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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在猪湾得到伟大胜利的那一天，卡斯特罗亲自指挥岛上的防御以及逮捕入侵者，普利尼奥·门多萨发现，神秘的波哥大的电信公司第一次拒绝传送他的电报，便马上怀疑美国对哥伦比亚单位施压，切断了对古巴的通信。他打电话给纽约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加西亚·马尔克斯说：“等一下，第五大道上有一家公共电报公司，就在办公室隔壁。”因此，在反革命入侵者传奇挫败的那一天，古巴人宣称是“拉丁美洲领土上第一个对抗帝国主义的胜利”，这两位朋友很骄傲地智取中央情报局。不过不久之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到旅馆，手写了封信给马塞提——他几乎很少这么做（他甚至在信上写下日期）——简略写下他的牢骚，他如何反对莫斯科式的派系主义，万一正统共产党路线胜出的话，他对于革命未来的恐惧。他把信留在旅馆房间里，等待他知道的不可避免的辞职的那一刻。还好他待到“猪湾事件”之后，如果他就在那之前离开，永远会被冠上不顾大局、只求自保的名声。[19]他一点儿也不知道的是，马塞提也很快就永远离开拉丁美洲通讯社，随后回到阿根廷，在1964年死于毫无希望的革命征战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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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纽约的时间已经接近尾声，普利尼奥·门多萨飞到哈瓦那和马塞提讨论情势。消息传来，“他们”——笨蛋强硬派终于在新社长西班牙人费南多·雷伏耶塔领导下接收了拉丁美洲通讯社，此时门多萨正和马塞提及他的妻子龚其塔·杜莫耶斯午餐。5月下旬，门多萨再次坐着泛美航空的班机从哈瓦那回家到纽约；接受过中央情报局的侦讯之后，梅塞德斯和罗德里戈在机场接他。梅塞德斯以她神色自若的方式微笑着说：“所以， ‘那群笨蛋’接收了通讯社吗，教父？”“是的，教母，没错。”他告诉她自己已经向新的拉丁美洲通讯社社长递出辞呈，另外一份寄给古巴总统多尔蒂科斯，她则告诉他贾布自己的辞职信已经写好了，只等他来。[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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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之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对这些问题绝口不提——包括后来和安东尼奥·努聂兹·希门内兹之间的讨论，他是一位正统的共产党员；在没有提到细节的情形下，他只是表示觉得强硬派共产党员是“反革命分子”。[21]然而1961年的这些事件对他人生的阴影超过十年之久，显然因为他不断地认为古巴革命是“有要领的”强硬派（当时应以卡斯特罗的弟弟劳尔为代表）和较为直觉式的革命浪漫派（以卡斯特罗本人为代表）这两派之间无止境的斗争。二十五年后门多萨表示，紧接在1957年东欧旅程之后，他自己在古巴的经验对于远离社会主义有决定性的影响。[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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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多萨留在纽约几天，等待关于朋友欠薪以及机票的消息。他白天和梅塞德斯以及罗德里戈在中央公园散步，加西亚·马尔克斯则在办公室收拾细软。接着，加西亚·马尔克斯和门多萨一起在第五大道、时代广场和格林威治村闲晃，讨论发生的事、古巴的未来，以及他们自己不确定的计划。困在两个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两个不同的世界之间，他们两人都将要开始遭逢困境。5月23日，加西亚·马尔克斯写信给阿尔瓦罗·塞培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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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槽糕至极的危机持续一个月之后，这星期才终于开始有进展，拉丁美洲通讯社一些不错的年轻人都滚蛋了，递上夸张的辞职信。尽管我们可以看见眼前的狗屁，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情况会变得这么令人无法抵挡，我以为自己在纽约还有几个月的时间，不过，我留下来最后的希望今晚已经消失殆尽，我6月1日要去墨西哥，走陆路，目标是横穿混乱的南方。我不知道究竟该怎么做，但我在尝试从哥伦比亚抢救一些美金，希望能让我在墨西哥住一段时间，让我一边找工作。谁知道他妈的要做些什么，因为身为记者我已经投降了，也许该找个知性的工作。[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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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门多萨离开纽约之后，马塞提打电话给加西亚·马尔克斯，说情况又改善了。他和多尔蒂科斯总统谈过，被告知原来他还在菲德尔·卡斯特罗属意的名单上。他要求加西亚·马尔克斯延迟到墨西哥的行程，但此时这位哥伦比亚人已经订好计划，只等着他的遣散费，而拉丁美洲通讯社并不急着照办。他想说服他们给他一些遣散费加上他和家人去墨西哥的机票，所以不情愿地拒绝了马塞提的恳求。他在一封信里向门多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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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了解马塞提：不论我们试着做什么，他要求私下的帮忙一开始会变成某种巨大复杂的任务，我会深陷其中，直到同志看到番石榴成熟了决定要吃，如同他们对拉丁美洲通讯社所做的。而且，如果马塞提仍然深陷其中，而且有危险，正如你告诉我他的情况，我会推翻自己计划尽一切力量帮助他。但我的印象是总统找到了方法协助他，他已经不这么急着需要帮助了。[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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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表示：“我在自己应该无微不至地管理的办公室里已经成了陌生人。幸运的是，四十八小时之内一切就会结束了。”[25]他担心拉丁美洲办公室不会支付他家人的回程机票，而自己名下只有两百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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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加西亚·马尔克斯一家人没办法飞回哥伦比亚，因此他们由陆路前往墨西哥。在墨西哥他们尝试寻找协助回家（虽然门多萨自己相信在墨西哥长期滞留一直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最渴望的心愿，也许接下来的几年间，他的动态和动机遭到误解，那是因为他总是不愿意承认自己不想回到哥伦比亚以及一大群家人身边）。毫不意外，纽约的管理阶层说他已经辞职了，不是被炒鱿鱼——显然他被认为，如果不是反革命的“虫”的话，那么就是逃兵——他们并没有被授权允许给他机票去墨西哥。后来，共产党告诉在哈瓦那问起他的朋友们：“加西亚·马尔克斯转投反革命阵营了。”[26]6月中旬，对于从拉丁美洲通讯社能拿到费用已经断念，对革命也是，加西亚·巴尔查一家人坐上往新奥尔良的灰狗巴士，门多萨从波哥大又寄了一百五十美元到此地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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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十八个月大的孩子，那十四天的旅程对他们而言非常的吃力，至少可以这么说，频繁的停靠，如同这对夫妻后来所说，没完没了的“厚纸板汉堡”、“木屑热狗”、塑胶桶的可口可乐。最后，他们开始吃罗德里戈的加工婴儿食品，特别是炖水果。他们经过马里兰州、弗吉尼亚州、南北卡罗来纳州、乔治亚州、阿拉巴马州以及密西西比州。对于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而言，这样做的好处是带他走过福克纳的国度，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在后来十年间人权改革发生之前，如同当时所有的外国游客一般，这对年轻夫妻震慑于遍布美国南部的赤裸裸的种族歧视，特别是在乔治亚州和阿拉巴马州。他们在蒙哥马利失去了一个晚上的睡眠，因为没有人愿意把房间出租给“肮脏的墨西哥人”。等他们抵达新奥尔良的时候，非常渴望“真正的食物”，他们用掉门多萨寄到哥伦比亚领事馆的一百五十美元里的一部分，在一家高级法式餐厅“旧广场”饱餐一顿。不过，他们很失望地看到送来的牛排上放了一大颗水蜜桃。[27]1983年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忆起他们伟大的探险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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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趟英雄式的旅途尾声，我们再次面对事实和虚构之间的关系：棉花田里完美无瑕的巴特农神殿，农人在路旁旅舍的屋檐下午休，黑人的工厂残破不堪，盖文·斯蒂文森大叔的白人子嗣和他们穿着薄纱的偷懒女人星期天上教堂祷告，约克纳帕塔法郡可怕的世界从巴士车窗经过我们的眼帘，就如同小说大师创作的一样真实，一般生动。[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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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这趟旅程之后的第一封信里告诉门多萨：“我们安全地抵达了。这趟非常有意思的旅程一方面证明福克纳和其他人对于自己的环境说的是实话，另一方面，罗德里戈是个非常灵活的小家伙，可以适应任何紧急情况。”[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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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漫长而难以忘怀的两个星期之后，他们到了边界的拉雷多，在这全世界充满最强烈对比的前哨，他们找到一个肮脏、污秽的小镇，不过，他们在此却觉得人生突然又是真实的了。一间便宜的餐厅提供了美味的一餐，梅塞德斯发现墨西哥人知道烹饪米的秘诀以及其他一切，认为在墨西哥这样的国家她也许可以过得下去。他们坐上火车，于1961年6月下旬抵达墨西哥城。在那里，他们遇到的是一座巨大但仍然可以适应的城市，大道上排列着花朵——在那个时代——非常遥远的天空通常是透明、亮丽的蓝色，仍然可以看到火山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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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门多萨，La llama y el hielo，pp.8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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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见E. González Bermejo，Ahora doscientos años de soledad…，《 凯旋 》，1971年11月（收录于Rentería主编的García Márquez habla de García Márquez en 33 grandes reportajes，p.50）；及Angel Augier，GM en La Habana，Mensajes，1970年9月10日（古巴作家与艺术家协会竞赛，哈瓦那），1 ：17。阿罗尔托·华尔之后成了胡里奥·科塔萨尔与古巴革命之间重要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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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门多萨，La llama y el hielo，p.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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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十六年后，不屈不挠的华许因为在所谓的“污秽战役”中英勇反抗，被阿根廷军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凌虐致死。见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Rodolfo Walsh，el escritor que se le adelantó a la CIA，《 抉择 》，第124期，1977年7月25日至8月1日。亦见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Recuerdos de periodista，《观察家报》，1981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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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努聂兹·希门内兹，GM y la perla de las Antillas。亦见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Recuerdos de periodista，《观察家报》，1981年12月14日，以参照其中不同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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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门多萨，La llama y el hielo，pp.8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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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同上，p.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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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阿朗哥，Un ramo de nomeolvides，p.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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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见埃利希奥·加西亚，Tras las claves de Melquíades，pp.474-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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