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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有以上如火如荼的活动，但哥伦比亚一如往常地证明它置身于大陆规则之外。在革新主义人士的眼中，哥伦比亚的发展并不如古巴或委内瑞拉一样有希望。哥伦比亚教会谴责罗哈斯·皮尼利亚的政权之后，罗哈斯·皮尼利亚在1957年3月开始动摇，自由党领袖阿贝尔托·耶拉斯·卡马尔哥领导的公民运动号召全面罢工。独裁者于5月10日辞职，属意由加夫列尔·巴利斯·高尔迪尤将军所领导的五人执政团接手，勉强答应恢复民主。7月20日，在西班牙东部地中海岸的滨海休闲地希切斯，耶拉斯和流亡的保守党领袖劳雷亚诺·戈麦斯策划“国家阵线”，未来保守党和自由党将以双头政府组织轮替，以避免政治混乱——其实指的就是左倾——以及恢复军事统治的危险。执政团于10月宣布全民公投，1957年12月1日，公民投票通过这个计划。一轮诡异初选似的投票决定自由党和保守党最受欢迎的参选人之后，耶拉斯在1958年的选举中同额竞选，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梅塞德斯·巴尔查在3月的婚礼之后回到委内瑞拉，自由党领袖很快地在1958年8月以哥伦比亚下一个“民选”总统的姿态接受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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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篇他结婚当天刊登于加拉加斯的文章里，加西亚·马尔克斯明确而有力地总结哥伦比亚最近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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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1月9日，原本低调的百万富翁、保守党总理马里亚诺·奥斯皮纳·佩雷斯下令解散国会，经过没有选举的八年九个月十一天之后，哥伦比亚人再度回到投票所，重新选出国会。此解散国会的法令于某星期六的三点三十五分生效，开启连续三个的独裁政权，使得国内二十万人死于非命，以及历史上最糟的社会以及经济的不平等。毫不留情地军事追杀自由党，毁损了我们国家的选举事实。[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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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评论还不止于此。加西亚·马尔克斯认为，自由党在1946年失去政权终究归咎于耶拉斯·卡马尔哥，并且鄙视他居然成为参选人，因为他其实是保守党，果不其然地从二十年前曾经代表自由党参选的同一组“寡头政治的执政者”中招募自由党参选人。由阿方索·洛佩斯·米切尔森于1959年2月13日所成立的新政党“解放革命运动党”在20世纪60年代虽造成一时的骚动，不过，对于两个政治恐龙之间的争斗终究没有太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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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往常，加西亚·马尔克斯一点儿也不乐意回到惨淡的波哥大，更甭提哥伦比亚政治带给他的挫折感。不过，对于波哥大人的背信弃义，如今他有妻子分享他的感受，以及他身为“海岸人”的抗拒。梅塞德斯已经怀孕好几个月，剪了短发，常常穿长裤，此举使波哥大的邻居非常震惊，特别是对怀孕女性对于古巴高跟鞋的偏好以及她丈夫俗气的衬衫。[47]普利尼奥·门多萨还是单身汉，几乎每天都会出现在他们家，贾布忙的时候则由他带梅塞德斯去电影院。他和他的朋友都有着相同深蓝色的雨衣，他们的朋友总是开玩笑，“看起来好像是由同一个母亲所打扮的两个男孩子”。[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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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于1957年所写，关于访问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的文章于1959年7月27日至9月28日间刊登于《彩印》杂志，系列标题是《铁幕下的九十天》。也许重要的是他没有重复匈牙利的文章，这也许是因为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予卡达如此好的评语之后，他却处决了纳吉。因此，他针对这个议题另外写了文章——虽然这篇文章并未令他的读者想到他和卡达之间的交情，而且可以注意到，他怪罪的是赫鲁晓夫，而不是匈牙利人：“即使是我们这些原则上相信赫鲁晓夫在社会主义历史上扮演决定性角色的人，也必须认清这位苏维埃总理已经开始令人起疑地看似斯大林。”[49]有趣的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最强调的一点是处决纳吉是“愚蠢的政治行为”；面对也许原则上该受谴责的极权政策时，他不是最后一次采取如此实际的立场。写下这篇文章的人此时明确地相信在特殊的情境下有“对”与“错”，冷血地把政治置于道德之上，最后会义无反顾地支持如菲德尔·卡斯特罗般“无可取代”的领袖，这一点，也许我们不该觉得意外。讽刺的是，比起他两年前离开巴黎前往伦敦之前写的稿子，东欧这一系列文章在1959年时反而比较具有实质意义，因为接下来的二十五年间，由于拉丁美洲激烈的左倾，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将一再地引起辩论，甚至有人为它不惜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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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4日，梅塞德斯生下他们的长子罗德里戈·加西亚·巴尔查。这不幸的婴儿生为卡恰克人，但他的受洗却使他注定有个光明的未来。不出所料，他的教父是普利尼奥·门多萨，教母是赫尔曼·巴尔加斯的妻子苏珊娜·莉娜瑞斯，如今住在波哥大，但婴儿由卡米洛·托雷斯神父施洗，后者是加西亚·马尔克斯1947年在国家大学时同为法律系学生的激进派神父。托雷斯于1947年年底离开大学，他不幸的女友选择了僻静的修道院，他则于1955年成为神父，接着在天主教鲁汉大学研读社会学，和其他大学旧友正好同时都在欧洲，如加西亚·马尔克斯、普利尼奥·门多萨、路易斯·维亚尔·博尔达。回到哥伦比亚之后，他回到国家大学教授社会学，他们全体首度重逢。等到1959年这群人再度碰面的时候，托雷斯神父在波哥大的边缘社区非常活跃，越来越疏离传统的教会体系[50]。毫无疑问，加西亚·马尔克斯希望托雷斯担任施洗仪式的主祭神父是因为感情因素——但他也是他和梅塞德斯唯一认识的神父。起初，托雷斯拒绝普利尼奥·门多萨担任教父，不只因为他并不是信徒，更由于众所皆知他并不虔诚。婴儿受洗时，托雷斯吟诵着：“相信圣灵现在降临于这婴孩身上的人应该跪下。”在场的四位都站立不动。[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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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德里戈出生之后，每当这两位“父亲”从办公室回家（几乎总是在深夜），他们会想办法把婴儿吵醒和他玩儿；梅塞德斯抗议时（她总是这么做），加西亚·马尔克斯会说：“好啦，好啦，别埋怨我们两个爸爸了。”[52]卡米洛·托雷斯仍然经常拜访加西亚·巴尔查家，六年后，单纯一如往常的托雷斯神父加入国家解放军游击队，却在第一场战役中牺牲。他仍然是20世纪拉丁美洲史上最有名的革命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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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革命的1959年已近尾声。早在这一年结束之前，加西亚·马尔克斯就完成了无疑被公认为他所写过最重要的短篇故事。事实上，这篇非比寻常的创作——《格兰德大妈的葬礼》从来都不应该放在那些从伦敦开始创作而最后在委内瑞拉完成的选集里，那些作品其实承袭新写实主义，风格和意识形态上都和《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相辅相成。《格兰德大妈的葬礼》 全然不是承袭，甚至也不是那个意识形态年代和文学类型的高峰，《格兰德大妈的葬礼》是颇为新颖的作品；它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整个文学和政治轨道上最关键的一篇作品。首度结合他的两个文学类型“写实”和“魔幻”，并为接下来半个世纪完整的成熟作品铺路，特别是两部重要巨作《百年孤独》 以及《族长的秋天》。的确，此篇故事规模之巨大，特别是结局，融合了加西亚·马尔克斯个人的神话与诗意中不同的元素，他自己都花了许多年的时间理清最重要的脉络，才有办法设想出接下来的数年间等待他的两部巨作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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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是，对加西亚·马尔克斯而言，在政治层面上，即使回到哥伦比亚这件事带来的文化冲击在意料之中，却也是非常强烈的。《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在欧洲写成，尽管发生了这一切，他还是对家乡和一些人带有一些感伤的情怀。即将出版的选集里的其他故事也是在欧洲开始写，在委内瑞拉的前几个月内完成；这些作品中对一般哥伦比亚人散发出的情感以及他对于未命名的上校的情感，无疑是类似的。然而，《格兰德大妈的葬礼》是他回到哥伦比亚之后的产物，不仅是在离开哥伦比亚超过三年之后。也无疑是在欧洲、委内瑞拉、古巴之后。首次阅读时，就能感受到这些不同的体验接连影响他对于这个国家的感受；感受到作者累积的挫折感，藐视、愤怒一个国家竟能无止境地耗弱自己的子民，而且似乎永远、永远不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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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于《格兰德大妈的葬礼》首先的评论是，故事里几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段毫无意义的歌舞；或者，几乎毫无意义。这篇作品诉说—— 的确，由非常像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的叙事者诉说这个故事—— 一位老哥伦比亚女族长“格兰德大妈”的生与死（关于死多于生）。哥伦比亚所有的政治人物和显贵，甚至来自国外的贵客如教皇等，都来参加她的葬礼。故事中暗示但并没有明说的是，格兰德大妈一生都在蛮荒之地度过，她的财富来自无耻又无情地剥削劳动农民阶层，她自己丑陋、粗俗，在每一方面都可笑而荒唐。然而，在她那没有命名的国度里，似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些明显的事实。也就是说，加西亚·马尔克斯创造了一个寓言，其中刻画了首先由凯坦所建立、仍然封建的半“寡头政治”中真正的道德状态；以及统治阶层卡恰克人的虚伪，假装哥伦比亚是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土地，唯一令人失望的却是被这些高人一等的人所欺压的人民，这些人民可怜、出身低贱。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看来，我们所拥有的是一个由19世纪的政治体制监管的殖民式土地占有体系。什么时候，喔，什么时候，哥伦比亚的20世纪才会来到！因此，他的故事由里到外。以倒转方式开始描写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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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世界的异教徒，这是格兰德大妈的真实故事，马孔多王国绝对的主权者，享年九十二岁，上个9月的某个星期二死于圣洁的味道之中，教皇出席她的葬礼。[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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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页后的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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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至尊教皇的身体与灵魂都可以上升至天堂，他在世间的使命完成，共和国的总统可以坐下来根据自己健全的判断能力来执政，过去与未来的万物之后都可以结婚，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并生下许多子嗣，平民老百姓也可以架起他们的帐篷，在格兰德大妈无边无际的土地上过着他妈的快乐无比的生活，因为唯一能够与他们为敌，唯一有足够势力反对他们此举的人，已经开始在那铅座下腐烂。唯一剩下的只有一人靠在门边，坐在椅凳上讲述这个故事给后代子孙，作为警喻和榜样，让全世界的异教徒都知道格兰德大妈的故事，因为明天星期三，清道夫就会把葬礼遗留下来的垃圾扫得干干净净，永远清洁。[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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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使人联想到卡尔·马克思本人的语调和修辞。[55]这位叙事者的声音和观点只差一点点儿就是完全的讽刺，近乎斯威夫特或伏尔泰式的讽刺，如此地有力，他可以反述的方式铺陈自己的理念，也很肯定读者能了解他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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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格兰德大妈的葬礼》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离开哥伦比亚长达四年之后，对于国内情势和回国感到失望、愤怒的反应。如今，最大的差异在于他的声音有着作者的权威，他在更宽广的世界中的体验赋予他身为作者的藐视和轻蔑。[56]叙事者所描绘的哥伦比亚无法改变，但从这个观点（苏联？委内瑞拉？古巴？）知道改变是可能的，而这一点是《枯枝败叶》的作者所尚未知晓的。这样的故事只有可能在1959年完成，当加西亚·马尔克斯经历过马克思称之为“辩证”的经验之后——哥伦比亚国家前线对照古巴革命——从而给他早已隐约出现的魔幻现实一种野性、嘲讽、狂欢节似的政治意涵。的确，这个故事在精华和平衡上都属于一个独特的时刻，其中所诉说的一点是：“我已经无法再写如选集里的那些故事。我的‘写实’阶段已经结束。”然而，如今他也将成为盛大的历史讽刺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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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的轨迹虽然已经达到写实主义的尽头，或是新写实主义阶段，但他如今很热心地和古巴联系；矛盾的是，古巴政权打开许多拉丁美洲作家和知识分子的想象力，却迅速地支持加西亚·马尔克斯如今已经无法写出的社会写实主义作品。他需要见到其他拉丁美洲作家出版以神话和魔幻为题材的小说使自己安心，才能完成整部属于自己的小说，其中忽略——或该说是明确地拒绝——社会写实主义的信条。接下来的几年间，严密的自传性元素也起了作用。另一次——又一次——的搬家，以及需要抚养的妻小，对于即将来临的时期有着重大的影响；如今令他从使命分心的元素已不再和从前一样，因为他已经没有以前那种奢侈，饿着肚子还能随时随地回应灵感的召唤。因此，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格兰德大妈》看起来只是一个年代的结束（或者甚至有一段时间是他身为作家事业的结束）；只有在更遥远的未来，才能看出这不可或缺、历史上的关键点，也是他成熟时期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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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事实上，就文学方面而言，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尚且未成定数，如果古巴革命的工作不顺利的话，他甚至考虑回巴兰基亚和阿尔瓦罗·塞培达一起从事电影工作[57]。某次他去巴兰基亚时，梅德茵电影院的代表阿贝尔托·阿基尔和加西亚·马尔克斯一起坐在“绿野饭店”等待塞培达，他本来应该带着国家电影机构的企划案出现，却没有现身。午餐时，加西亚·马尔克斯不经意地提到梅塞德斯从波哥大打电话告诉他，他们需要付六百比索才不会被断电。阿基尔身兼律师和编辑，两年前《传奇》杂志出版《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时，他非常推崇。午餐结束后，他提议再出版这本小说。加西亚·马尔克斯说：“你疯了，你知道我的书在哥伦比亚卖得不好。记得《枯枝败叶》的初版惨状吗？”不过，阿基尔打算说服他，提议付他八百比索，预付两百。加西亚·马尔克斯想到电费，当场同意。在一年后的一封信里，他抱怨他是“唯一一个在热带炎热的下午，瘫坐在竹制的摇椅里，带着宿醉，还跟人作口头约定的人”[58]。不过，他对阿基尔说得没错。1961年出版的时候，前面的两千本只卖了八百本。如果他要在哥伦比亚等待成功，可能要永远地等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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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Caribe mágico，《 观察家报 》，1981年1月18日。本章与次章引用的访谈包括：普利尼奥·门多萨（波哥大，1991）、康斯薇洛与艾尔维拉·门多萨（波哥大，2007）、何塞·丰特·卡斯特罗（马德里，1997）、Domingo Miliani（匹兹堡，1998）、Alejandro Bruzual（匹兹堡，2005）、读过本章手稿的胡安·安东尼欧·埃尔南德兹（匹兹堡，2004、2008）、路易斯·哈尔斯（匹兹堡，1993）、何塞·路易斯·迪亚兹·葛拉那多斯（波哥大，1991及其后）、José（“Pepe”）Stevenson（波哥大，1991，卡塔赫纳，2007）、Malcolm Deas（牛津及波哥大，1991）、Eduardo Posada Carbó（牛津，1991）、爱德华多·巴尔查·帕尔多（阿尔荷纳，2008）、阿方索·洛佩斯·米切尔森（波哥大，1993）、赫尔曼·阿西涅加斯（阿齐尼格斯）（波哥大，1991）、拉米罗·艾斯毕里埃亚（波哥大，1991）、雅克·吉拉德（土鲁斯，1999、2004）、Rafael Gutiérrez Girardot（巴塞罗那，1992）、Jesús Martín Barbero（匹兹堡，2000）、路易斯·维亚尔·博尔达（波哥大，1998）、Rita García Márquez，及其他许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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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门多萨，La llama y el hielo，pp.35-36。并参见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Memoria feliz de Caracas，《观察家报》，1982年3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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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门多萨，La llama y el hielo，p.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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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No se me ocurre ningún título，《美洲之家》（哈瓦那），第100期，1977年1月至2月，pp.8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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