自己已有能力支付生活费用。既然他有意尽快放弃这些法律课程，而且即使拿到文凭也不打算执业，这些念头让他大大地心安理得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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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日报》本身是崭新的报纸，十个星期之前才由贵族的自由党政治人物、曾是省长和外交官的多明戈·洛佩斯·埃斯瓜里亚萨创办。如今，鉴于越来越多的保守党暴力，他决定在海岸区的传播战中打开新的战线。“波哥大大屠杀”发生的一个月前，在这个极度保守党的城市中，从来没有其他自由党的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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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认同萨巴拉是报纸的王牌人物。由于这位总编辑的努力和洞察力，虽然办公室并不讨人喜欢，《宇宙日报》却也渐渐成为政治理念连贯性的典范；并且依照当时的标准，也提供相当不错的写作园地。对于加西亚·马尔克斯这位新进人员而言，所提供的优秀的写作环境来得正是时候。萨巴拉是名纤弱、紧张的男子，五十多岁的他出生在圣哈辛托，有着“印第安人”的特征，头发、肤色黝黑，有一点儿小肚子，总是戴着眼镜，很少见到他手上没有香烟。根据谣传，他是未公开自己性取向的同性恋，把头发染黑对抗老化，一个人住在旅馆的小房间里。他曾经是凯坦的政治伙伴，据说他年轻时曾经是本雅明·艾雷拉将军的私人秘书，也在将军的《民族日报》（El Diario Nacional）工作过。20世纪40年代，他在教育部工作，后来和普利尼奥·门多萨·聂拉的杂志《解放行动》（Acción Liberal）密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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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巴拉把加西亚·马尔克斯介绍给另一位新进人员艾科妥·罗哈斯·赫拉索，这位二十七岁的年轻诗人和画家来自加勒比海港口的妥鲁。他没有认出加西亚·马尔克斯，其实八年前在巴兰基亚的圣何塞学校里，他曾经短暂地当过他的艺术老师。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人生中不断地出现此类非比寻常的巧合。罗哈斯·赫拉索自己则注定成为哥伦比亚最优秀的诗人和小说家，也是位颇为受人景仰的画家。[4]他的长相粗犷，威风凛凛，嗓门比较大，体格健硕，有些固执己见，显然也比他的新朋友热情、感情奔放，同时也易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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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记者不受宵禁限制，因此，午夜过后很久，萨巴拉检查、订正过报纸八页的每一篇文章之后，他会邀请两位年轻的徒弟去吃饭。如今加西亚·马尔克斯开始了新生活，这样的生活形态会维持许多年；他工作整晚，白天大多数的时间在睡觉（如能睡觉的话）。在卡塔赫纳，这样的生活并不容易，因为法律系的课早上七点就开始，但加西亚·马尔克斯六点钟才到家。晚上唯一营业到深夜的地方是一家餐厅酒吧，外号“洞穴”，位于市场后面的海边，由非常俊美的年轻黑人同志何塞·聂维斯（雪中的乔）所开[5]。在这里，记者和其他的夜猫子可畅快地享用牛排、牛肚、米饭加虾子或螃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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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巴拉回到自己的单人房间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和罗哈斯·赫拉索就开始在港口区游荡，从先烈步道开始，这里有九座雕像纪念1816年对抗西班牙帝国的首批反抗者。[6]接着，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家工作，在这焦虑的几个小时之间，他沉迷于自己的写作、修辞，然后脚步轻盈地给老板看第一个专栏稿。萨巴拉读过后表示写得不错，但还不够好。第一，他的个人性太强、文学性也太强；第二，“你没有注意到我们受到审查制度的限制吗？”萨巴拉拿起桌上一支红色的铅笔修改。几乎从一开始，结合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与生俱来的天分与萨巴拉的专业热情，就制造出了可读性高、令人着迷又明显原创的作品。[7]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宇宙日报》所有的专栏都以“新段落”发表，他的第一篇文章受到编辑的注目最多，内容关于宵禁和围城状态，巧妙地伪装成城市的冥想状态。年轻作家预言式地问道，在一个政治暴力和去人性化的年代，如何能期待他这一代成为“善意的人”？显然，这位新手记者因为4月9日的事件突然间言论变得极端。第二篇文章也同样的杰出。[8]如果第一篇是传统上较含蓄地谈论政治，第二篇几乎是文化政治的宣言：捍卫手风琴。卑微的手风琴是乐器中的游牧民族，然而，在海岸区由默默无名的音乐家发展出的音乐形式瓦伽娜多中，却是基本要素；对加西亚·马尔克斯而言，更是此地区人民与其文化的象征，更别说代表他自己挑战统治阶级成见的欲望。他坚持手风琴不只是游牧民族，而是无产阶级的象征。第一篇文章拒绝来自波哥大的政治，第二篇则拥抱作者新发现的文化根源。[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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