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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引述于Silvana Paternostro发表于La Mirada de los otros，《第十二页报》（布宜诺斯艾利斯），2004年5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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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发表于Georges Brassens，《观察家报》，1981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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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发表于Desde París，con amor，《 观察家报 》，1982年12月26日。其中他回忆曾为“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工作。（二十五年后，在独立庆典上，他说这是唯一一个让他入狱的斗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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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发表于Desde París，con amor，《观察家报》，1982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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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Couffon发表于A Bogotá chez García Márquez，L’Express，1977年1月17日至23日，p.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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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普利尼奥·门多萨，收录于Mera编辑的Aracataca-Estocolmo，pp.1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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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发表于Mi Hemingway personal，《观察家报》，1981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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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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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1957年摄于巴黎法兰德斯旅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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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奇雅·昆塔那（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前女友），摄于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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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传 [:1705515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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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传 第十一章 铁幕之下：冷战时期的东欧 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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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5月初，普利尼奥·门多萨带着妹妹索蕾妲回到巴黎，发现他的朋友更消瘦、更修长、更刻苦。“他的套衫袖子上有洞，鞋底走路的时候会进水，粗犷的阿拉伯脸庞上颧骨很明显。”[1]不过，对于朋友的法文进步，对巴黎环境以及问题的了解，则令他印象非常深刻。5月11日，他们一起在著名的双叟咖啡馆听到罗哈斯·皮尼利亚被推翻、流亡的消息，就在他被哥伦比亚天主教会谴责的十天之后。接收的是“五人军政府”，这两位朋友对随之而来的未来都不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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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和门多萨都有左派的渊源以及幻想，非常希望前往东欧，前一年互相矛盾的报道尤其给了他们强烈的动机，一开始是赫鲁晓夫公开谴责斯大林，接着是苏联入侵匈牙利的骚动。他们决定从莱比锡开始，路易斯·维亚尔·博尔达流亡时曾以学生奖学金在这里住了一年。之前还有工作的门多萨，为了这个夏天买了一辆二手雷诺四门汽车，6月18日，他以时速大约一百零五公里载着活泼的索蕾妲和沉默的加西亚·马尔克斯驰骋在德国的高速公路上，沿途经过海德堡和法兰克福，[2]再从法兰克福进入东德。加西亚·马尔克斯关于这另一个德国的文章——再一次，他必须等待许久才见得到文章发表，提到铁幕其实只是红白相间的木制路障。对于边境的情况、破旧的制服、边境警卫的无知，这三位朋友感到相当震惊；边境警卫几经困难才有办法写下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出生地，也许一点儿也不令人意外。接着，由索蕾妲·门多萨开夜车把他们载往魏玛。早餐时分，他们在一家国营餐厅停留，再次因为眼前的景象而感到惊讶。门多萨记得他们进门之前，下车时伸着懒腰打呵欠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他说：“听好，大师，我们要了解这一切。”“了解什么？”“关于社会主义。”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忆到，进入这家一点儿也不吸引人的餐馆好像“一头栽进一个没有准备的现实”。[3]大约一百名德国人坐在那里吃着火腿和蛋的早餐，丰盛得足以供给王公贵族，不过他们自己看起来泄气而怨恨，就像受尽屈辱的乞丐。当晚稍后，三位哥伦比亚人抵达魏玛，第二天一早，他们从此处前去参观附近的布亨瓦德集中营。后来，加西亚·马尔克斯写道，自己一直无法把这些死亡集中营的现实和德国人的性格连在一起，“就像好客之于西班牙人，慷慨之于俄国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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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位朋友继续开车前往莱比锡，莱比锡让加西亚·马尔克斯想起波哥大南区，而这并不是什么最高礼赞。莱比锡的一切都很破旧、令人沮丧，他回忆道：“穿着蓝色牛仔裤和衬衫的我们，身上满是来自公路的尘埃，我们是唯一‘人民民主’的迹象。”[5]此时，他并不清楚问题的根源是社会主义本身，还是俄国人的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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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他所写的文章中提到，他和“佛朗哥”（普利尼奥·门多萨）“忘了”莱比锡是马克思—列宁大学的所在地，他们可以认识一些“南美洲的学生”，更具体地讨论目前的情形。[6]事实上，这才是他们选择这个城市的原因：这里是维亚尔·博尔达的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报道中给了他一个假身份，一个名叫“瑟席欧”的智利共产党员，三十二岁的他两年前从故乡流亡，在此攻读政治经济学。维亚尔·博尔达的确是生活在流亡之中，只不过是从哥伦比亚流亡在外，他在波哥大和共产党青年团密切来往，成功地找到一份奖学金在东德的城市读书。[7]回巴黎申请延长签证的时候，他曾去塔奇雅在阿萨路的房间看过加西亚·马尔克斯；当时，他们谈话的主要内容是“真正存在的社会主义”，“贾布和我，”维亚尔·博尔达在1998年告诉我，“对于共产主义体制的想法差不多，想要的也差不多：就是博爱而民主的社会主义。”加西亚·马尔克斯生命中的许多时间都围绕着同行的旅人、共产党，更常见的是前共产党员。在后者之中，有后悔的前共产党员，他们坚持左派路线；以及怨怼的前共产党员，许多转为极端左派。加西亚·马尔克斯不情愿地下结论表示，民主的社会主义比共产主义理想，至少从实际的角度上观察是如此。[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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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亚尔·博尔达带朋友到一家国营歌舞厅，看起来就像妓院，厕所门口还有出租车用的码表、酗酒过量和从事低级活动的情侣。加西亚·马尔克斯写道：“这不是妓院，因为社会主义国家严格禁止并重罚卖淫。这是一家国营机构，但从社会观点来看，这里比妓院还要糟糕。”[9]他和门多萨觉得追求女人的行为还不如转移到街上。他们所认识的拉丁美洲学生，甚至是认真的共产党员，都坚持加诸东德体系的并不是社会主义。希特勒已经消灭了所有真正的共产党员，当地的领导只是官僚走狗，在没有征询人民意见的情形下就把所谓“放在行李箱从苏联带来”的革命加诸人民身上。加西亚·马尔克斯评论道：“我相信在本质上绝对有人道上的失落感，对于大众的关心使得个人隐形。这一点在德国人来说是成立的，对于苏联士兵也是成立的。在魏玛，人民反对由苏联士兵带着机关枪看守火车站，但没有人在乎可怜的士兵。”加西亚·马尔克斯和门多萨要求维亚尔·博尔达让他们释怀，借由一些辩证法解释东德的现况。维亚尔·博尔达一生都是忠贞的社会主义者，一开始滔滔不绝，忽然又停下来咒骂：“一堆狗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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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东德的反应几乎完全是负面的。他对于自己在西柏林的时间有着混杂的情绪，在那里，美国人以更强烈的热情除旧布新，这个寻常的努力只是为了让苏联的那一边看起来很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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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接触这个运作于社会主义范围内的巨大城市让我留下空虚的感觉……在粗野而精密的运作下，有些东西开始成形，却与欧洲完全相反。闪亮、无菌的城市，一切事物有着不幸的效果，看起来太新……西柏林是个巨大的资本主义宣传媒介。[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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