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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19245 仿佛命中注定，评审决定的那一天，也是加西亚·巴尔查家的老二贡萨罗出生的那一天，1962年4月16日。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告诉普利尼奥·门多萨，说这小孩儿“六分钟”就出生了，“我们唯一担心的是他在前往诊所的路上在车上出生”[23]。获奖之后，他暂时经济充裕些，用一部分的钱付了梅塞德斯待在诊所的费用。不过，如他后来所言，也许有些言不由衷，由于他觉得这钱是“偷来的”，为奖金参赛是他一生中做过最糟糕的决定——因此，他迷信地决定不把钱花在一般家用，而是买了一辆车，一辆红色内装的白色欧宝六二年轿车，用来在这座大都会中接送他的家人。他告诉普利尼奥·门多萨：“这是我一生中最特别的玩具，我半夜还爬起来看车子是否还在。”[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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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19247 不过这些都不够。他赢得一座文学奖，但已经不是个作家了。他继续烦恼，发现自己还是渴望在电影圈工作。虽然满怀希望，而且以献身工作为策略，希望诱使阿拉特利斯特助他转到电影圈，但什么也没有发生[25]。的确，他越是大幅翻修、改善这两份低俗的杂志，帮阿拉特利斯特赚越多钱，阿拉特利斯特越不可能把他调去做其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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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19249 即使在合适的情况下，他也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够写作。自从结婚以来，他只写了几篇短篇故事；对他而言，就连讨人厌的《恶时辰》似乎都是本很长的书。事实上，他脑袋里满是工作上的垃圾、家事，或是和朋友谈论的电影内容。他毫无信念地开始写《百年孤独》之后的下一本书——《艾伦狄拉与其他故事》（Eréndira and Other Stories）——却无法写他就某方面而言等了一辈子要写的小说，想到这一点儿不免令人觉得讽刺。因此，几个月后他在空闲时再回到这本书的写作上，也就是回到《家》的写作上。然而，《家》 这本书充满鬼魅，他再次毫无进展，因而选择了内心深处认为是首选的想法，一本名为《族长的秋天》的小说。[26]此时，《百年孤独》连书名都尚未存在，但这另一本曾经放弃的小说却有了最后的书名。《格兰德大妈的葬礼》 于1962年4月出版，也就是《恶时辰》得奖的同一个月，他收到《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的首印本不久之后，整理了三百页《族长的秋天》，但还是觉得方向不对。最后，他又一次地放弃这个稿子，后来他会说，书中保留的只有人物的名字。[27]也许，他必须先把这本关于家人和过去的《家》的问题处理完，才有办法再写这本部分关于当下独裁者的小说。绝望、消沉、烦恼，他再次把手稿放在一旁，首度思索没有文学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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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19251 然而，无法忍受的是，这两份平凡杂志给他的挫折感越来越深，此时，他向死党普利尼奥·门多萨抱怨：“目前我把镇静剂当面包上的奶油一样吞下去，但每天仍然睡不到四个小时。我想我唯一的希望是让自己完全地重新开始……如你所能想象的，我什么也没在写。自从我打开打字机已经超过两个月了，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想到最后我写不出什么东西，也不会变得比较有钱就觉得很害怕。没什么可说的了，兄弟。我完了，顺服命运下的受害者。”[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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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19253 政治上，他和古巴的关系使自己更为烦躁。就他而言，此事悬而未决，就古巴而言则已经结束了。虽然有他在纽约经历过的问题，加西亚·马尔克斯仍然觉得他的问题来自派系成员，而不是古巴政权本身。也许在内心深处，他觉得应该再待久一点儿。他看着这位年轻的古巴领袖和钢铁般的格瓦拉公然反抗美国的力量，以及布尔乔亚自由派拉丁美洲国家紧密站在一起，他对卡斯特罗的推崇只会越来越高。1962年4月，卡斯特罗面对的难题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以及古巴共产党中的教条主义者，加西亚·马尔克斯总是喜欢炫耀自己有内幕消息，他写信给普利尼奥·门多萨：“我知道菲德尔（卡斯特罗）证明安尼巴尔·埃斯卡兰特清白的完整故事，我很确定马塞提很快就会恢复名誉。菲德尔对他的同志说了非常严苛的话——‘别以为这场革命是中彩券赢来的’——有那么一阵子我担心这个危机非常的险峻。别的国家要十年二十年才经历的阶段，古巴却飞速地经历，真是不可思议。我的印象是这些同志对卡斯特罗屈服，但我不能排除一个可能性——我很清楚自己在说什么——他们也许很快就会杀死他了。不过目前，我很为马塞提和我们全体高兴，当然，也为我们美丽的小古巴高兴，证明对大家都是不可思议的教育。”[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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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19255 这封信非常具有启发性，如今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已经离开拉丁美洲通讯社两年，随着派系人士企图控制而幻想破灭，但他仍然把自己的政治信念和梦想投资在古巴的未来上，他对古巴领袖有信心，有着无限的推崇。此处我们看到对卡斯特罗两种不同的看法相合：首先，这种谈话的方式显示，如同当时许多的社会主义分子一样，加西亚·马尔克斯觉得他认识私下的菲德尔，几乎像个朋友或兄长，就如同我们认为自己认识某人，但其实仍置身事外；其次，更不寻常的是，这位小说家感受到自己对这位古巴领袖有内观看法，仿佛卡斯特罗是他其中一本书里的角色，行动言语或多或少实现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愿望。不过古巴暂时对他关上大门，电影也是；而他唯一能够控制的文学似乎也是如此，他开始失去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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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19257 1962年拖拖拉拉的。古巴导弹危机发生又结束，受到震撼、不安的世界总算幸免于难。但在加西亚·马尔克斯无止境的隧道里仍然看不见尽头的亮光。然后，哈利路亚！ 1963年4月，他终于从《家庭》和《社会事件》 中逃离，如同他写给普利尼奥·门多萨信里的欢欣鼓舞，终于成为一位“职业作家”，[30]他的意思是“剧作家”，但这是个透露真情的同义词。和梅塞德斯讨论过自己的境遇之后，他冒险孤注一掷，在复活节假期中主动在五天内写了一个剧本，一部称为“牛仔”（Er Charro）的电影。加西亚·马尔克斯撰写这剧本时以墨西哥演员佩德罗·阿尔门达利兹为假想的主人公，阿拉特利斯特听说这个计划时，希望把这个企划介绍给一位最地道的墨西哥导演艾米里欧·费南德兹，请他执导这部电影。但加西亚·马尔克斯已经答应把剧本交给年轻导演何塞·路易斯·冈萨雷斯·雷翁，交换条件是对电影剧本有完全的控制权。他深信加西亚·马尔克斯不会违背对其他导演的承诺，但阿拉特利斯特却突然改变了先前的立场，愿意支付加西亚·马尔克斯与杂志编辑同样的薪水，让他在家一年再写两本自选的电影剧本。[31]加西亚·马尔克斯很高兴自己的赌注得到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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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19259 不幸的是，没想到阿拉特利斯特在夏天就把钱用完了，要求加西亚·马尔克斯和他解约，并答应继续提供他签证所需要的身份。既然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电影制片间有过挑起竞争的成功经验，他也联系了阿尔瓦罗·穆蒂斯的另一位朋友制片马奴耶·巴尔巴恰诺，他表示只要是以特约的方式，非常乐意接受。巴尔巴恰诺最着迷的作品之一是胡安·鲁尔福的小说，他计划把《黄金斗鸡》（The Golden Cock）的故事搬上银幕。这个故事描述一名穷人救了一只垂死的斗鸡，才发现自己救的是一只冠军斗鸡，书中角色立志追求财富以及当地的美女—— 一位富人的情妇，最后，书中人物失去了他们所奋力追求的一切。在许多方面，这是《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的世界，穆蒂斯推荐他非常兴奋的朋友是这个工作的不二人选。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最好的机会，洛卜多·贾瓦尔登是国内最有名、政治地位最稳当的导演，而摄影导演加夫列尔·费格罗阿可能是全拉丁美洲最卓越的摄影师。加西亚·马尔克斯终于在1963年11月的一场婚礼上见到了故事作者——受酗酒之苦的胡安·鲁尔福，这也是李·哈维·奥斯瓦尔德被控刺杀肯尼迪总统不久之后死去的那一天。在作者当时不佳的状况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焦虑和忧郁所允许的程度之内，他们尽可能地熟稔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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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19261 巴尔巴恰诺并没有提供给他如阿拉特利斯特一般的安全感，还有账单要付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因而于9月打电话给广告经销商华特·汤普森，并马上被录用。这份工作虽然和他理想中的工作差很多，但他的脾气比较适合广告业，比跑步机般的杂志编辑工作拥有更多的自由。在这个新的工作环境里，至少他比较能做自己一向拿手的有效率、负责任的工作，同时仍然有办法保留精力，并找到时间从事他真正有兴趣的创作。[32]1963年的下半年、1964年一整年，以及1965年大部分的时间，他注定要同时做特约电影工作以及广告代理商—— 一开始是华特·汤普森，接着是史丹顿·普利查德——伍德公司，另一家全球巨人麦肯世界集团的一部分。华特·汤普森和麦肯世界集团是世界前三名的广告公司，因此，加西亚·马尔克斯一度发现自己效力的对象是美国垄断资本主义龙头的麦迪逊大道分公司，他认为不怎么光彩。穆蒂斯在此和其他方面，早已超越他，因他在墨西哥的早期从史丹顿一成立时就已经为其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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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19263 讽刺的是，由于这段多少不寻常的插曲所得到的经验，有助加西亚·马尔克斯日后准备好面对未来的名人地位——了解名声、思考自我表达、制造个人品牌形象，以及如何经营。更讽刺的是，早期在广告业和公关的训练让他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间得以公开维持政治上的自我矛盾，却从来没有遭受怀着敌意的美国评论界的严厉批评，因为他找到了窍门。只要加西亚·马尔克斯得到灵感，他的经理，一位改过自新的酒鬼，就会举起右手，仿佛职业拳击手一般在空气中挥拳。他在家里也有帮手，梅塞德斯总是想出好记的商品用语，“不能没有舒洁面纸”是其中之一，他也把她许多脱口而出的评语变成获利的广告词语。[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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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19265 如今，在最具影响力以及最风起云涌的时刻之一，加西亚·马尔克斯完全融入了墨西哥的文化环境之中。墨西哥的“粉红区”相当于时髦伦敦的卡纳比街和国王路，于1964年真正开始繁荣起来。新近成立的左翼出版公司“年代”（Era）于1963年9月刚买下了第二版的《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虽然只印了一千本，但加西亚·马尔克斯仍然喜出望外。他开始进入名人社交圈，穿梭于身着黑色皮夹克、戴着深色眼镜框的墨西哥城时髦作家、画家、电影明星、歌手以及记者之中。这对夫妻如今既顺遂又穿着得宜，罗德里戈和贡萨罗上的是私立的英语学校，先是威廉学院幼儿园，接着是圣安赫尔的伊丽莎白女王学院。[34]这家人拥有一辆车子，开始物色更大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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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19267 开始从事特约电影剧本写作的几个月之内，加西亚·马尔克斯为鲁尔福写了《黄金斗鸡》的剧本。[35]巴尔巴恰诺认为剧本非常优秀，只有一点儿保留——他认为这剧本使用的是哥伦比亚的语言，而非墨西哥的语言。在这个时候，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运气越来越好，而且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墨西哥重要的年轻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比加西亚·马尔克斯小十八个月，在欧洲停留了稍长的时间后于1963年晚期回到墨西哥。[36]他和这位哥伦比亚人有许多共同的朋友，不论是谁介绍他们认识，对于他们第一次的见面都有帮助——富恩特斯已经知道加西亚·马尔克斯是谁，并且推崇他的作品。根据这位墨西哥作家回忆道：“我第一次听说加夫列尔是经由阿尔瓦罗·穆蒂斯，他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给了我一本《枯枝败叶》。‘这是发表过的最好的一本。’他说，明智地没有明说时间或地点。”[37]由于这次推荐，富恩特斯在《墨西哥文学期刊》上刊登了《格兰德大妈的葬礼》以及《伊莎贝尔于马孔多之望雨独白》。他也于1963年1月在《墨西哥文化（永远）》上为《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写了一篇热烈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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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19269 然而，光是富恩特斯就足以让任何人的自卑情绪愈发强烈。他的成长背景优裕，自己也善加利用，英文和法文流利，有着典型墨西哥男高音强而有力但缓和的声调。他英俊、潇洒又充满活力，迷人至极。1957年，他娶了有名的女演员莉妲·马塞多；命运多舛的好莱坞明星珍·茜宝在墨西哥的杜兰戈拍摄《硬汉卡拉汉》时，也与其有过一段情史。1958年，他出版了公认为宣告了即将来临的拉丁美洲小说潮的作品《最明净的地区》。如同加西亚·马尔克斯一般，富恩特斯也在革命后马上前往古巴，但在政治上立场总是很独立；他最后居然以不太可能的本领同时被共产古巴、法西斯西班牙和自由美国列入黑名单。1962年，他又出版两本杰出的书，哥特短篇小说《奥拉》（Aura）以及《阿特米奥·克鲁斯之死》（The Death of Artemio Cruz）——20世纪最伟大的墨西哥小说之一，也许是关于墨西哥革命的小说中最伟大的作品；他在哈瓦那完成这部作品，在那里，他以古巴新的角度观察自己国家凋落的革命过程。无疑，当时三十五岁的卡洛斯·富恩特斯是墨西哥最重要的年轻作家，也是国际上的新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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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19271 两人有这么多共同的兴趣和才能，很快发展出亲密以及互利的关系。当然，加西亚·马尔克斯所得到的益处是无限的。富恩特斯不只在事业发展上领先他许多年，而且是居于母国的墨西哥人，在先前的十年间，他和世界上诸多领域许多重要的知识分子之间发展出非凡的人际关系，这也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所渴望加入的。富恩特斯可以带他进入许多其他拉丁美洲作家几乎不得其门而入之处，他在知识上的慷慨也无人能及。除此之外，富恩特斯的拉丁美洲意识比加西亚·马尔克斯还要成熟，因此得以带领和培养这位仍然生涩、不稳定的哥伦比亚人，在广阔的拉丁美洲文学戏剧界里担任要角；比起其他人，富恩特斯可以预见这样的角色，也比其他人更深切地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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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19273 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富恩特斯开始与洛卜多·贾瓦尔登一起投入《黄金斗鸡》的剧本工作。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声称自己和富恩特斯花了漫长的五个月和导演争论剧本内容，却毫无进展。最后，电影在1964年6月17日和7月24日之间拍摄，内景地点是著名的丘鲁布斯科片厂，外景则选在克雷塔罗，由明星伊格纳希欧·洛佩斯·塔尔索和露恰·薇雅主演。这部90分钟的电影在1964年12月18日首映时，无论在票房收入和评论上都彻底失败。鲁尔福的作品是充满仪式、含蓄的神话，充满想象空间与暗示性，但一点儿也不明确，没有什么比这更难改编登上大银幕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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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19275 虽然两人都坚持继续这个类型，特别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他说这是“释放我的鬼魅的安全阀”——对于电影工作，两人都没法完全适应[38]。不过，也不难看出他们为什么坚持下去：当时的文学界无钱可赚，至少看起来是如此；而电影可以直接对广大的拉丁美洲群众意识做出诉求。况且，在20世纪60年代墨西哥这般相对压抑的社会里，电影对性别和裸露提供崭新的观点，使用美丽的女演员、年轻外向的前卫导演，以鲜少而特许的管道一窥光鲜与文化的未来。不幸的是，20世纪60年代也鼓励热烈而空洞的无稽之谈，尤其是在墨西哥。当时，熟知潮流、跟上流行、“搞清楚状况”，或者更好的，让“时尚”也成为必要，就连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富恩特斯都发现自己受到这些文化标记及其公关机器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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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19277 7月，他向普利尼奥·门多萨承认，对阿莱霍·卡彭铁尔最近的小说《光明世纪》的推崇开始让自己思索热带以及文学巴洛克风格之间的关系——此举无疑是追随富恩特斯。他提醒普利尼奥前一年欧洲一些翻译作品的成功：《光明世纪》、富恩特斯的《阿特米奥·克鲁斯之死》、胡里奥·科塔萨尔的《跳房子》以及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城市与狗》等，这名单包括当时尚未得知为“文学爆炸”的前三部小说。[39]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第四本，也是最有名的一本，会是由自己所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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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19279 如今，贾布和梅塞德斯有机会搬到适合他们的新家[40]，他告诉普利尼奥“是栋好房子，有院子、书房、客房、电话，满足了所有布尔乔亚生活所需要的舒适感，坐落在一个非常传统而安静的区域，满是有名的寡头政治支持者”。这点有些夸张，的确，这房子距离这个地区很近，但中间隔了一条大马路，不过无疑仍是一座令人愉快、安静、舒服的房子。他终于有了自己的书房，“满是纸张的洞穴”。房子里只有零星的家具，但比这家人之前住过的地方都还要宽敞，虽然身无长物，但总是充满音乐，尤其是巴托尔克以及披头士的音乐。[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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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19281 然而，在这一阵阵的社交旋涡之中，冒充波希米亚人之后，即使有了新得的安全感以及尊敬，加西亚·马尔克斯却越来越不快乐。他这个时期的照片非常惨不忍睹：浑身散发出紧张和压力，有人说看见他在派对上差点挥拳。他当时写的是自己一点儿也不在乎的东西，除了偶尔写写《族长的秋天》，但又觉得毫无进展。他是个小布尔乔亚剧作家，也是个广告人。胡里奥·科塔萨尔和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这些成功的作家并没有革命的经历，却被古巴革命猛献殷勤，他自己则被冷落一旁。艾米尔·罗德里格兹·蒙内卡尔是深具影响力的乌拉圭文学评论家。后来不仅是对于富恩特斯和加西亚·马尔克斯，还有逐渐扩大的“文学爆炸”中许多作家，都为其在宣传方面扮演主要的角色。他于1964年1月访问墨西哥，在墨西哥学院教书，非常担忧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心理状态：“受尽折磨的灵魂，栖息于最惨烈的地狱中： 文学的贫乏。如果和他谈到早期的作品，或是赞美（例如）《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是用西班牙宗教法庭里最敏锐的刑具折磨他。”[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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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19283 他硬撑着。1964年年底，他重写了第一个原著剧本《牛仔》，原本由何塞·路易斯·冈萨雷斯·雷翁所拍摄，如今由二十二岁的奥图罗·利普斯坦执导，重新命名为“大限难逃”（Tiempo de morir）[43]。如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许多作品，这部作品的源头来自一个影像、一个记忆，来自一桩过去经历过的事件。他曾经回到哥伦比亚的公寓找到以前的门房，曾经是杀手的他在织着毛线。[44]在剧本里，一名男子因为被挑衅进而杀人，坐了十八年的牢，虽然死者的儿子发誓要杀了他，他仍然回到家乡，他也开始织毛线。小儿子改变心意，但其他儿子不断挑衅老人——历史重演——直到最后，带有讽刺意味的是，主角开枪杀了大儿子，而小儿子在主角没有抵抗的情形下把他杀死了。这显然是重写他外公在巴兰卡斯的经历，他当时也是被一名年轻男子挑衅，只不过，尼古拉斯·马尔克斯开枪杀了他的对手，他只入狱一年而不是十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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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19285 加西亚·马尔克斯完成剧本的几个星期后，这部电影于1965年7月7日到10日之间在丘鲁布斯科和帕兹跨罗拍摄，由豪尔斯·马丁内斯·欧尤斯、马尔嘉·洛佩斯以及安立奎·罗恰主演，卡洛斯·富恩特斯改编对白，摄影工作则由伟大的亚历克斯·菲利普斯负责，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朋友维森德·罗侯负责字幕。电影长达九十分钟，1966年8月11日于墨西哥城的综艺电影院首映。再一次地，加西亚·马尔克斯所参与的电影被公认失败，虽然年轻导演生涩的电影拍摄天分也显而易见，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利普斯坦互相责怪对方。加西亚·马尔克斯所投入的是他参与电影拍摄时典型会出现的优缺点：他的情节完美得足以媲美古希腊诗人索福克勒斯，对话对电影而言则说教意味太浓。加西亚·马尔克斯以幻灭的清醒看到，对他而言，就算没有人读，但写剧本没有写文学故事来得有成就感：首先，写剧本和为大众阅读而写完全不同；其次，写剧本不可避免地失去自己的独立性、政治和道德的完整性，甚至自我认同，因为到最后，制片和导演不可避免地仅仅把自己视为达到目的的工具，一个商品而已。[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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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19287 即使如此，在许多方面，这个终极幻灭的新年代开始之时，几乎也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电影界最具历史性的时刻，1964年10月下旬，朋友中许多墨西哥的著名人物参与拍摄他的故事《咱们镇上没有小偷》。这个故事描述某镇上一个游手好闲的人决定在当地的撞球间卖象牙撞球赚钱，结果却为自己、他长久受苦的妻子以及他们的新生儿带来灾难。[46]电影在墨西哥城和库奥特拉拍摄，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也参与剪辑，并扮演村外电影院的收票员；他在这样的情形下总是觉得难为情，因此表演上格外受到拘束。路易斯·布纽尔扮演神父的角色，胡安·鲁尔福、阿贝尔·奎萨达、卡洛斯·蒙希维斯饰演玩儿骨牌的人，路易斯·维森饰演撞球间老板，何塞·路易斯·库耶瓦斯和艾米里欧·加西亚·里耶拉饰演打撞球的人，马莉亚·路易莎·门多萨饰演餐馆歌手，画家丽欧诺拉·卡林顿则饰演穿着丧服上教堂的人；主演的是胡立安·帕斯托、罗希欧·萨卡翁以及葛拉谢拉·安立奎兹。《咱们镇上没有小偷》长九十分钟，于1965年9月9日首映，显然是那个年代较优秀的电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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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19289 虽然有以上及其他的发展，就在他开始在这一行完全地安稳下来，终于开始好好赚钱之时，电影却开始对加西亚·马尔克斯失去魅力。这就是重点吗？只要他愿意，他可以看见自己继续在墨西哥电影业工作，拥有差强人意的成功。然而，他也开始意识到这并不是自己的天分之所在，写剧本所带来的成就与满足感有限，而且无论如何，剧作从来都不能完全控制自己的命运。他再次觉得受困。而且，拉丁美洲文学的世界改变得很快，讽刺的是，甚至变得比电影还要更加光鲜亮丽。差不多就在此时，随着电影对他丧失吸引力，他开始认为电影就是他和文学之间问题的一部分。这并不是因为他为不同的媒介写文稿，虽然的确是如此。真正的问题在于许多年前，电影占据了他对于小说的构思方式，他需要回到自己的文学根源。许多年后再回头看，他回忆道：“我一直认为，借由惊人的视觉力量，电影是最佳的表达工具。我在《百年孤独》之前所有的作品都受到这个不确定感牵制。有过度的欲望想提供角色、布景、对话和行动当时最细枝末节的视觉效果，沉迷于指出镜头观点以及架构。不过，真正在电影业工作过之后，我不只了解到可以做到的，还有做不到的。我看到影像超越其他叙事元素的力量当然是优点，但也是一种限制，这对我而言是惊人的发现，因为只有在那时我才开始意识到，小说本身的可能性是无限的这个事实。”[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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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19291 1965年，玛雅考古遗迹奇琴伊察有一场盛大的知识分子座谈会。卡洛斯·富恩特斯、何塞·路易斯·库耶维斯以及威廉·史泰龙都有出席，这是一场真正喧闹的聚会，原本广为宣传的知识似乎被各式各样的喧闹抢尽风头。当然，当时没有人想到要邀请在国际上尚未出名的加西亚·马尔克斯，而加西亚·马尔克斯也没有想到要出现在这样的场合。不过，这些参与的人经由墨西哥城前往各自的目的地时，富恩特斯在他家安排了一场盛大的、如今已成为传奇的派对。加西亚·马尔克斯前往做客，遇见了智利小说家何塞·多诺索，他推崇《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并记得加西亚·马尔克斯是个“丧气、忧郁的人，饱受写作瓶颈的折磨，如同埃内斯托·萨巴托、胡安·鲁尔福……威廉·史泰龙遇见永恒的瓶颈一般的传奇”。[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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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19293 派对结束之后，后来证明两位来客的拜访对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到文学以及生活上的彻底改变有着重大的影响。6月，利普斯坦正在帕兹跨罗和米乔肯拍摄《大限难逃》，一位年轻的智利裔美国人路易斯·哈尔斯拜访加西亚·马尔克斯，他们1961年曾在纽约联合国大楼短暂地碰过面，哈尔斯现在正在准备一本书，对过去两个世代拉丁美洲重要的小说家进行评论性质的采访，以回应后来称为“文学爆炸”的风靡现象。[49]他原本计划采访九位作家，包括经过严格挑选但仍众口一致的选择：来自上一个世代的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豪尔斯·路易斯·博尔赫斯、阿莱霍·卡彭铁尔、裘安·吉马连斯·罗萨、胡安·卡洛斯·欧内堤，以及胡安·鲁尔福；和来自“文学爆炸”世代的胡里奥·科塔萨尔、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以及卡洛斯·富恩特斯。不过，加西亚·马尔克斯是其中独特的例外，可想而知，当然是由富恩特斯所推荐。[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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