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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Sorela，El otro GM，p.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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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这个故事的架构与同时期的《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相同：一位口气像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叙事者，多年后在卡塔赫纳跟比利谈话，之后在巴黎调查医院的记录，看妮娜何时住进医院。并与在哥伦比亚大使馆当顾问的官员比利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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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参见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发表于El argentino que se hizo querer de todos，《 观察家报 》，1984年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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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古斯塔沃·加西亚·马尔克斯于盖尔维斯，《加西亚·马尔克斯家族》，p.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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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福恩马佑尔在Crónicas sobre el grupo de Barranquilla里讨论了这一段。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第一部小说《枯枝败叶》是献给赫尔曼·瓦尔贾斯，《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里的朋友叫阿方索、阿尔瓦罗和赫尔曼——这三个人和拉蒙·维耶斯（还有梅塞德斯等）都出现在《百年孤独）里。难怪加西亚·马尔克斯常告诉采访者，他写书“是为了让好友们更爱我”。一个人儿时有这样的家庭经历，会如此紧抓住让他初次体验到归属感的朋友，也就不足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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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引述于Silvana Paternostro发表于La Mirada de los otros，《第十二页报》（布宜诺斯艾利斯），2004年5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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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发表于Georges Brassens，《观察家报》，1981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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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发表于Desde París，con amor，《 观察家报 》，1982年12月26日。其中他回忆曾为“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工作。（二十五年后，在独立庆典上，他说这是唯一一个让他入狱的斗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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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发表于Desde París，con amor，《观察家报》，1982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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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Couffon发表于A Bogotá chez García Márquez，L’Express，1977年1月17日至23日，p.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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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普利尼奥·门多萨，收录于Mera编辑的Aracataca-Estocolmo，pp.1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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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发表于Mi Hemingway personal，《观察家报》，1981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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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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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1957年摄于巴黎法兰德斯旅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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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奇雅·昆塔那（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前女友），摄于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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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传 [:1705515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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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传 第十一章 铁幕之下：冷战时期的东欧 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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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5月初，普利尼奥·门多萨带着妹妹索蕾妲回到巴黎，发现他的朋友更消瘦、更修长、更刻苦。“他的套衫袖子上有洞，鞋底走路的时候会进水，粗犷的阿拉伯脸庞上颧骨很明显。”[1]不过，对于朋友的法文进步，对巴黎环境以及问题的了解，则令他印象非常深刻。5月11日，他们一起在著名的双叟咖啡馆听到罗哈斯·皮尼利亚被推翻、流亡的消息，就在他被哥伦比亚天主教会谴责的十天之后。接收的是“五人军政府”，这两位朋友对随之而来的未来都不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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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和门多萨都有左派的渊源以及幻想，非常希望前往东欧，前一年互相矛盾的报道尤其给了他们强烈的动机，一开始是赫鲁晓夫公开谴责斯大林，接着是苏联入侵匈牙利的骚动。他们决定从莱比锡开始，路易斯·维亚尔·博尔达流亡时曾以学生奖学金在这里住了一年。之前还有工作的门多萨，为了这个夏天买了一辆二手雷诺四门汽车，6月18日，他以时速大约一百零五公里载着活泼的索蕾妲和沉默的加西亚·马尔克斯驰骋在德国的高速公路上，沿途经过海德堡和法兰克福，[2]再从法兰克福进入东德。加西亚·马尔克斯关于这另一个德国的文章——再一次，他必须等待许久才见得到文章发表，提到铁幕其实只是红白相间的木制路障。对于边境的情况、破旧的制服、边境警卫的无知，这三位朋友感到相当震惊；边境警卫几经困难才有办法写下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出生地，也许一点儿也不令人意外。接着，由索蕾妲·门多萨开夜车把他们载往魏玛。早餐时分，他们在一家国营餐厅停留，再次因为眼前的景象而感到惊讶。门多萨记得他们进门之前，下车时伸着懒腰打呵欠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他说：“听好，大师，我们要了解这一切。”“了解什么？”“关于社会主义。”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忆到，进入这家一点儿也不吸引人的餐馆好像“一头栽进一个没有准备的现实”。[3]大约一百名德国人坐在那里吃着火腿和蛋的早餐，丰盛得足以供给王公贵族，不过他们自己看起来泄气而怨恨，就像受尽屈辱的乞丐。当晚稍后，三位哥伦比亚人抵达魏玛，第二天一早，他们从此处前去参观附近的布亨瓦德集中营。后来，加西亚·马尔克斯写道，自己一直无法把这些死亡集中营的现实和德国人的性格连在一起，“就像好客之于西班牙人，慷慨之于俄国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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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位朋友继续开车前往莱比锡，莱比锡让加西亚·马尔克斯想起波哥大南区，而这并不是什么最高礼赞。莱比锡的一切都很破旧、令人沮丧，他回忆道：“穿着蓝色牛仔裤和衬衫的我们，身上满是来自公路的尘埃，我们是唯一‘人民民主’的迹象。”[5]此时，他并不清楚问题的根源是社会主义本身，还是俄国人的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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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他所写的文章中提到，他和“佛朗哥”（普利尼奥·门多萨）“忘了”莱比锡是马克思—列宁大学的所在地，他们可以认识一些“南美洲的学生”，更具体地讨论目前的情形。[6]事实上，这才是他们选择这个城市的原因：这里是维亚尔·博尔达的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报道中给了他一个假身份，一个名叫“瑟席欧”的智利共产党员，三十二岁的他两年前从故乡流亡，在此攻读政治经济学。维亚尔·博尔达的确是生活在流亡之中，只不过是从哥伦比亚流亡在外，他在波哥大和共产党青年团密切来往，成功地找到一份奖学金在东德的城市读书。[7]回巴黎申请延长签证的时候，他曾去塔奇雅在阿萨路的房间看过加西亚·马尔克斯；当时，他们谈话的主要内容是“真正存在的社会主义”，“贾布和我，”维亚尔·博尔达在1998年告诉我，“对于共产主义体制的想法差不多，想要的也差不多：就是博爱而民主的社会主义。”加西亚·马尔克斯生命中的许多时间都围绕着同行的旅人、共产党，更常见的是前共产党员。在后者之中，有后悔的前共产党员，他们坚持左派路线；以及怨怼的前共产党员，许多转为极端左派。加西亚·马尔克斯不情愿地下结论表示，民主的社会主义比共产主义理想，至少从实际的角度上观察是如此。[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