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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阿尔瓦罗·塞培达、阿夫列多·德卡多、拉法叶·艾斯克隆那、阿方索·福恩马佑尔（从左至右），1950年摄于巴兰基亚的《前锋报》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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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传 第八章 重返波哥大：王牌记者 1954—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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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1月上旬，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到波哥大。虽然他对于飞行的异常恐惧逐年加深，但还是搭乘飞机回来，在机场迎接他的友人则是整个人生中充满飞机、汽车，甚至船舶的阿尔瓦罗·穆蒂斯。这位初来乍到者带着一个行李箱，手里拎两个包裹，交给来接他的朋友放在后车厢收好：那是《家》和《枯枝败叶》的手稿，两者都尚未出版。穆蒂斯直接开车载他到位于市中心的办公室，回到冰冷的天气和雨中，回到紧张和疏离的世界，六年前他飞离这个城市时，以为可以从此永远将之抛在脑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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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埃索公司位于波哥大的总部和《观察家报》的新址都在希门内兹·奎萨达大道的同一栋大楼里，《观察家报》从几条街外的旧址搬过来。穆蒂斯公关部门的办公室就在报纸编辑基耶尔莫·卡诺四楼之上。对于加西亚·马尔克斯一开始在波哥大的工作应该如何进行，穆蒂斯既模糊又语意不清——就连在《观察家报》的工作机会都无法确定——加西亚·马尔克斯已经愁苦又焦虑的心情开始越来越差。对于新环境或是陌生男女，他从来都没有自信。人们很少第一眼就对他印象深刻，他只有在亲近、熟悉的环境中，或是在周遭的人知道他的能力之后才会有信心。不过，穆蒂斯的性格中实业家和唯美主义者的个性似乎以少见的方式融合，他也不接受他人的拒绝。即使在不确定自己的产品质量时，他也可以是业务之神，手上有这样有价值的资产如这位几乎不为人知的作家时，他通常无法抗拒。阿尔瓦罗·穆蒂斯对文学非常关注，是个非常慷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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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在外形上天差地别——穆蒂斯高大，优雅，狡猾；加西亚·马尔克斯矮小，瘦弱，邋遢。加西亚·马尔克斯从十八岁就开始写小说和故事，当时穆蒂斯只写诗，从一系列的美国跨国企业退休之后，六十五岁才开始写小说。即使如今两人都是国际知名的小说家，但这两位哥伦比亚人由整个拉丁美洲的文学史所分隔。他们在政治上也总是站在两个极端。在一个已经共和制两百年的国家，穆蒂斯却是极端保守派，拥护君主制，以他自己的话说，一直都“对拜占庭帝国落入异教徒手中之后的政治现象完全没有兴趣”，也就是指1453年之后。[2]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于1917年之后的偏好后来广为人知——虽然从来都不是共产党员，但是比起其他的意识形态，他一辈子的实践投入的目标还是最接近这个世界观的广义定义。他们的关系长远而亲密，但从来未曾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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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的几个星期，加西亚·马尔克斯不是坐在《观察家报》的办公室，而是在穆蒂斯的办公室，抽着烟、发抖，就像他以前在波哥大一样，和穆蒂斯新近指派的“助理”交谈——也就是他的老朋友贡萨罗·马亚利诺，是在卡塔赫纳那个狂风暴雨的夜晚，介绍他们认识的——或是闲得发慌。有时候，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和其他所谓“第三世界”的国家，大部分民众完全没有力量，他也如他们般只能静候情况的发展。（这也就是为什么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许多小说和故事都是关于等待与希望，因为两者的西班牙文是同一个字：esperai——也许永远不会发生，通常不会发生的事。）接近1月底时，《观察家报》突然给他一个职位，月薪是难以置信的九百比索。如果在巴兰基亚想要有这样的收入，他必须写三百篇“长颈鹿专栏”——也就是每天十篇！这是他一生中首度在金钱方面有所余裕，这表示他有能力可以帮助卡塔赫纳的家人，寄给他们足够的钱负担房租和水电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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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本来暂时借住在穆蒂斯母亲在乌萨昆的家，此刻搬到国家公园附近一家“没有名字的供膳宿舍”，靠近一名法国女子的家，她曾经收留过舞蹈时代的艾娃·庇隆。他有自己的房间，虽然在那里的时间不多，却已是想象不到的豪华。未来的日子里，他偶尔找时间与精力偷带一些临时寄居的女性到房间里。[3]不过接下来的一年半里，他的时间主要花在报社、宿舍、穆蒂斯的办公室，以及波哥大的哥特式剧院里，执行他身为编辑部职员、剧院评论员、最终明星记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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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令人意外，波哥大报社之间的战争主要是介于两家自由党大报社之间。《观察家报》由梅德茵的卡诺家族成立于1887年（于1915年搬到波哥大），因此比对手《时代报》历史悠久，《时代报》成立于1911年，于1913年由爱德华多·桑托斯买下。桑托斯家族仍然拥有《时代报》，并运营到2007年，才由西班牙出版商“行星”买下大多数股份。那年1月，加西亚·马尔克斯进入《观察家报》时，当时的社长是基耶尔莫·卡诺，这位创办人短视、谦逊的孙子最近才接手这个位子，不可置信的是他才二十出头。他和加西亚·马尔克斯有超过三十年的交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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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已和两位重量级作家有完整的联系：六年前发掘他的爱德华多·萨拉梅亚·博尔达，以及他的表弟贡萨罗·冈萨雷斯（“贡哥”），他1946年当法律系学生时就开始在报社工作。后来全世界所熟知“贾布”这个名字首先出自萨拉梅亚·博尔达之口。当时一张闻名于世的照片里出现没有经验、完全令人陌生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纤瘦、优雅、考究的面容，眼神中同时充满好奇与狡黠，拉丁式胡须下一抹浅浅的微笑。只有一双手泄露出这男人永恒地生活在紧张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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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家报》的新闻部编辑是何塞·莫诺·萨卡尔（莫诺是“金发”也是“猴子”之意），一位要求严格、不假辞色的主管，他的口头禅是“新闻、新闻、新闻”[4]。他从小接受报社的雇用，因此所受的教育包括新闻学院和社会大学，因而自成一格。从一开始，他就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名声不以为然，深深地质疑他毋庸置疑的文学能力和无可救药的“抒情风格”。[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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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几星期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写了两篇关于皇室权力与孤独、神话与现实的文章显现了他的价值：第一篇《克里奥佩特拉》非常有趣，文章殷切地期望一座据说是埃及皇后的新雕像不会改变两千年来男性对她的浪漫印象；第二篇《孤独的皇后》是关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新近丧夫的母亲。这也许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于当代特定主题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精心之作——特别是结合权力、名声和孤独——二十年后在《族长的秋天》中达到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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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已经是祖母的皇太后一生中第一次真正的独自一人。由孤独陪伴着，她漫步在白金汉宫浩瀚的长廊里，想必怀旧地想起那快乐的时光，当时的她从来没有梦想，也没有希望梦想成为皇后，和夫婿与两个女儿住在亲情满溢的房子里……浑然不知神秘的命运之手会把她的孩子和孩子的子嗣变成国王和女王，她成为孤独的皇太后。一位孤独、悲伤过度的家庭主妇，她的家渐渐淡入白金汉宫迷宫般的无边无涯之中，无尽头的长廊，无边际的后院延伸到非洲边界。[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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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诡异的是，萨拉梅亚·博尔达对于年轻的伊丽莎白二世情有独钟，这篇文章特别说服他加西亚·马尔克斯已经准备好迎接更伟大的作品[7]。基耶尔莫·卡诺说，加西亚·马尔克斯来到的时候，他很自然地必须适应报纸的谨慎以及似乎有些匿名的风格，但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其他作家开始调整自己，配合新人杰出的即兴创作能力，并且起而模仿。[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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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记得自己坐在办公桌前为报纸的“每一日”专栏写文章，在嘈杂房间的另一头，何塞·萨卡尔或基耶尔莫·卡诺会用大拇指和食指告诉他需要多少字数填补版面。他的新闻写作失去了些许的魔力，更糟的是，波哥大并没有提供他在海岸区随手拈来的重要灵感。2月下旬，他已经无趣到快要掉眼泪的程度，说服管理阶层让他尝试电影评论，于周六刊出。能够每周几次逃避“全世界最抑郁的城市里”独裁下生活的紧张、报社里令人厌倦又有些多余的学徒生活，能够逃到电影的幻想世界里避难，对他而言想必这是非常美好的解脱。而他也算是先锋评论员，因为在此之前，哥伦比亚的报纸并没有记者写过常态性的电影专栏，顶多只是限于提供情节大纲以及报道明星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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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他对于电影的观感就是以文学性和人文主义出发，不是针对电影的拍摄手法。[9]事实上，加西亚·马尔克斯当时快速进化的政治意识形态想必使他的思考能力更加敏锐，使他有机会“教育人民”，也许使他们脱离错误的意识，不再偏好整套包装的好莱坞产品，而是以美学塑造的法国作品，他特别喜欢来自意大利以“美学”构想并执行的作品。不过无论如何，20世纪50年代波哥大的影迷不太可能欣赏电影的前卫评论，而加西亚·马尔克斯一开始就很执着于从“人民”的角度审视现实，当然他也在进行中修正方向。无疑，他的电影评论所持的是美学上和意识形态上可质疑的“一般常识”立场，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特质之一就是他的“一般常识”不可避免的是“正确判断”，几乎从来不是“无稽之谈”。[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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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对于自己认为是肤浅的商业片以及好莱坞体系的意识形态与价值，他抱持敌意的态度——他认为奥森·威尔斯和查理·卓别林是例外——他时常捍卫欧洲电影，希望把他们的制作和道德标准引进哥伦比亚，成为国家电影发展的标准；再加上拉丁美洲的角度，可以在未来的岁月里成为永久坚持的目标。相当意外的是，他很在意技术问题，即剧本、对白、导演、摄影、音效、音乐、剪辑、演技，也许由此可见他后来所称自己文学作品的“工匠”；也就是他从来不愿意完整分享的专业“窍门”，至少关于小说方面是不愿意。[11]他坚持剧本应该精简、前后连贯、流畅，特写和长镜头应该有相等的分量。他从一开始就很关注故事完整性的概念，终其一生都如此执着，这也解释了他对于《一千零一夜》《吸血鬼德古拉》《基督山伯爵》以及《金银岛》持续的尊崇——这些都是以高明的技巧讲述的大众文学作品；在电影中，他也要求这些元素的存在。主导的应该是客观的现实，然而内心世界，即使是幻想世界，也都不该忽略。他特别提到维多里欧·德·西卡的《偷自行车的人》中，最杰出的特色就是其“人性的真实性”和“如人生的方法”。这些主要的概念主导他接下来几年的观点，距离融合成古典意大利新写实主义的布尔乔亚和社会写实主义也不远，不过并非前卫。对于当时在巴西、阿根廷或古巴电影中可以找到萌芽中的法国新浪潮，他似乎并无察觉。的确，他12月31日所选出年度电影，无疑显示出对1954年的加西亚·马尔克斯而言，意大利新写实主义才是电影制作的王道。相当讽刺的是，他最喜爱的当代导演德·西卡和无可比拟的剧作家塞萨·柴伐蒂尼从来都没有参与写过像《枯枝败叶》这种情节的电影剧本。这也就是为什么此时此刻，加西亚·马尔克斯不会再写像《枯枝败叶》这样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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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班时间紧张忙碌，一周结束时他参加记者的常态聚会“文化星期五”，《观察家报》和《时代报》的员工碰面一起喝酒，互相辱骂，有时喝到清晨。[12]他也参加波哥大的电影俱乐部，策划人是这位年轻作家多年间所认识，众多精力旺盛的加泰罗尼亚人流亡人士之一路易斯·维森，他曾经和伟大的评论家乔治·萨杜尔一起合作《法国荧幕》（L’Ecran Français），此刻在哥伦比亚卖书为生，并和两位哥伦比亚人——影评人厄南多·萨瑟多和画家安立奎·葛劳一起主持电影俱乐部。聚会之后，他会继续参加在距离报社办公室不远之处，路易斯·维森和他哥伦比亚妻子南希的家里的派对，派对常常举行。[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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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波哥大人”的世界里，这新颖、颇具中产阶级特色的生活形态无法取代海岸区生活中纯粹的玩乐和振奋，更别说兴趣。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波哥大居住的早期写信给阿方索·福恩马佑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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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告诉您我在这里的状况还算不错，现在还是得再加强稳固自己的处境，您高贵父辈的关心也才能更放心。报社里的气氛很好，目前为止我享受和资深员工一样的特权。不过难过的是我在波哥大还是没有家的感觉，虽然如果继续这样下去我没有其他选择，只能习惯。因为我在这里并没有过着“才智”的生活，对于小说情节的发展有些迷失，因为《尤利西斯》（萨拉梅亚·博尔达），我在这里唯一见到的天才，他总是埋首在大本无法消化的英文小说里。推荐一些翻译给我，我收到一本西班牙文版的《萨托里斯》，但书散掉了，我把它退回去。[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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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的富裕并没有让他偶尔回到巴兰基亚拜访朋友，或知道梅塞德斯在做什么，也没有让他和家人保持联系——当然，还有晒晒太阳，以及光是离开波哥大就能得到的舒坦。不过，他的名字出现在阿尔瓦罗·塞培达不久后所导演的实验性短片《蓝色龙虾》中，显示他拜访海岸区的次数还算合理的频繁。[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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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他的老朋友已经有了新的聚会场所，巴兰基亚团体的成员不再那么自命不凡，不再是“洞穴里的恶作剧”，如同加西亚·马尔克斯五年后在《格兰德大妈的葬礼》中为他们取的名字。他离开巴兰基亚不久之后，这群人就重新聚集，把活动焦点从旧城中心搬到波斯顿区，距离梅塞德斯·巴尔查住的地方不远。阿方索·福恩马佑尔的表弟爱德华多·维拉·福恩马佑尔是个有其他志向的牙医（梅塞德斯曾是他的病人），他开了一家酒吧，原先的店名是“徘徊”，后来这群人把它改名为“洞穴”（就像卡塔赫纳码头边那家酒吧一样）。虽然主角本人无法经常出现，然而，和加西亚·马尔克斯有关的传说中，此处被赋予名垂千古的地位，如神圣的庙宇一般。店内弥漫着喧闹、大量的饮酒和争吵，维拉最后不得不贴上告示：“在这里，顾客永远都不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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