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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巴黎的时光差不多已经接近尾声。戴高乐于6月重掌政权，本来应该让“第四共和国”免于失去阿尔及利亚，他却宣布“第五共和国”开始，最后借由放弃阿尔及利亚，从法国人手中拯救了法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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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上旬，阿尔贝·加缪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宣布几周之后，加西亚·马尔克斯搬到伦敦，[40]打算在这里撑越久越好；就像在巴黎一样，他希望文章可以刊登在《独立报》以及委内瑞拉杂志《时代》上，如今由普利尼奥·门多萨担任总编辑。门多萨只在11月下旬刊登了其中两篇：《我访问匈牙利》以及《我在俄国》。加西亚·马尔克斯一直很想学英文，到东欧的这段旅程更是直接凸显出这件事的重要性，因为那里没有人会说西班牙文。刚好，他到达欧洲之后也对英国事务开始表示兴趣——皇室以及政治人物（艾登、毕文、麦克米兰），就算他自称兴趣其实只限于英国旧习的衰微。虽然佛朗哥政权下的西班牙禁止其他的意识形态（也许他惧怕自己在那里会被捕，因为西班牙和哥伦比亚有紧密关系，也惧怕他有可能在罗哈斯·皮尼利亚政府反共产党的黑名单上），他和一名西班牙女子在一起快一年，显然访问欧洲其他旧殖民国家是他伟大远景的一部分，同时也合乎逻辑。的确，考虑到当时的困难、悲惨的经济状况，他还能够见识到东欧和西欧这么多的地方，真是相当令人吃惊。不过，他既希望以微薄的收入住在伦敦，又不懂当地语言，也没有在巴黎随手可及的拉丁美洲关系，的确堪称为他勇敢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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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南肯辛顿的一家小旅社撑了将近六个星期，不是在写《恶时辰》，而是更多从中延伸的故事，后来出现在《格兰德大妈的葬礼及其他故事》时，受到许多读者的喜爱。如同他关于上校及其抚恤金的短篇故事，但不同于《恶时辰》，这些故事的背景不是关于管理小镇的冷酷官方，而是关于穷人面对逆境时的作为，如同他希望自己在巴黎的黑暗岁月所做的，加上角色与正面价值，一个柴伐蒂尼型的故事。他虽然怀抱善意，却没有给自己什么机会学习当地的语言，只有周末会在海德公园的演讲者角落听人演讲。在《伦敦的周六》一文中，他几乎民俗式地总结自己在英国首都的经历，也许是“他在欧洲写过最好的新闻报道”[41]。写这些文章时他还在伦敦，1958年1月文章刊登于加拉加斯《民族报》及《时代》杂志。他在其中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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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伦敦的时候以为英国人在街上自言自语，后来才知道他们在说“抱歉”。星期六整个城市的人挤到皮卡迪利圆环，根本不可能走动而不撞倒人，接着就是一整片嗡嗡作响、整齐的街上合唱：“抱歉”。因为雾的关系，我对英国人唯一所知的就是他们的声音。在中午的阴影下，我听到他们道歉，用他们的乐器找路，就像飞机在黑暗如棉花的雾中所做的。最后，上个星期六在阳光下，我终于第一次见到他们，他们都在街上边走边吃。[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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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他后来告诉当时也住在伦敦的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他主要的不满是没有黑烟草，他大多数的钱都拿来买进口的“高卢人”牌子。然而，他也说，伦敦对他有着奇怪的吸引力：“你很幸运地在这样的一个城市里，由于神秘不可知的理由，除了对我而言是世界最棒的城市，这里也是最适合写作的城市。我以观光客的身份前来，却有某种力量使我关在房间里，真的可以飘浮在烟雾之中，一个月内我写了《格兰德大妈》里差不多所有的故事。我浪费了所有应该去探访各地景点的机会，但得到一本书。”[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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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日，他经由巴兰基亚的梅塞德斯寄了一封信给卡塔赫纳的母亲。在信中，他提到写信给波哥大的迪莉雅舅妈，应该是为了向她最近去世的丈夫胡安·迪奥斯致悼念之意，后者即路易莎·圣蒂雅嘉唯一的兄弟。当时，他虽然说以为自己很快就会回家，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计划其实尚未成形：“我在伦敦两个星期，准备好回到哥伦比亚。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我考虑很快地去一趟巴黎，接着到巴塞罗那和马德里——既然西班牙是我唯一还不认识的欧洲国家——所以，我算好应该最晚圣诞节或新年就会回到哥伦比亚。我还没有厌倦游历世界，但梅塞德斯已经等我太久了，要她再等下去不公平。我没想错的话，也许她还有那么一点点儿耐心，但要她再等下去是不对的，因为我在欧洲学到的一件事就是，并不是每个女人都像她一样忠实而认真。”[44]他说自己没有钱、没有工作，只有《观察家报》似乎有一点儿希望。他要求母亲寄两份出生证明给他，加注：“信不信由你，我没有在欧洲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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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两个星期后的12月16日，他意外地收到来自加拉加斯的一份电报，普利尼奥·门多萨的老板提供他一张机票前往委内瑞拉首都，到《时代》杂志与他和门多萨一起工作。这个良机不容错失，加上伦敦显然并没有留下任何让他可以选择的余地。他后来告诉我，在这个城市“外国人没有准备最低消费根本不可能生活”[45]。不过，他还是打电话给门多萨，说有一个疯子从加拉加斯打电话抱怨他（疯子）的不幸，并提供他一份工作。门多萨表示卡洛斯·拉米雷斯·麦奎格的确疯了，但有工作可做是真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于圣诞节前离开伦敦，不是如他最近承诺的回到哥伦比亚，而是前往委内瑞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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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后他对我说：“你知道，1956年年初在欧洲丢掉那份工作时，就像在巴兰基亚一样，我又放弃了一切。我可以很容易在其他报社找到工作，只是我仍流浪了两年，直到理所当然地停下来返回我自己的创作上，大部分的时间我只是聆听自己的情绪、我的内心世界；我有这种经验，也建立了一个个人的世界。大部分的拉丁美洲人在欧洲接受文化的洗礼，我却完全没有。”[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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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门多萨，La llama y el hielo，p.21。本章引用的采访包括：普利尼奥·门多萨（波哥大，1991）、路易斯·维亚尔·博尔达（波哥大，1998）、基耶尔莫·安古罗（波哥大，1991、2007）、赫南·维耶科（波哥大，1991）、塔奇雅·昆塔那（巴黎，1993）、马奴耶·萨巴塔·欧立维亚（波哥大，1991）、贾克·吉拉尔（土鲁斯，1999、2004）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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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即使在对这趟旅程发表的文章里——而且在1959年自己修订过，加西亚·马尔克斯仍然将索利达佯称为来自印度支那的法国平面艺术家“贾克琳”，且将普利尼奥佯称为意大利自由撰稿记者“法兰科”。在20世纪50年代，一个哥伦比亚人就算到铁幕外旅游：都必得冒着最惨重的政治和个人风险。参见吉拉德主编De Europa y América 1，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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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发表于90 diás en la Cortina de Hierro. I. La “Cortina de Hierro” es un palo pintado de rojo y blanco，《彩印》，第2卷，第198期，1959年7月27日的。这些文章都收录在吉拉德主编的GGM，Obra periodistica vol. V及vol. VI ：De Europa y América 1 an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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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发表于90 diás en la Cortina de Hierro. VI. Con los ojos abiertos soble Polonia en ebullición，《彩印》，第2卷，第199期，1959年8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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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发表于90 diás en la Cortina de Hierro. II. Berlín es un disparate，《彩印》，第2卷，第199期，1959年8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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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发表于90 diás en la Cortina de Hierro. III. Los expropiados se reúnen para contarse sus penas，《彩印》，第2卷，第200期，1959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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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多年后，维亚尔·博尔达成了哥伦比亚驻东柏林的末任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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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04年7月，贾克·吉拉尔告诉我，“在某个场合，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告诉我，他不确定他在波哥大是不是共产主义者，但他觉得是。肯定的是，他1955年到维也纳与参加共产党会议的豪尔斯·萨拉梅亚碰面时，他确实认为自己是共产党的一分子”。当然，这并不代表他是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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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90 diás en la Cortina de Hierro. III. Los expropiados se reunen para contarse sus penas，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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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发表于90 diás en la Cortina de Hierro. I. Berlín es un disparate，《彩印》，第2卷，第199期，1959年8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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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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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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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他的文章里说，只有“Jacqueline”回到巴黎，而他和“法兰科”留在拍林，并把车留在那里，再搭火车到布拉格。这样一来，除了1957年5月的德国行，也顺便把1955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之旅纳入了后来1957年7至8月的苏联与匈牙利之旅。如此这般，三段不同的行程，最后便融为一段所谓的“铁幕下的九十天”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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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阿朗哥，Un ramo de nomeolvides，p.88。这个演出团体是Delia Zapata民谣乐团，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波哥大写过一篇他们的文章（“Danza cruda”，刊登于1954年8月4日的《观察家报》）；而且，命运真奇妙，这个团体刚好缺了手风琴手和萨克斯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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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1957年夏天从巴黎写到马德里给塔奇雅·昆塔那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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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这段旅程在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发表于Allá por los tiempos de la Coca-Cola，《观察家报》，1981年10月11日中有所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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