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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加西亚·马尔克斯来到巴塞罗那是为了工作，他与梅塞德斯很快地为自己的社交生活设限。他们搬了几次家，都选在“对角线大道”北边舒服但不时髦的葛拉西亚和萨里亚区，最后终于在卡邦纳塔街上一排新建筑里一间安静、小巧的公寓安定下来，还是在萨里亚区。来访的宾客讶于他们家清新的装潢风格——以墨西哥式的白墙为基调，每个房间不同颜色的家具——这也成为他们从此之后所有住所最显著的风格。这个令人愉快的地区意外地使人联想到他们在墨西哥那自然、方便、近乎郊区的地带。他们在此住到离开这加泰罗尼亚首府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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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决定把罗德里戈和贡萨罗送往当地的英国学校肯辛顿学院就读。校长保罗·盖尔斯来自约克郡，曾在剑桥攻读法律。他和加西亚·巴尔查夫妇有共同点：在巴塞罗那办学之前，他也曾住在墨西哥。身为学生中最有名气的家长，加西亚·马尔克斯爱嘲讽人的个性让盖尔斯这位典型的英国人不太欣赏：“我没有很注意到他，他当时也不是那么有名。他很好相处，但有点爱挑衅，我猜他对英国人有点反感。但为什么要反对别人的文化呢？我的意思是，为什么要在别人的薄酒莱葡萄酒里倒啤酒？……你认为加西亚·马尔克斯有大家说的那么好吗？什么？媲美塞万提斯？我的老天，是谁说的？我猜是他自己说的。”[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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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罗那最知名的两位编辑是可畏的卡门·巴尔塞斯以及巴拉尔出版社创办人之一卡洛斯·巴拉尔。尽管巴拉尔对拉丁美洲文学风潮的宣传不遗余力，加西亚·马尔克斯与巴拉尔的关系那时已经注定不顺利。据说，他在1966年“错过”或“丧失”（西班牙文是同一个字）出版《百年孤独》的机会，如果谣传为真，那么，这是西班牙出版史上最严重的判断错误。相对地，巴尔塞斯无疑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巴塞罗那最重要的合作对象，也是继路易莎·圣蒂雅嘉与梅塞德斯之后，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位女性。20世纪60年代初期，她原本为巴拉尔谈作家合约，后来自立门户。“一开始我什么都不懂，走到哪里都碰到势利眼和漂亮女孩，跟他们比起来我就像个土包子。当然，后来我成功了，最早的客户是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和路易斯·戈伊狄索洛，但贾布却是那个为我冒险的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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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梅塞德斯为他掌管家务（他告诉记者，“她给我零用钱买零食，就像对待儿子一样”）[11]，卡门为他打理事业与工作上的杂务，她一开始即欣然接受，后来则全心投入；如此一来，加西亚·马尔克斯得以掌控他的名声，专心写下一本书。他很快地了解到世界唾手可得；他打电话的坏习惯达到无法想象的境地，他可以每天随时打电话到任何一个战略据点——哥伦比亚、墨西哥、古巴、委内瑞拉、西班牙、法国——与世界各地联系。在事业上，他不需要追求任何机会，不需要积极追求，也不用汲汲营营；通过卡门，世界主动走向他。尽管他需要一点儿时间调适，但他终究会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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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调适过程的一部分存在于解释（特别是对他自己）已经神化但成为“死狮”般的《百年孤独》，和他进行中的新作《族长的秋天》之间的关系。就算没有再写其他的书，《百年孤独》已使他永垂不朽，但他已经不想再讨论这本书；他希望专注在新书上。因此，他开始告诉记者自己已经厌倦《百年孤独》——就像他已经厌倦记者的蠢问题一样——最可怕的是，他说《百年孤独》是非常“肤浅”的作品，之所以成功只是因为作者的“把戏”。[12]简而言之，他表达的似乎是自己并不是魔术师，只是一个很会变戏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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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某种层面而言，他显然没错：《百年孤独》的确充满了“把戏”；不只是读者喜爱的那种《天方夜谭》式的把戏（为梅尔基亚德斯的某些主题与铺陈写下伏笔），还有努力得来的现代主义写作技巧，让这位作者远离对《家》 的专注，因而得以消弭所有终生的执着于无形——人生的执着与文学上的执着。[13]然而在此一面的背后，无疑有更多层面的失望，甚至怨怼。如今，仿佛这本书夺走了他心目中的那个家、那个过去。他再也无法回到过去，但他不一定想了解到这一点。[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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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让他不想再讨论《百年孤独》的原因是成名之后随之而来的压力、责任，与来自他人的期望。[15]对此，他觉得很矛盾，有时甚至有些虚伪，但毫无疑问地，从一开始，他——很大一部分的他——就发自内心为其哀悼、悲伤。如同他的前人一般，他希望享有荣耀，却不愿意付出代价。因此，这本书虽然把他从过去的折磨中释放出来，却注定赋予他一个复杂的未来。他余生的故事有一部分便是如他现今这般得享名声之人，必须学习如何与此名声共处，满足期望与责任，并再度地克服（这次的对象是名声与成功本身），持续地以每一本新作得到荣耀。[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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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看来，《百年孤独》显然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人生的分水岭： “马孔多”的结束（他之前未被同化的世界），以及“马孔多”的开始（如今已经成功地写出其描绘之作，放诸脑后）；默默无名与隐姓埋名时期的结束，他“权力”的开始（如同《族长的秋天》其中所言）；他现代主义时期的结束，后现代主义时期的开始。更宏观地来看，《百年孤独》这部作品也是20世纪拉丁美洲文学的分水岭，毋庸置疑是拉丁美洲唯一一部登上世界历史殿堂，堪称世界典范的小说。更长远地来看，虽然不见得是事实，但这本小说是轰动世界事件的一部分，以第三世界后殖民时期的到来以及站上世界舞台的文学标记所有“现代性”的结束（古巴与卡斯特罗的重要性亦如是）；我们可以说，这个时期从拉伯雷开始（以讽刺中古世纪的世界观向其告别），以塞万提斯的作品作为实证；《尤利西斯》宣告其结束，我们可以主张《百年孤独》 亦是其结束的证明，[17]但认知到其历史地位的重要性这个想法，即使只是表示其可能性，并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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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4月及5月，这家人首度离开西班牙前往巴黎和意大利，吉安贾科莫·费尔特利奈里在此出版第一本外文翻译版的《百年孤独》。费尔特利奈里出版书的方式总是很“盛大”。媒体把文学作家当成名人报道。虽然费尔特利奈里把这本书介绍为“新的《堂吉诃德》”，加西亚·马尔克斯忠于自己，拒绝为这本书的发行上市做宣传。他坚持认为出版商剥削作家，认为他们应该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既然编辑没有帮我写书，我为何要帮他们卖书？”[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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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5月，一场近乎革命的事件在巴黎发生时，这场欧洲之旅已近尾声。加西亚·马尔克斯完全没有提起这个历史性的重大事件，但卡洛斯·富恩特斯与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匆忙赶到巴黎参与，富恩特斯还写了一篇著名的目击报道《巴黎：五月革命》，分析这场失败的暴动。[19]当然，虽然加西亚·马尔克斯对这起事件的结果感到失望，但他本来就对这个国家及其文化抱持非常根本的保留态度，因此，对于法国布尔乔亚阶级，甚至年轻学子转变这一切的能力有所存疑。无论如何，他还是专注于拉丁美洲的情势发展。不过，他也决定夏天再回到巴黎，结束时他告诉普利尼奥·门多萨自己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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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之于我，就像拔起插在脚上的一根木刺……把我和法国人联系起来的最后一根绳子已经断了。法国人那种精准、神奇的能力已经老化了，但他们却不知道……我们到达巴黎时，五月暴动过后毁损的道路还没修好，法国人已经被那些暴动吓坏了：出租车司机、面包师傅、杂货店老板，他们对这场抗争的评论了无新意，将大量的自圆其说灌输给我们，让我们觉得那场暴动似乎只有言语上的冲突。实在太令人愤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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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命运如同斗牛士一般，却不知如何面对。为了检查《百年孤独》的翻译，我必须躲到塔奇雅的公寓里，她现在是位成功的女士，先生会说七国语言而且不带口音，我们第一次见面，她就与梅塞德斯成为好朋友，主要是基于两人可以联合对付我的感情。[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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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真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又见到了塔奇雅。她与查尔斯·罗索夫住在一起好几年，罗索夫是位法国工程师，出生于1914年，父母在1905年起义失败后离开苏俄。他的父亲于1917年回到苏俄参加革命，列宁死后他心灰意冷，又于1924年离开。认识罗索夫之前，塔奇雅有几段短暂的缘分，但没有认真的对象——尽管布拉斯·奥特罗找到巴黎来再度追求她，希望旧情复燃。讽刺的是，1960年，她是通过布拉斯才认识了这位后来结婚的对象。但如今1968年，加西亚·马尔克斯重新回到她的生活里。“大家在我们巴黎的公寓见面，我非常紧张。我们异常地有礼貌，讲一些无伤大雅的话，其实却充满了张力，相当诡异，也非常困难。但我们都演得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装作若无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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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1日，加西亚·马尔克斯仍在巴黎，苏联军队进军捷克斯洛伐克，摧毁社会主义改革运动，亦即由新当选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亚历山大·杜布切克所领导的“布拉格之春”运动。对加西亚·马尔克斯而言，捷克斯洛伐克比巴黎的暴动更重要，因为前者似乎显示苏联的共产主义无法进化。他告诉普利尼奥·门多萨：“我的世界已经崩毁，但我现在认为这样子比较好；清楚地证明我们其实夹在两个同样残酷、同样贪婪的帝国主义之间，其实在良心上是一种解放……一群法国作家写了一封信给菲德尔，刊登于法国的《观察家报》，表示他支持认为苏联入侵是‘古巴革命第一个严重的错误’。他们希望我们签名支持，但我们的回复非常清楚：那是我们自己的事，我们自己处理。但其实我不认为很容易处理。”[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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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1968年是近代史上最动荡不安的一年。1月，哥伦比亚与苏联恢复睽违二十年的外交关系；8月，教皇保罗六世首度以教皇身份访问拉丁美洲时，也访问了哥伦比亚（《格兰德大妈的葬礼》已预言了此类访问）。4月，马丁·路德·金于孟菲斯遭到暗杀，6月，鲍勃·肯尼迪在洛杉矶遇刺，同一个月安迪·沃霍尔于纽约遭到枪击；芝加哥警方在8月民主党大会中与抗议群众发生激烈冲突，11月，理查德·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当然，还包括5月法国学生在巴黎的暴动，当时大部分的劳工阶级选择袖手旁观；苏联进军捷克斯洛伐克则有古巴支持；10月初，就在第三世界首度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前夕，墨西哥军方在墨西哥城的特拉特罗克广场血腥镇压数百名手无寸铁的抗议者。虽然身处真正的极权统治之下，这段时间，加西亚·马尔克斯都把自己关在巴塞罗那创作他纸上的“独裁者”。[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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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在西班牙，加西亚·马尔克斯一点儿都不关心这个国家的政治，许多人甚至认为他对政治产生“政治冷感”。他在巴塞罗那的这段时间里，总共发生两次具体反对佛朗哥政权的静坐抗议，他的许多朋友都参与其中，包括巴尔加斯·略萨以及“神圣左派”差不多每一个主要成员，但马尔克斯却缺席。三十年后，贝阿翠丝·莫拉告诉我：“那段时间，贾布的确对政治漠不关心，他强调‘政治冷感’。他从来不提政治，旁人根本无从得知他的政治意见。当时，参与政治是社交礼仪的一环，贾布却不涉身其中。”[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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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政治冷感”，小说家胡安·马塞有颇为不同的回忆。1968年夏末，马塞受邀担任第四届古巴作家与艺术家协会竞赛文学奖颁奖典礼的外国评审之一。主办单位得知诗人奖得主是据称反革命诗人的艾贝托·帕迪拉，戏剧奖得主是同志剧作家安东·阿鲁法特时，危机马上爆发。马塞告诉我：“评审把奖项给帕迪拉是因为他的作品最优秀，主办单位却持相反意见，当然，消息很快从上面传出来。虽然后来证明帕迪拉的确是个内奸，一个扭曲、疯狂的家伙，但就算他们当时知道，也不会改变决定，认为他的书是最好的，就是如此。总之，我回到巴塞罗那，卡门帮我办了一个派对，我说出事情经过。一切都还历历在目，贾布的脖子上围着一条红色围巾，我在解释事情发生的经过时，他在我身边走来走去，极为愤怒，对我非常生气。他骂我是个白痴，一点儿都不懂文学，更遑论政治。政治永远最重要，就算他们把我们这些作家吊死也无所谓。帕迪拉是个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的混蛋，我们不该把奖颁给他。这真是一次奇特的经历，他并没有真的痛骂我，但清楚地表达我们在知识上、道德上的立场南辕北辙。后来我们还是朋友，但我觉得一切已经不复从前，尤其是对他而言。”[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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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塞当时不知道的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已经意识到那个问题的严重性，私下针对帕迪拉一事直接向卡斯特罗表达支持之意。9月中旬，他延长另一次造访巴黎的时间，安排和胡里奥·科塔萨尔见面，他们一直有联系，但始终没有见过面。科塔萨尔刚与第一任妻子奥萝拉·贝纳德兹分居，写了一封非常沮丧的信给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帕可·波鲁瓦。信中提到唯一的好事是与加西亚·马尔克斯见面：“我想让你知道，我见到加夫列尔了，他为了见我多待了两天，他跟梅塞德斯都很棒，与这样的朋友见面，友谊就像泉水般涌出。”[25]他们讨论了古巴的现状——正好非常恰当，因为他们后来是支持革命的死忠派，因而与其他朋友产生了距离：巴尔加斯·略萨、多诺索、卡布列拉·因凡特、哥蒂索罗，甚至富恩特斯。加西亚·马尔克斯声称，是他提议私下共同写信给卡斯特罗，但科塔萨尔却说这个想法是他提出的。大体上的意见就是私下向卡斯特罗求情，不要惩罚帕迪拉，含蓄地表示他们会以沉默回报。他们没有收到回音，但本来遭到“美洲之家”解雇的帕迪拉又复职。1971年，这整起事件再度爆发，但巴尔加斯·略萨、胡安·哥蒂索罗和普利尼奥·门多萨等人已经在1968年就不再支持古巴，一切不复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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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8日，加西亚·马尔克斯启程远征布拉格一星期，同行的有他的新朋友胡里奥·科塔萨尔、他的新伴侣乌格内·卡尔维利斯——她是一位来自立陶宛的作家与翻译，为巴黎最重要的出版社伽里玛尔工作。再加上卡洛斯·富恩特斯。他们急于想知道刚被占领的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发生了什么事，也希望和小说家米兰·昆德拉讨论这场危机。[26]根据卡洛斯·富恩特斯的说法，“昆德拉要我们在河岸边的一家桑拿店碰面，告诉我们布拉格发生了什么事，显然那是少数隔墙无耳的地方……冰上有一个巨大的洞，邀请我们将不安沉浸于其中，再度启动血液循环。米兰·昆德拉轻轻地把我们推进这‘万劫不复’之中。于是一身青紫如兰花的我们，来自巴兰基亚的男子、我自己、来自维拉克鲁兹的男子，浸没在那对于我们热带本质如此陌生的冰水里”。[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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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这些冒险，这段时期加西亚·马尔克斯主要的形象是个孤独的英雄，一个丧失了灵感却死守写作的作家，每天在空荡荡的豪宅里游荡（但他住的是小公寓），好像小说版的电影《公民凯恩》一般；又或者如海明威老爹一样，只是文学子弹里装的是空包弹，而非实弹。创作《族长的秋天》时，他不像写《百年孤独》时那样每天关在家里。虽然拉丁美洲的报纸时不时就以可笑的角度重复报道他个人的磨难，然而，他的苦闷却是真切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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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阵子之后，每星期有几天他开始在傍晚五点到七点之间前往卡门·巴尔塞斯的办公室，表面上是要把《族长的秋天》最新的段落交给她保管——卡门·巴尔塞斯从1969年4月1日开始收到这本书有分量的章节，直到1974年的8月底，每一章都附有“不准阅读”的严格指示。实际上，加西亚·马尔克斯是要无限制地使用她的电话，以安排他所有的商业交易与秘密活动；如此一来就不用在家处理，也省得梅塞德斯知道那些会让她不开心的事，包括接下来的几年间选择把自己的财富一大笔一大笔地捐出去，以及日后让他涉入越来越深的政治活动。除此之外，巴尔塞斯越来越像他的姐妹，一个他可以倾诉一切，得到深深关爱、且会牺牲的姐妹。“他来巴塞罗那一阵子之后，”她告诉我，“他会走进来说：‘快点准备，我有工作要给超人。’他说的是我，我后来就一直当他的超人。”[28]（不过，她后来把这些事拿来当笑话讲。多年后，马尔克斯在电话里问她：“卡门，你爱我吗？”她回答： “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你占有我们总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六点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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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两个儿子都长大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说，原以为父母与子女之间互动关系千古不变，却在60年代产生巨大的转变；懂得变通的父母维持年轻，一成不变的父母看起来年迈许多。罗德里戈如今是好莱坞的知名电影人，他告诉我：“我记忆最深刻的是，尽管我们的社交生活非常精彩，但真正永远重要的就是我们全家四个人。全世界就是我们四个人。我们是支撑车轮上的四根轮辐，不是五个。因此，我弟弟几年前有了小孩儿之后，我觉得很受伤，我就是无法接受那第五根轮辐，我都已经离家好几年，还是有这样的感觉。”[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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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说道：“我们两兄弟都是吃母乳长大，母乳有许多好处。有些事你必须要知道，一是友谊的重要性，对别人以及他们的生活感到好奇是很重要的一件事，那也是我父亲的秘方。你必须了解其他人的生活、他们在忙些什么，互相分享你们的经验。我们两个被教导完全没有偏见，但有些特殊情况除外——首先，拉丁美洲人是全世界最棒的人。他们也许不是最聪明也不是最强壮的，但他们就是世界上最棒的人，最有人道胸怀，最慷慨大方。另一方面，如果出了什么问题，你一定要知道那都是政府的错，有什么问题都是政府的错。但如果不是政府的问题，那就是美国的错。我发现父亲热爱美国，对美国的成就非常推崇，对某些美国人非常有好感，但随着我们长大，世界上发生什么坏事好像都可以怪罪到美国头上。回想起来，那真的是非常人性化、政治正确的教养方式。尽管我接受卡米洛·托雷斯的施洗，但我们从来没有接受宗教教育。宗教很坏，政治很坏，警察跟军队都很坏。”[30]“当然，还有其他重要的事。‘认真’是我们一再听到的字。举例来说，我的父母非常重视教养的培养。要替女士开门、嘴里有东西的时候不能说话。我们家人坚持做事认真、有教养、准时。而且，你成绩要好，就是不能功课差。但你也要会玩儿，知道怎么玩儿、什么时候玩儿；玩儿甚至成为‘认真’ 的一部分。但如果玩儿过头我们会受到处罚。世界上只有两件事值得尊敬： 服务人群——如医生或老师或其他类似的职业，最了不起的是当个艺术创作者。我们都被洗脑，认为名气一点儿都不重要，他总是说不需要‘认真’看待名气。一个烂作家可能很有名，更确切地说，名气也可能很值得怀疑。他以他的朋友阿尔瓦罗·穆蒂斯和泰托·蒙蒂罗梭为例，他们都是很棒的作家，但没人听过他们的名字。但另一方面，我们两兄弟却很喜欢父亲在街上被认出来。”[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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